請與博源基金會保持距離

何雪飛

一、秦曉事件的歷史背景

招商局集團兼招商銀行董事長秦曉（剛卸任）因為高調地力挺美式普世價值、力批中國模式，而引起世人的廣泛關注。招商局集團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亦被列為香港四大中資企業之一。一般的央企負責人大多對媒體避之不及，即便是在媒體曝光也常常只是談論企業經營、經濟管理之類的話題。而那些私人資本寡頭更是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政治話題，比如在房地產領域萬眾矚目的王石、潘石屹等人，雖然他們出身民運且價值取向屬於極端親美反共的極右勢力，但是都不敢在主流媒體上公開談論政治。哪怕是膽子最大的大嘴任志強也僅僅是止步於鼓吹高房價、鼓動消滅國企等經濟話題，絲毫不敢越雷池一步。 造成這種局面，歸根結底在於，八十年代末動亂之後，中國共產黨內一直在爭論，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及引發的社會動亂，究竟有沒有經濟層面的根源。當時共產黨所面臨的問題是，如果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社會動亂的根源，那麼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然需深入到經濟層面去糾正錯誤的改革。如果經濟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導致出現了大批掌握巨額財富的資本家階層，而這些資本家明確選擇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個人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社會）並試圖影響改革、擺脫共產黨的領導，那麼按照鄧小平的話，叫做真正出現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改革開放就失敗了。 可以說，黨內右翼資本主義改革派（資改派）推動改革的典型手段就是張維迎06年在新西山會議上總結的“打左燈，向右拐”。為了配合這種戰略，資本家們必須裝出一幅大體服從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姿態，表明他們擁護特色社會主義，表明他們本身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而不是一個有自己獨立意識形態和政治綱領的階級。因此，在過去的20多年裡，我們只看到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喋喋不休地宣傳自由主義、美化美國、妖魔化毛澤東；而黨內高層的資改派則採用暗示的方式標示自己信仰自由主義，但公開場合卻不得不仍然高舉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而那些新生的資本家們更不敢在公共媒體上對敏感的政治話題指手畫腳。 從表面上看，在中國的所謂企業家群體中，可能唯一的例外就是秦曉。央企負責人中，大部分是政治糊塗蟲，雖然有不少人信仰自由主義，但秦曉卻是唯一敢於公開亮相的異數。作為一個央企的負責人，作為一個掌控大量資本資源和權力資源的權貴精英，不僅到處大談國企徹底私有化，甚至敢於大力鼓動普世價值、批判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秦曉的出現，並不是他個人的心血來潮。這幾乎是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的歷史必然。可以說，秦曉的出現是一個信號：這個信號說明黨內右翼勢力已經拋棄了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徹底撕下了偽裝；這個信號宣告新生的資產階級已經正式誕生，並登上歷史舞台，這個階級已經明確地選擇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即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他們除了掌控了巨額社會財富、控制了大量主流媒體（南方系）外，甚至可以說擁有了自己的隱形組織；這個信號預示着新生的資產階級將把自己的巨額財富投入到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的一場顏色革命中。

二、博源基金會—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已經徹底與權力和資本相勾結

秦曉2010年7月在清華的演講《秉承普世價值 開創中國道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是一篇老生常談的陳腐不堪的自由派言論。看看秦曉的發言，如果是說在80年代，似乎還有點新鮮。但是秦曉的演講及相關論文著作卻是發表在2010年，除了網民們早已膩煩的幾段自由主義教條外，幾乎啥都沒說。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王震等如果在世，肯定拍案而起，斥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陳詞濫調。看看秦曉的言論： 【當今的中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社會轉型。我們所講的社會轉型不是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建設”、“國強民富”、“大國崛起”，而是現代性社會的構建。現代性社會是相對於傳統社會而言的，它的主要標誌是以“啟蒙價值”，即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為價值支撐的，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為制度框架的民族國家。……“中國模式論”所宣揚的是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支撐的經濟發展路徑、政治權力結構和社會治理方式。它從一開始的“特殊論”正在走向“取代論”。“特殊論”是以特殊性消解普遍性。特殊和普遍本是相互依存的，沒有普遍性何來特殊性。而“取代論”則宣稱“中國價值”可以取代“啟蒙價值”。“特殊論”和“取代論”試圖用現代化、穩定、國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現代性、自由、個人權利、民主、理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核心和基礎，我認為是不可取的。】 秦曉似乎特別樂於被別人稱作學者型企業家。可是，翻遍秦曉的著作，幾乎找不到絲毫有價值的思想創建，他的文章和發言也大多迴避中國當下的經濟社會實質性問題（如貧富兩極分化、外資泛濫經濟安全問題突出、國資流失、信仰缺失導致政治腐敗等），僅有的就是80年代就開始流行的自由主義那些抽象而空洞的口號，即所謂“個人權利”“自由”“啟蒙”等價值理念，以及鼓吹中國應該轉型為在這些價值基礎上建立的所謂私有制市場經濟、法治社會的民族國家——總而言之，就是中國應該全盤西化，走美國式道路。 在當今的中國，任何一個自由派學者說這番話不會引起任何的反應，因為這些東西隨便哪個自由主義地痞流氓阿貓阿狗喵喵汪汪幾句，都能比秦曉的發言更有學術水平。然而秦曉則不同，就像寓言《皇帝的新裝》裡的皇帝一樣，秦曉必然引起萬眾的矚目。一則，一個沒穿衣服的人（發言水平低下，空洞無物），卻如此自戀，張牙舞爪，倒也十分滑稽可笑。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必定是皇帝。中國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論戰多年，幾乎一直停留在知識分子、學術刊物、大眾媒體等民間範圍。而秦曉此次發言之所以萬眾矚目，不在於秦曉的發言多麼精彩，而在於秦曉背後站着中國最強大的兩支力量，一曰掠奪性資本，一曰腐敗性權力。秦曉近期的一系列表態，儘管是毫無新意，但卻旗幟鮮明地扛起了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大旗。人們關注秦曉的發言，並不是去關注秦曉說了什麼，而是把秦曉的表態當做一個事件。儘管人們都知道南方系自由派文人已經徹底壟斷了中國的平面媒體和互聯網門戶網站，儘管人們知道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幾乎都一邊倒的有利於國內外的大小資本家權貴去剝削中國的工農大眾，但是中國的執政黨和中國的憲法黨章中卻仍然將社會主義、公有制、工農聯盟、人民民主、為人民服務、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符號當做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儘管左右派的人們都已經從個別高層權貴某些模稜兩可的發言中認定他們是普世價值和自由主義的信徒，可這也從未得到確認。而秦曉的橫空出世則是一標誌性的事件——自由主義終於和中國最腐敗最邪惡的權力和資本肆無忌憚明目張胆地相互勾結起來了。幾乎已將工農大眾掠奪乾淨的權力和資本，終於開始公開拋棄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裝，直接扛起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大旗。陳永苗等激進的自由派草根文人之所以當初對秦曉的發言歡欣鼓舞，並興沖沖地去參加人家的盛宴（滑稽的是這些自由派草根被自由派權貴轟出門外），原因就在於這些自由派草根敏銳地發現了秦曉事件的深層含義。 博源基金會，這個秦曉最近全力以赴推出的經濟、政治、學術組織，可以看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已經徹底和中國最邪惡的資本和權力相勾結的具體實踐和典型標誌。博源基金會網站公開的自我介紹給人們想象它的真正內幕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博源基金會以推動學術及政策研究為目標，着眼於研究中國經濟、社會及國際關係領域內的中長期問題。博源基金會倡導多學科交流，通過疏理問題、建立框架和尋求共識來促進國內外學界，政府部門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間的對話。 博源基金會理事會由國際知名人士組成，其中包括中國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瑞銀投資銀行副主席何迪，全國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高西慶，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汪建熙，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集團主席、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瑞銀副主席、前歐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 Brittan）, 前瑞銀亞太地區主席譚信樂（Rory Tapner），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委員會成員、滙豐投資亞洲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主席史美倫（Laura Cha），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顧問委員會成員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陳小魯，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衣錫群，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總幹事王波明，前瑞銀投資銀行亞洲區主席賀利華（Rodney Ward），銀監會首席顧問、前香港證監會主席沈聯濤，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袁明，新世界中國實業專案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紀文鳳。 學術委員會成員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任周其仁，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觀濤，復旦大學新經濟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瑞銀全球新興市場研究部主管喬納森．安德遜（Jonathan Anderson），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 除了上述正式成員外，像馬立誠、張維迎、吳敬璉、李銳等臭名昭著的漢奸學者都是積極參加博源基金會學術活動的骨幹。這個基金會，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以國內官僚買辦資本和國際壟斷資本為後台，對中國高層政治、中國輿論有着強大影響力的隱形政治組織。可以說，博源基金會一出世，便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們網絡旗下。自由派知識分子們早已徹底墮落，今天他們集體跪在腐敗權力及罪惡的資本面前，甘當為之塗脂抹粉的乏走狗。張宏良對此評價說：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基金會，雖然這個基金會表面上叫基金會，其實完全是一個金融精英為主體的政黨雛形，囊括了中國金融領域幾乎所有頂級高官，其中有兩個中央銀行副行長，一個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兩個前證監會主席，兩個前證監會副主席，許多個中國國家級金融公司的董事長，許多個世界金融財團的董事長、主席，甚至連美國原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原歐盟副主席等都包括在內。這些基本掌控了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官僚大佬，還僅僅是一些公開露面的前台人物，其後台人物是何等驚天動地，就更是可想而知。】

    三、秦曉模式的本質1：掠奪全民的財產

    當然，掌握權力和資本的人不一定是人民的敵人。正如毛澤東們也曾掌握國家權力，而恩格斯本人當年也是有名的資本家。 自由主義傾向的阿克頓勳爵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歷史業已證明這句話只有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才是真正恰如其分的。因為人類有文明以來的歷史中，前資本主義社會中有大量的傳統宗教的信仰者曾掌握權力和資本，但不曾腐敗。而社會主義社會中更有無數共產主義信仰者曾掌握權力但也未腐敗。相反，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那些自由主義信仰者一旦掌握權力和資本，我們還找不到不腐敗的案例。因為無論是傳統宗教還是共產主義價值觀，其核心都是強調人應追求精神價值—人應該無私、集體主義、利他，儘管前者是愚昧的而後者是科學的。只有自由主義價值觀才將物質享受當做價值核心：所謂自由主義的核心不過是個人主義、個人利益、個人權利、自私有理、金錢崇拜等理念。總而言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哲學，就是教人腐敗、自私、自利的哲學，同時也當然是為這種腐敗和自私、自利辯護的哲學。我們斷定秦曉和他的博源基金會背後站着邪惡的權力和資本，當然是依據秦曉等人的所作所為。 2008年底，秦曉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談《我的改革開放30年》： 【《21世紀》：從李鴻章開始，招商局傳承的過程中，關鍵時期的掌舵人都有一種為中國的社會轉型，或者說為中國的現代性努力的情懷？秦曉：肯定會有的，洋務運動也是這樣產生的，是東西方文明的遭遇，是沒有準備的，遭遇之後觸發了很多的變革。無論是理念層面還是制度層面都會產生一系列變化。我們現在這個時期也是一個進入全球化，中國崛起的過程，肯定有這個成分在裡面，但是你如何把一個國家的利益，一個民族愛國主義的東西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去。如果一個企業的經營背離了很多基本的理念以及企業面臨的環境，或者背離了被時間證明了的一些核心的東西，而單純地去把愛國主義的旗幟舉得很高，這個企業也會偏離的，我認為擺在合適的位置就行了。】 秦曉的意思很明確，作為一個央企的負責人，招商局集團的董事長，他不會把“民族愛國主義”旗幟舉得太高，而是“把一個國家的利益，一個民族愛國主義的東西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上去”。試想，一個國有企業負責人如果公開地宣傳自己不把國家利益、愛國主義放在很高的位置，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央企的所有者是全民，秦曉作為與招商局的董事長的職責應該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秦曉那裡，竟然連國家利益、愛國主義都能棄之不顧，何談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為人民服務”？正如秦曉在清華的演講《秉承普世價值 開創中國道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中所宣誓的，秦曉選擇的意識形態是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反對的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毫無疑問，他更加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思想取向的背後往往是利益。秦曉們，這些新生的資本家們，之所謂選擇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作為他們的旗幟，不過是因為這種主義能更好地服務他們自身的利益。秦曉在他的清華演講中還談到： 【國有企業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遺產。在“發展主義政府”的指導思想下，政府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對經濟資源，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控制。這正是當前關於“收入分配不均”、“國進民退”爭議的背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有序地、公平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這是經濟發展的目的、社會進步的表現。】 並且，秦曉幾乎是抓住一切機會，宣傳其主張。2010年10月，秦曉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在《秦曉訪談錄 國企資產應分散給民眾》一文中，秦曉繼續鼓吹將國企徹底私有化的主張。有意思的是，秦曉跟記者談到：“有的人提醒我注意場合，不要那麼尖銳，我還特意把特別敏感尖銳的事藏起來不講了。”可以想象，秦曉的真實想法將是如何地驚天動地。 秦曉在清華演講中說：“發達國家經過資本社會化將原來少數寡頭控制的經濟資源分散到中產階級和廣大民眾，使他們有了資產性收入，從而穩定了社會。”他難道不知道，即便是所謂資本社會化、股權分散化的美國，其社會兩極分化程度和基尼係數仍然和當今中國不相上下？所謂美國資本社會化，只不過是虛無縹緲的幻影，今天美國的經濟資源仍然控制在少數資本寡頭手中。美國社會之所以比中國穩定並出現一個中產階級，不過是因為美國能夠通過金融交易、貿易、投資等方式剝削中國等第三世界國家，這使美國資本寡頭有相當多的社會財富來緩和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興起後，美國資本寡頭為了防止本國國內反資本主義力量的興起，不得不向本國民眾部分讓利。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運動受挫，蘇聯解體、中國大搞私有化，美國壟斷資本也抓緊了對民眾的重新掠奪，兩極分化、階級矛盾重新激化。美國資本社會化的本質，如果說在50年代至80年代屬於壟斷資本寡頭向民眾讓利外，那麼90年代以來資本社會化的本質則是資本寡頭重新掠奪民眾。

    而作為中國國企的老總，秦曉否認國企能夠屬於全民所有，因此，其目的就是要將國企消滅，將國企私有化，“分散到民眾手中”。自由派總是像阿Q諱談自己頭上的癩瘡那樣諱談資本家、階級等字眼。他們將私人資本稱作民營企業，難道這些企業就真正屬於人民由人民經營並為人民服務嗎？

    我們看看，秦曉的主張所謂將國企“分散到民眾手中”的本質是什麼，秦曉將國企分散到了誰的手中？儘管人們尚無法了解秦曉的真正黑幕，但閒言和張宏良的揭露已經足夠給秦曉們定性了： 閒言在《這樣的“婊子”也敢出來立“牌坊”》《秦曉們的恐懼》《秦曉的蹊蹺》等文章披露： 【2003年，就在平安保險於香港上市的前夕，秦曉將招商局持有的平安保險股份以低於面值的價格轉讓給“由自然人控制的兩家投資公司——寶華投資和源信行投資”。而在此之前，滙豐是以6•3倍的溢價受讓平安股權的。秦曉前一天才以十幾億的價格轉讓國有股份，後一天平安上市即價值4百億。一進一出之間，差價3百多億。由於在交易之前，平安上市及其股價的飆升都已經是確定的，所以，秦曉實際上是將價值4百億的國有資產作價十幾億賣給了某幾個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赤裸裸地吞噬巨額國有資產行為，秦曉竟然沒有被懲以極刑，甚至沒有被追究，可見其背後靠山之硬，也可見這麼一大塊餡餅，並不是他個人一口吞下的，參與者的背景深不可測；更由此可見，這個社會的悲哀，所謂反腐倡廉、取信於民之蒼白無力——既然背景深厚者可以明目張胆地吞噬巨額國有資產而不受追究，又有什麼理由要求其他大大小小的官員廉潔奉公？】 【這樣明目張胆、毫不掩飾地鯨吞巨額國有資產，當然不可能是秦曉個人完成，當時的主管部門和國資委難辭其咎；能夠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狀和調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測。由於背後有人，鯨吞順利完成，秦曉個人不但沒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穩固。但是，沒有追究、沒有刑責並不能改變這件事的性質，不能改變秦曉們曾經犯下嚴重罪行的事實。這是他們的“原罪”，這一刻，忐忑、恐懼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終不能磨滅。不在恐懼中爆發，就在恐懼中滅亡。所以秦曉要爆發，要找到一個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遠免於恐懼的出路。於是他組建了博源基金會，提出了所謂“現代性”——這個圈子繞得有點大，中國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圍觀群眾”，因此不知道他要幹什麼，被他的漂亮詞藻繞進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幫閒以及媒體牽着鼻子走。其實，我們只需要輕輕地問一句：秦曉折騰這些，到底是想幹什麼呢？難道他想把已經揣到兜里的400億元拿出來，還給大家嗎？當然不是。縱然從最善意的角度揣測，他也無非是想來個天下大亂，建立新朝後，前朝的罪過可免於追究，秦曉們也就可以免於恐懼了。如果再現實一點分析，他們這是想利用已經到手的金錢和影響力，亂中取權呢。

    秦曉的這些說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個人，而是一大批人，這是一個“原罪共同體”。他們犯罪的時間、地點、方式和對象各有不同，但性質一般無二，都是藉助權力，將公產納入私囊。他們需要一個出頭者，一個代言人，於是剛剛退休、又不甘寂靜的秦曉就儼然成了旗手——誰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調下面，隱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懼。】

    【為什麼退休後的秦曉比在位時更牛叉？原因只可能是兩點：一，秦曉的身份不簡單，並不僅僅只是“前招商局董事長”，背景深不可測；二，秦曉背後的人出手了。或許是為了獎勵秦曉在“平安上市案”和“永隆收購案”（一個是以超低價賣出，一個是以超高價買進，都是堪上教科書的鯨吞國有資產之典範傑作）上鞍前馬後的辛勞，或許是秦曉在上述兩案中不懼“千夫所指”的表現為主子所看重，認為“才堪大用”，所以在他退休後還為他打造了另一個舞台，讓他在另一條戰線上繼續衝鋒陷陣、保駕護航。】　 張宏良在《“博源模式”的巨大災難》一文對秦曉的揭露更加深入和徹底： 【或許一般人們並不知道閒言和司馬南挑戰秦曉及其背後“帶頭大哥”的巨大風險，更不知道“博源陣營”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巨大經濟劫難。由於此前我們多次指出以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為代表的金融改制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劫難，所以我們深知觸及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黑幕的巨大風險。中國金融改制所造成的財產損失，遠遠超過近代以來中國所有對外賠款的總和，這種天文數字的驚人損失，主要是通過一種特殊搶劫機制形成的，無論我們把它稱作是“秦曉模式”、“博源模式”或是“平安模式”，其對中國人的損害和侮辱，相信再過數百年，中國人提起來仍然會憤恨難平。僅就秦曉他們聯手外資操作的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改制這一個案例，就造成了中國成千上萬億資產的損失。雖然平安保險公司名字上還叫中國平安保險公司，但實際上早已成為英國滙豐銀行控股的公司，到目前仍然掛着中國的名字，不過是為掩人耳目，繼續更大規模搶劫中國財富而已。這家1988年成立的金融公司，是中國同時擁有銀行、保險、證券、信託和海外融資等全部金融牌照的唯一公司，在獲取了全部金融牌照以後，便以幾十億元人民幣的驚人低價賣給了英國滙豐銀行和幾個匿名中國人。幾個匿名中國人中便有此前我們多次提到的那個北京出租司機的女兒劉芳，當時只有24歲，擁有3.8億股中國平安的股份，最高市值超過500億人民幣。後來感覺到讓一個20多歲的小姑娘，作為第五（實際是第四）大股東的替身太刺眼，便讓劉芳註冊了一個叫源信行的投資公司，股東名稱便由原先的劉芳變成了現在的源信行。至於這個替身劉芳背後是誰，傳說就是閒言和司馬南文中提到的那個“帶頭大哥”。平安保險的驚人之處，倒不是在於它是享有全部金融牌照的中國唯一公司和擁有數百億元的替身股東，而在於它所造成的驚人財富流失。平安保險以幾十億人民幣賣掉後，隨即在香港和上海兩地先後上市，一上市就募集資金超過了500億元，三年後最高市值超過1萬1千多億人民幣，是英國滙豐銀行最初50億人民幣投資的220多倍。中國老百姓流血流汗創造的財富，就這樣不知不覺地留向了極少數買辦和洋人的腰包，這就是中國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而老百姓卻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根本原因。只是財富搶劫的遊戲到此還遠遠沒有結束，更加精彩的還在後面。在通過平安保險公司改制使中國損失掉成千上萬億財富後，又以平安保險公司作為資本平台，通過銀行、保險、證券、信託等領域，年年歲歲、歲歲年年地從中國不斷榨取更多財富，特別是又通過重組、兼併、換股、控股等手段，完全是“空手套白狼”分文不花地攫取了包括中國三家銀行在內的上百家大型企業，資產規模不亞於許多中小國家，深圳發展銀行就是其中之一。】 總而言之，秦曉所謂的向現代性轉型，將國企私有化，將國家資產全民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是重要的關鍵的一步。而其具體內涵和本質就是指通過暗箱操作，由他們幾個少數資本家和官僚瓜分這些資產，並用這些瓜分來的財產，成立博源基金會、收買自由派知識分子，為這種瓜分進行學術辯護。而最終目標則是搞顏色革命，瓦解共和國，使中國轉型成為秦曉們能夠徹底掌控的所謂“市場經濟”“法治社會”，即和平演變為一個能夠充分保障秦曉們的個人財產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現代性國家。四、秦曉模式的本質2：敗壞國企，敗壞社會主義經濟

    秦曉們及其博源基金會可以說中國當前最邪惡的權力、資本及漢奸知識分子的聯盟。除了上述鯨吞國有資產外，秦曉們另一大罪狀則是將他們無法鯨吞的國有資產敗壞，通過高管高薪、高管獨裁的方式進行隱性掠奪。

    2010年9月自由派文人葉檀在《南方人物周刊》發文《普世價值的推動者秦曉》。文章對秦曉評價說：“與其說秦曉是國企掌門人，不如說他是公共知識分子，他是最不像國企掌門人的掌門人，他致力於撕去非市場化的官商標籤，致力於在中國實現普世的現代性。”“在公司內部，秦曉一言九鼎。”

    葉檀大力稱讚秦曉“致力於撕去非市場化的官商標籤”指的就是秦曉力圖使國有企業擺脫公有制、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國家利益等基本性質，使國有企業的資產財富最終落到純粹的資本家手中。葉檀說秦曉“個性非常強硬” “在公司內部，秦曉一言九鼎。”秦曉是如何做到在國企內部一言九鼎？其做法原來是給高級管理人員以巨額高薪，大搞高管獨裁。

    2009年3月初金羊網－新快報報道《招商銀行董事長秦曉稱行長年薪900萬物有所值》：

    【新快報訊 (特派記者張瀟 陳志龍 陳紅艷 尹輝 陳琦鈿 陳紅艷)從平安馬明哲的6600萬元年薪，到國泰君安曝出的“天價薪水”，金融機構高管的薪酬是本屆兩會上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日前，在全國政協經濟組的駐地北京鐵道大廈，招商局董事長兼招商銀行董事長秦曉一露面，就被幾十位媒體記者緊緊擠在了酒店大堂的柱子旁邊動彈不得，記者們的矛頭就直指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的薪酬問題。據2007年年報顯示，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當年稅前年薪達到963.1萬元，也位於國內金融業的高薪行長前列。 “馬蔚華的薪水是董事會的決定，因為大家都覺得這是物有所值的。”秦曉回應稱，招商銀行高管的薪水是與其盈利情況相適應的，如果盈利降低了，肯定薪酬也會降低。“當然，如果整個行業都調低了，我們董事會也會做出相應的調整，但我覺得過分炒作金融機構領導人的薪酬問題，是會有很多副作用的。有些聲音是可以聽的，但不要太過於道德化、政治化，應該回歸到理性上來看待這個問題。”】

    多年以來，中國百姓對國企高管高薪問題十分痛恨。二馬，平安保險的馬明哲和招商銀行的馬蔚華，這兩位分別是中國高管年薪排行榜上的狀元和探花，一個年薪6000萬，一個年薪900多萬。有意思的是，這兩位的利益可以說都是由秦曉所輸送的。前文已經講過，秦曉和平安保險的黑幕。而探花馬蔚華的巨額年薪，秦曉乾脆承認“是董事會的決定”，換而言之，就是由他這個在招商局內說一不二、一言九鼎的董事長所直接決定的。在廣泛的民怨面前，秦曉力挺馬蔚華，看看秦曉所說的：“我覺得過分炒作金融機構領導人的薪酬問題，是會有很多副作用的。有些聲音是可以聽的，但不要太過於道德化、政治化，應該回歸到理性上來看待這個問題。”那麼秦曉自己拿多少年薪？恐怕不會低於馬蔚華吧？秦曉在勾結資本家鯨吞國有資產中又獲得多少暗箱利益？這恐怕更是一個天文數字。今天人們無法確切得知這個讓人恐懼的數字。這個巨額數字背後代表着一種巨大的摧毀共和國的資本力量。顯而易見，假如秦曉們的顏色革命式現代性轉型大功告成，人們更加無法得知甚至去追問這個數字。

    從鼓動、操作並捍衛國企高管的高薪，到勾私人資本侵吞巨額國有資產，秦曉們可以說無惡不作。秦曉們的價值觀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是徹底對立的。秦曉們掌握了中國改革的權力，掌握了中國的國有企業，這是中國的最大悲哀。只要秦曉們還盤踞在國企內，這些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個人主義的信仰者必然要排擠打擊諸如雷鋒、王進喜、錢學森、鄧稼先、田鳳山、倪光南、王宏斌等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信仰者。試想，王進喜、錢學森、鄧稼先等拿着微薄的工資，在條件那麼艱苦的情況下，搞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石油工業、電子工業、航空航天工業、裝備工業，搞出了大寨大慶，搞出了自己的兩彈一星、大飛機，曙光號（載人航天）。如果錢學森們的精神被發揚光大，秦曉們必然無地自容。只要秦曉們還盤踞在國企內，他們必然全力阻止國企走向正途。試想假如秦曉退離招商局集團之後，類似錢學森王進喜倪光南王宏斌之類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成為招商局集團等央企的高管，他們必然真正將全民利益和國家利益放在首位，兢兢業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使中國國企成為西方壟斷資本望而生畏的強大對手。那麼，與之對比，秦曉們毫無功績，罪行累累，卻拿天價高薪的合法性何在？秦曉們為了防止自己被清算，他們只能安排自己的手下馬仔繼續控制國企，繼續搞高管高薪、搞高管獨裁，直到將國企徹底敗壞，再最終徹底將其鯨吞。

    五、請與博源基金會（權力、資本、漢奸學者的邪惡聯盟）保持距離

    秦曉卸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後，秦曉在招商局網站上如此鼓吹自己的政績：

    從2000 年到2009年的10年間，招商局集團總資產由496億元增長到2683億元，增幅441.2%，年複合增長率20.64%;母公司淨資產由107億元增長到720億元，增幅574.61%，年複合增長率23.63%；年利潤總額由12.91億元增長到178.52億元，增幅1282.61%，年複合增長率33.89%；母公司淨利潤由4.68億元增長到97.99億元，增幅1994.19%，年複合增長率40.21%。

    其實，只要看看從2000到2010年，中國的通貨膨脹有多嚴重，中國土地價格房地產價格上漲了幾倍，石油、煤炭等基本資源的價格上漲了幾倍，秦曉賤賣平安股份後平安股份暴漲了多少倍，人們很容易看清楚秦曉在招商局集團折騰10年交出的成績單的確是差的可以。一心只想鯨吞國有資產、拿高管高薪的國企高管，怎會真正將一個國企搞好？更何況，2003末年秦曉在央視《對話》中，當着國資委副主任李毅中的面公開承認：

    【我這兩天在北京開會，我公司的那些領導給我打電話，問我今年利潤是做成17億還是18億呢，還是20億呢？我說你等我回去看看國資委的考核條例我再給你定。】

    顯而易見，秦曉毫無廉恥的自吹自擂--即所謂在他十年任內，再造了招商局，拯救了招商局，使招商局集團總資產由496億元增長到2683億元云云，不過是按照這種方式“做成”的。

    而據說連顧雛軍對此憤憤不平。顧雛軍說秦曉能夠在央視公開談當年的利潤是做17億還是做21億。顧雛軍說道：“他比我還露骨囂張，但是他沒事，我出了事。這就是中國法律。”

    如果不是有高層權貴的全力庇護，比顧雛軍更加作惡多端的秦曉早已經鋃鐺入獄了。

    令人可笑的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則集體匍匐在秦曉們金錢和權力的腳下。這是中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悲哀。當前，秦曉的博源基金會已經將大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籠絡，顯而易見，大部分自由派的確是為了個人利益而選擇與邪惡的權力和資本結盟。

    這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悲哀，同時，也是中國的幸運。我們來簡單分析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瓦解的過程。在蘇東劇變前，蘇聯、東歐的自由派們高喊自由主義的口號，他們迅速將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欺騙。等蘇聯、東歐自由派們開始大肆侵吞國家資產、掠奪民眾時，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已經徹底瓦解了，這些自由派們已經徹底掌控了國家的政權、媒體及軍隊。等人民發現，那些主張國企私有化、市場經濟、法治社會的自由主義官員和知識精英，如“葉利欽”、“雅科夫列夫”“蓋達爾”之流，原來是一群賊時，為時已晚，百姓的怒火已經無法徹底清算這些已經徹底掌握俄羅斯局勢的自由派官員和學者。中國的情況則相反，由於毛澤東反修防修理論的巨大遺產，由於中國愛國左派力量的強力制約，中國的自由派官員和學者始終被四項基本原則及黨章憲法等緊箍咒所限制，他們無法在短時間內徹底瓦解共和國，而這些自由派官員和學者出於貪婪的本性，在瓦解共和國前便開始肆無忌憚地掠奪人民、鯨吞全民財產，大搞國企私有化，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這就使他們的本質提前暴露，這就使他們不能再像蘇聯東歐自由派那樣欺騙人民，這就決定中國自由派必然最終徹底失去民心。秦曉及博源基金會的出現，標誌着中國的自由派勢力已經高度恐慌，他們擔心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必然更加被動，因此不得以讓秦曉這個惡行累累的人去衝鋒陷陣，因為放眼中國，那些著名的自由派文人和官員們，都已經徹底腐爛，已經找不到一個乾淨點的“哈維爾”來矇騙人民了。

    當然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並非都是漢奸。個別的、有良知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可能並不清楚秦曉的本質，他們有可能僅僅是看到秦曉高喊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便被其欺騙，引以為同類。他們想不到，秦曉們選擇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僅僅是因為這種理念在當今中國（與其他任何理念相比）能更好地為他們掩蓋惡行，更重要是能夠繼續為之牟利。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思想理念，自由主義自然有其正面意義和正面價值，在對權力本身保持高度警惕這一點上，左右派是一致的。最後再向那些尚有一絲良知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提醒一聲：如果不想徹底敗壞自由主義和普世價值在中國的聲譽，請與馬立誠等那群漢奸學者們保持距離，請與高談自由主義的腐敗的權貴官員們保持距離，請與掠奪中國民眾的國內外資本家們保持距離，總而言之，請與秦曉們和博源基金會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