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先生在文中说：“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具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趋向，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扬民族主义旗帜，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日本的
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时发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事件中，南京城内突然爆发大规模的抢劫外国人的排外风
潮，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意大利校长遇害，此外英日法侨民死亡多
人。这就让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找到了以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来干预中国政治，并进而侵略中国的理由。就这样，日本不断膨胀的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与中
国国内亢奋、虚骄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就发生日益强烈的互动与恶性循环，中国民族主义越亢奋高调，日本民间就越依附右翼势力，日本的军国主义也越膨胀，中
日之间两种民族主义相互不断水涨船高。”



我以为，萧先生用南京事件来印证“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日本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这样的
历史结论，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带有误导性质。其一，南京事件的肇事者和“北伐时期的国民政府”基本无关，可能和国共两党当时的矛盾有关，事后张作霖突袭
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时搜出的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文件中，有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
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可能与南京事件有关，而参与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的有国民革命军第二、第六
军的部分士兵，其中第二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系中共党员李富春，第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系中共党员林祖涵。当然，依据这些间接证据，仍不能认定
南京事件就是中共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事件绝不是北伐中的国民政府策划的，由于萧文并没有说清其中的原委，便将南京事件和“国民
政府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直接挂钩，极容易误导读者以为南京事件就是国民政府所为。总之，如果不是中共有意策划，南京事件充其量也是战乱之中国民革命军
下层官兵的无组织行为，属于突发事件，也属于公然违反本国法律和国际公约的犯罪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民族主义”再强烈，也不会与这种野蛮行径挂起钩来；其
二，在南京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英、美、日等国都认定或默认南京事件“系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为”，尽管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在对五国通牒的复文中表达
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提出“国民政府提议上述之国际调查委员会亦当调查英国政府海军于三月二十四日炮击毫无防御之南京案之情形，以及英国历次所为之
不法行动，如一九二五年英人主管之武装兵士所致成上海五卅案，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国武装水兵及义勇队在沙面之屠杀，及去年英国海军之炮击万县”等
等，可谓还以牙眼，但并非对南京事件中掠杀侨民的行为表示同情或支持，况且因宁汉合流五国很快就以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至于当时日本政府的态
度，比起英美来，恰恰是比较平和的。3月2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称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
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
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2年，第一部第一卷，第527页）而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
郎也认为：中国共产党设计南京事件，目的在吸引列强介入北伐来打击蒋中正，若蒋中正对列强妥协、道歉，亲共势力就可借题发挥整肃国民党右派；若不妥协，更
能让蒋中正嫡系部队与列强兵戎相见，达成消灭蒋中正的目的。（卫藤沈吉著作集，第3卷，东方书店）既然日本政府如此“理解”并“宽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
南京事件中的尴尬处境，又何来“国民政府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日本沙文主义”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碰撞”？也许是指日本政坛右翼力量对若槻礼次
郎内阁的软弱外交的不满？但日本右翼势力立宪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倒阁成功后推行的“积极外交”，针对的是前币原外相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消极外交”，
尽管其中也包含对中国北伐战争可能威胁日本在华利益的考虑，但这种考虑恰恰不是顾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所谓“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反，而是如何从蒋介石
“民族主义”中的软胁下手，寻求国民政府在北伐中不侵犯日本在华利益的让步。因此，田中内阁仍将蒋介石政府当成中国的“稳健势力”（日本外务省：《日本外
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1965年，第104页）而看好。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27年秋天蒋介石和田中的“箱根密约”。而箱根密约的内容
则是：“（一）日本承认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断绝后国民革命的成功、支那的统一。（二）支那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以此为要点，双方圆满地达成
了谅解。”（山浦贯一编修《森恪》，《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82年版，第614页。）如此，“国民政府高涨的民族主义”在这里恐怕要大打一个折
扣，而其与“日本沙文主义”的“碰撞”换成“暗中勾结”或许过于刻薄，然用“眉来眼去”来形容，也许并不过分吧？



萧先生继续说：“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于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调地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
约，这就让日本一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也将很快付诸东流，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
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两者的发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经历屈辱而刚统一的中国人，国力还很弱，而民族主义的情绪却日益刚愤强烈，而支撑这种民族主
义诉求的国力与政府组织能力却没有相应跟上。另一方面，于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义正在向极端军国主义发酵，两者之间形成变本加厉的互动。”



这段话运用了两个逻辑，一个是情理逻辑，一个是事理逻辑。“国民政府不成熟的革命外交让日本国民认为他们用十万人生命换来的南满铁路24年的租借权很快会
付诸东流”，这里运用的是情理逻辑，强调“十万人生命换取”，因而日本国民的恐慌，以及日本民族沙文主义向军国主义的“发酵”，当在情理之中。然而，这仅
仅是日本人的情理，为什么不顾及一下中国人的情理呢？当时中国已经忍受了列强近百年的屈辱，牺牲了无数人的生命，民族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在国民革命浪
潮中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无疑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就被萧先生指责为“不成熟”、“高调的”、“虚骄的”呢？有人会说，萧先生不过是用理性分析前人
的过失。错了！面对历史和前人，我们仅仅是十分可笑的事后诸葛亮，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格去数落前人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因
为你如果身处当时的情境，你也会和前人一样所思所行，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过失。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历史是不可假设的。“当时中国的情况是，高调的、虚
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实际国力发展的速度”，这里讲的是事理逻辑。这里有两种情形：一种，所谓“高调、虚骄的民族主义”仅限于民众的抗日情
绪或政府宣传的高调，诸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等，而并无超出“国力发展速度”的过激行动，诸如主动向在华日军进行军事挑衅，强行单方面和无条件地废除
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那么，面对列强欺侮和民族屈辱，你根本没有权力堵住民口禁止他们“民族主义”的发泄，就像日本政府也根本不会堵住民口禁止民间沙文主
义情绪的发泄一样，也就是说，仅仅是民众爱国情绪的发泄，无论多么过激，都不会构成“超过国力发展”的行动和后果；另一种，“情绪”发展成了超出国力的过
激行动，诸如用政治和军事手段强行解决中日争端问题，因而引起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比如清廷利用的义和团运动，慈禧心血来潮、忘乎所以的对外宣战，这才算得
上真正的“虚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一旦付诸实施，才会真正产生“虚骄的民族主义”超出了国力发展速度这样的问题。那么，当时的中国，出现的究竟是哪
一种情形呢？我们先从“国民政府不成熟的革命外交”说起。



平心而论，蒋介石国民政府所谓“宣布要在短时期内，单方面地，无条件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革命外交，在实施过程中虽然面临民众和政府内不同声音的“高
调革命外交”的压力，但基本上是理性的，“非单方面的”，“有条件的”，走国际相关程序的。其中，在和各国列强的谈判中做了不少妥协，因而所谓对“不平等
条约”的废除，是大打折扣的。比如外交部长王正延于1929年4月27日向条约未满期的英、美、法、荷、挪、巴西等六国发出同文照会，要求交涉撤废领事裁
判权，并向行政院表示：“誓以奋斗精神，积极进行。预期本年以内当可成功。”然而，英、美坚持主张“逐渐放弃治外法权”，并强烈反对南京政府于1930年
1月1日单方面取消领事裁判权。而国内要求政府“自行宣布废除领事裁判权，并于民国十九年元旦日实施”的呼声经久不息。为缓和国内舆论压力，并避免与列强
关系僵化，南京政府想了一个两全之策，即于1929年12月28日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宣称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之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
事裁判权者，就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之法令、规章，着行政院、司法院转令主管机关，从速拟具实施办法送交立法院审议，以便公布施行。”
接着又于30日发表对外宣言，表示中国政府深信各国“对于现由政府准备之办法如有意见，亦愿于相当期内与之审议。固国民政府12月28日之命令，实系一种
步骤，用以去除每易发生之误会之原因，并增进中外人民之关系也。”言下之意，南京政府并不是要从次年元旦起立即无条件取消领事裁判权，而是从此开始与列强
会商撤废这一特权。可见，“国民政府”对内唱和“高调革命外交”之虚，对外则行折衷妥协外交之实。当然，南京政府北伐后的“革命外交”，是取得一定的成果
的。从1928年7月发表重订条约宣言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南京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取消了列强的协定关税权，实现了关税自主，收回了威海卫租
借地、天津比租界，并正式收回了原已事实收回的镇江、厦门英租界。中国还收回了部分司法主权，上海租界法院终于成为中国人控制的法院等等。然而，这些外交
成果中的“革命”含金量并不多，而妥协之处却甚多，因而遭到舆论的严厉批评。如1930年9月1日《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的外交成果进行了逐一评点：“党国
要政，首推外交，所谓革命外交者，尤为得意之宣传，即吾侪亦尝受其麻醉者也。惟细加考查，则不幸发见许多事件，其丧权之多与猛，似去官僚外交尚逊一层，试
约略计之：关税外交，乃承北京会议之旧。而互惠协定，则北京所未敢毅然承认者。无担保借款，更为北京历代当局所未轻允整理，而现在毅然允之。法权谈判之成
绩，为比、义两约中承认了土地权，此事结果之重大，尚不知演至何境。威海协定，昔年北京时代未签字之原因，端为不承认刘公岛十年之租借，而现在已承认
之……现在外交决断之勇，诚过于北京时代，而所谓革命成绩，则似了无足纪，岂不令国民抱痛哉。”（引自周斌《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过革命外交政策吗》）可见，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行动尽管“高调”，但并不“虚骄”，也无“超出当时国力和国民革命军实力”的“妄举”，至少在政府外交上，又何来“虚骄的民族主义
跑到了国力的前面”呢？



再看济南惨案。因为济南惨案中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最易触发“高调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的速度”，从而引发“超出国力发展速度”的过激行动，形成与
日本沙文主义“变本加厉的互动”。1928年1月，蒋介石重任北伐军总司令。4月起，誓师继续北伐。其间，蒋介石特别知会日本驻上海领事，北伐军将保护战
地的外国侨民。1928年4月，眼见北伐军直取济南，日本内阁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出兵，并加派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所部5000人从门司出发前往山东。20
日作出出兵声明。为了抢先控制济南，日军驻天津3个步兵中队于4月20日侵入济南，在济南城里筑起街垒。20日至21日间，南京政府、北洋政府、上海总商
会纷纷对日本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23日，国民党重要党部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日本出兵问题，通过《为日本出兵山东事致全体党员训令》并任命蔡公时为战地外交
部主任，宣传保护侨民政策；24日，对外发表《告世界民众书》、《告日本民众书》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国，呼吁日本人民反对出兵。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
在青岛登陆，26日，第十一旅团开抵济南商埠，呈现出一副临战态势。5月1日，陶峙岳所率的第四十军第三师和方振武所率的第四十一军先后开进济南，其余革
命军部队也随后到达。这时日军已在市内各马路构筑工事，敷设电网，步步为营。经交涉后，日军于5月2日（一说5月1日）拆除街面上的工事。入城的北伐军人
与日本方面多有对立。5月1日晚，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外交部长黄郛也到达济南（一说5月2日上午九时）。5月2日，第六十五团中有士兵私下零星三两人跑到
日本使馆区鸣枪，但并非有组织的行为。5月3日，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与十八名随员到济南，于经四纬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
员交涉公署。5月3日上午九时左右，中国军队第四十军贺耀组部的一名士兵因患病被送往基督教医院治疗，遭到日军士兵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争执。日
军士兵突然开枪，打死中国士兵一人，余人避入医院。大约同时，日军在魏家庄向正在张贴标语的中国士兵开枪，造成数人死伤。此外据贺耀组回忆，日军在九时左
右突然向驻扎在附近的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的两个营展开攻击。由于当时第七团的团长、营长正外出开会，两个营伤亡惨重，其中第二营全军覆没。十点半时，有
一个日本人在隆昌洋行附近试图通过第四十军防地，遭到四十军士兵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各处日军士兵听到枪声后陆续开枪，对中国市民和军人展开屠杀，十二时
之后已经枪声密集，导致尸体满街。十二时后交涉公署已无法联系，电话亦被割断。此后，济南城内各个革命军师团向日军展开反击，日军派联络参谋佐佐木到一中
佐知会蒋介石，声称遭受革命军挑衅攻击，要求革命军停火。蒋介石知悉后当即命令城外的中国军队于下午五时之前离开济南市，并知会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
请其约束部下。日军趁混乱（也有说是在5月6日）将当时驻扎于济南市广东会馆的第四十军第七团军士共千余人强行缴械，当场枪杀不少人后，将其余人押送至日
本领事馆。第三十七军第一团在其驻地小纬四路遭日军包围缴械，官兵大部被掳走。有日军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办公处开枪射击。黄郛随后赴日军司令部交涉，
遭到强行扣留，卫队被缴械，日军迫使他签字承认冲突由中国士兵挑起，遭到他拒绝。下午二时，北伐军大部退出济南城，以避冲突，日军占领邮政局和电报局。晚
上23时，蒋介石派熊式辉赴日军司令部商讨处理办法，正在协商时，日军用炮火炸毁中国军用电台，守台士兵全体阵亡。大约同一时间，日军闯入山东交涉公署，
杀害包括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署内职员17人。5月4日，情形稍有缓和，福田彦助着人通告革命军，称双方将领如能彼此“了解”，可使风波不再扩大。当天上午
没有枪声，晚上枪声复作。据国民政府当时记录，当日国民革命军派出熊式辉与日军代表在交涉署附近开会时，日军代表态度骄横（据熊式辉日后追忆，“对方一种
骄横无人性的态度，并不是真心约来会商和解，似为故意对我加以激怒，求能扩大事态，阻碍我军之渡河北进”），声称“济南已为日本占领，你们已为俘虏，我们
是日本大国民，你们是亡国奴”等，要求：济南车站及商埠内外，不许中国兵通行；济南二十里内，不许驻兵；要认此案是中国造成。5月5日，蒋介石离开济南。
此时，奉蒋命令，原先驻扎济南的革命军部队已经基本退出，绕道继续北上。尚有两个团留在城内。与此同时，日军从大连抽调的第二十八旅团和部份空军到达济
南。



济南惨案经过中日又方数轮谈判，于1929年3月28日，中日双方签署了《中日济案协定》，其主要内容如下：自签订协定日起，两个月内，日军在山东的驻军
全部撤退。双方损害，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另行调查。济南之不幸事件认为“已成过去，以期两国国交益臻敦厚”。协议签署后，日军退出济南。其后两年间，民
国政府数次提请日方派定人员组织调查，然而日方没有回应。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起“九·一八事变”。中国外交官蔡公时和济南民众数千人（包括日本
侨民数十人）的伤亡，以及双方要求的赔偿问题，实际以后也没有被提起。可见，对于济南惨案中的日军暴行，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忍让已经到了极限，蒙受的屈辱
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面对日军如此嚣张的“沙文主义”，中国政府哪里表现出半点“虚骄的民族主义”？整个济南惨案的处理过程，更无中国“民族主义”和日
本沙文主义“变本加厉”的“互动”之说，恐怕只有中方的忍气吞声和日方的傲慢无理。济南惨案也对蒋介石心理产生重大冲击，他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
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蒋在日记中坚持每日写上“雪耻”二字。然而，在此后至七七事变的十年
之中，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在对日关系方面，有过“虚骄的民族主义”跑在“中国实力发展速度”前面的实际行动吗？“九一八”事变和“七
七事变”这两个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日军重大军事行动，究竟是日方自己制造的借口，还是因中国“虚骄的民族主义”“授人以柄”而触发的呢？



我感到奇怪，萧文一方面说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是民族主义者，抱怨张学良“选择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不断为日本军国主义膨胀提供了刺激”，一方面又指责
在九一八事变中“少不更事的张学良却没有对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致使日本人“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国土大三倍的整个东北拿下来，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
此之大，风险如此之小，连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这又大大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恶性膨胀，侵略者反而在国内被日本大众视为‘民族英雄’加以欢迎。关东
军就趁势进一步得寸进尺，再次刺激中国民族主义走向高潮。”这里颇多自相矛盾之处。既然张学良选择“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为什么“却没有对侵略者以
任何反抗与压力”？这难道是“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吗”？而日本人占了这么一个大便宜，显然是由于张学良没有对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造成的，也就
是说，这种不给侵略者以任何反抗与压力的行径绝不是什么“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行为，而是软弱退让的“不抵抗主义”，而“大大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恶
性膨胀”的，不正是这种“不抵抗主义”吗？又哪里是什么“更加激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呢？那么，由不抵抗主义造成的恶果，又何以“再次刺激中国民族主义走向
高潮”？



实质上，萧文的弦外之音，是指责张氏父子在东北坚守民族立场对日本在华利益造成了障碍和压力，从而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为其侵略东北提供了借口。平
心而论，张氏父子在东北和日本人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只是在有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守民族立场，恪守作为“封疆大吏”应尽的守土之责而已。至
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得罪了日本在华势力，那也在所难免，旨在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并无大错。因此，至少作为一名中国人，不应该满眼只有日本人的感受：“发
现东北充满对日本人的排斥情绪，好不容易从日俄战争中获得的那些权益，就等于血白流了……日本侨民在东北缺乏安全感，在华人的汪洋大海中处于恐惧之中”，
而对张氏父子妄加指责。



而萧文痛陈其时“虚骄民族主义”之害所依据的逻辑，不就是对日本人不能“刺激”的逻辑吗？就像狼要吃羊，总要找出借口。而萧文却切切告诫羊：只要不给狼任
何刺激和借口，狼就吃不了羊，或者能够拖延时间。然而狼吃羊是志在必得，纵然羊百依百顺，使狼找不到任何借口，那么狼也要制造一个借口来吃羊。于是，当狼
真的制造出借口来吃羊时，萧文又大声疾呼：正因为羊的“虚骄民族主义的刺激”，才使狼制造出这样的借口。于是，狼对羊的一切侵害行为，都成为“羊的民族主
义”和“狼的沙文主义”的变本加厉的互动了。请看：“到‘九·一八’前夕，关东军图谋在东北独立行动的情报已经为日本文官政府高层所知，当时日本的文官政
府人士向中国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必须在‘革命外交’的基础上作出某些让步，说如果再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台，只要军人上台，中日之间
的矛盾解决起来会非常困难，很可能要诉诸武力。当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北京与张学良协商，然而已经为时过晚。九一八事变恰在此时发
生。”从萧文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日本的文官政府正因为在满州问题上的软弱立场被日本政坛上的右翼势力所攻击，只要中国不再坚持“革命外交立场”，日本的文
官政府就不会倒台，军方就没有借口在东北挑起事端。实质上，这是萧文为印证自己的立论在歪曲真相。浜口内阁受到日本右翼势力攻击的根本原因是其应对国内经
济危机的经济政策和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浜口首相的遇刺直接和缔约有关。而接替浜口、第二次接任首相的若槻内阁又无力解决内阁纷争，更无力掌控军方行
动，其倒台已是命中注定，难道中国改变“革命外交立场”，这一切就会发生逆转？至于关东军密谋挑起事端，已非一日之寒。刺杀张作霖，在东北扶持新的代理
人，控制或驱逐东北军，从而占领整个东北早已成为关东军不断付诸实施的计划。你革命外交也罢，不革命外交也罢，他铁了心地照干不误，连对华强烈奉行“积极
外交”的田中义一首相都无法阻止，就像狼吃羊的惟一理由就是：我饿了！



总之，萧文所进行的历史叙事力图将人们引入这样一条思路：第一，日本民间和政坛上的沙文主义的确很嚣张；第二，然而，中国北伐统一后发展起来的“虚骄的民
族主义”也很强烈，从而形成与日本沙文主义之间愈演愈烈的互动；第三，如果没有这种互动给日军沙文主义者制造出种种侵华借口，或者中方在日本得寸进尺的
“捞油水”面前保持克制和冷静，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很可能打不起来，至少会延迟数年爆发，届时中国已经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抗战历史就会重写了；第四，因
此，第二次中日战争留给中国人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虚骄的民族主义”。



历史真相真是这样吗？非也！历史真相是：自明治维新之后，以中国为主要对象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日本的既定国策，因此，无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强烈不强
烈，“虚骄不虚骄”，日本侵华的步骤都要走到这一步。周颂伦先生在《近代日本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一文中说：“依笔者所见，大陆政策是近代　日本国家
各个不同时期、各类各项政策颁布施行的最高目的和最高政策意图，是近代日本国家的　基本国策，体现了将岛帝国发展为大陆帝国的强蛮意志，而非具体的政
策。”我认为周先生的立论是成立的。周先生将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和逐步实施，分为形成期（1868～1894年），朝鲜政策（1894～1906年），
“满洲”与中国政策（1906～1931年），直到最后日本全面侵华，我认为基本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周先生说：“日本的大陆政策，虽然难以在国家
政府的文件中找到其踪迹，但它确实存在于军政要人的胸脑中，并可以在日本不同向外扩张的时代连接中清晰地把握其全貌。其承接是连续的，其计划是周密的，需
要进行深入研究的余地还有很多。”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
恐怕是不能用“日本的沙文主义”和中国“虚骄的民族主义”之间恶性“互动”磨擦出来的种种偶然事件，来解释的。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举周先生的论点及
运用的史料，有兴趣的网友可读读周先生此文，或会有所教益。



二、角力逻辑



在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的漫长的准备期间，两国实力之间的消长，的确是一个“角力”的过程。然而，这种“角力”过程是不能用赛场上正规的拳击比赛来比喻的。赛
场上的拳击，是有规则约束的，而中日之间的角力，则是无规则的。笔者看过两个小混混打架，那高出一头且身材粗壮的，显然是强者，那瘦小的，便是弱者。一开
始面对强者劈头盖脸的一顿暴打，弱者只是连连求饶，并未还手，不料反助长了强者的傲慢与嚣张，揪住其后领又是一顿脚踢，弱者终于忍无可忍挣脱反咬强者手腕
一口，强者负痛跳至一边愕然相看，随即更加疯狂地冲上来扑打弱者，而弱者也情急之中捡起半截砖块狠砸强者脚面，强者痛极松手，弱者立身持砖向强者疯狂冲
去，强者大惧，竟落荒而逃。两个小混混打的这场架，我以为里面就包含着不讲规则的“角力逻辑”。那么，这种角力逻辑，是否存在于中日之间的角力之中呢？我
以为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回到上文提到的萧文的思路。这里难免要重复一些问题。萧文说：“事实上，日本参谋本部参谋堀场一雄在战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
捞好处而从国内派军队出发时，当时日本参谋本部中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八年中日战争的开始。……从大量史料来看，由于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并没有全面进攻
中国的打算，中国当时还是有其他选择余地的，从军事理性角度来看，假如五年后，等中国有了100个德式装备与训练的精锐师，并为应对战争有了更充份的准
备，日本也不敢轻易冒险去得寸进尺，历史就要重写了。”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不妨概括一下：其一，七七事变的爆发，并不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而仅仅是
日军再想从华北捞些好处，事实上日本并没有全面侵华的计划；其二，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误以为日本要全面军事侵略中国，因而进行抵抗并从上海主动出击，从而
导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其三，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只要理性认清形势，再忍耐一下，就可以争取准备时间，只要再有五年，中国军队装备到100个德式精锐
师，日本就不敢得寸进尺了，历史也许就会重写了。那么，人们难免提出这样的问题：其一，对于日军卢沟桥挑衅，按萧先生“理性”的判断，应如何对待呢？是继
续不抵抗呢？还是给侵略者以一定的反抗和压力呢？其二，如果是后者，不管是否主动在上海开战，都会“刺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如果是前者，即所谓
“克制”、“理性”、“不抵抗”，那么萧先生能否保证日本不会进一步“捞油水”，再到中原、华东占便宜呢？恐怕萧先生不能保证，因为他在下文就说到，中国
只有装备100个德式精锐师，日本才可能不敢“得寸进尺”，在这之前，谁也不敢保证日本不“得寸进尺”；其三，如果日本再向中原华东西北“得寸进尺”，捞
取更大的油水，中国还可能有5年的战争准备时间吗？日军会眼睁睁地看着等着中国扩展100个德式装备师吗？



用一个日军参谋的战后回忆得出“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并没有全面进攻中国的打算”这个荒唐的结论，就把中日战争的主要历史真相给掩盖和歪曲了。知道“当时日本
参谋本部中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八年中日战争的开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吗？这句话的本意根本不是什么不想全面侵占中国，而是一种“意料之外”，即没有
料到卢沟桥一场小小的军事挑衅竟引发了八年的中日战争。这个“没料到”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没想到这次挑衅竟引发了中国全面的军事抵抗；另一层是：没想到
这场军事抵抗持续了整整八年。而这两层意思，就包含了中日战争中深刻的角力逻辑。



的确，至少在卢沟桥事变之前，日本的确没有用军事手段全面侵华的打算。因为日本当时锁定的真正军事对手，是英美和苏联，也就是说，它必须把主要的军事实
力，用在对付这两个强敌身上。而无论北上对付苏联还是南下对付英美，首先都必须征服中国。只有在中国站稳脚跟，才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北上或南下。而在当时日
本来看，征服中国是用不着“全面战争”这样的军事手段的，即使使用，也能速战速决。因为中国在日本心目中一直是“弱国”，积贫积弱，内讧四起，对于列强大
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因而软弱可欺。只要施之一定压力，就会屈服投降。李小白、周颂伦两先生在《日本北进、南进战略演进过程述考》一文中披露了日本在七
七事变前“北进”、“南进”的战略计划：“1936年3月9日，在军部支持下，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广田内阁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开始……广田内阁
完全是按照军部的要求，在‘庶政一新，广义国防’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措施，加强法西斯军事政治。在对外政策中，由于军部在政治中发言权的强
化，广田内阁必须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国防防卫战略考虑，在国防战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
莞尔为代表，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该文件明确指出：“帝国之国策应确保在东亚之霸主地位，排除在东亚对帝国之阻压的一切势力为宗旨；为对抗苏联、英、
美之压迫，应充实兵力及航空兵力，以应对在日、满及中国本部持久之防范为上策；先应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在应付同英、美持久战准备不足之前，需同英、
美保持亲善关系，否则对苏开战实为万难；兵力充实、军备充足后，对苏开战方可取得我军之预期成果；在苏联屈服后，再结集东亚与帝国之一切亲善关系，进而达
到把英、美势力从东亚驱逐之目的”。（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防国策大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7
页。）



其中，“先应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便是日本的“北上”战略计划，而实施这个计划的前提，便是“应充实兵力及航空兵力，以应对在日、满及中国本部
持久之防范为上策”；而把“中国本部”和“日、满”一并提及，显然这个计划已经把“中国本部”看成已经被日本征服或唾手可得的征服对象了。



再看海军的“南进”计划：“日本海军制定的《国策要纲》主张：‘对外策略应摒弃过去渐进的、同列强‘协调’之帝国外交政策，剔除一切同我国对抗之势力；对
满洲的政策是将其育成帝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以期实现经济、政治、军事之共同防卫的共存共荣；对中国，要以帝国为中心，形成日、满、华之共同提携，促成东亚
之安定发展；对苏联，为防止其插手远东事务，防范共产主义势力之蔓延，应通过解决日、苏诸悬案以图之亲善关系；对英国，防备其联合美国、苏联及中国对日本
进行遏制，利用欧洲政局的变化，来牵制英国在远东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充实兵备，为对抗其在远东对帝国的对抗政策，使其承认日本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发展同
期以经济相互依存为基调的友好关系。”（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国策要纲》，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4页。）



其中，“对中国，要以帝国为中心，形成日、满、华之共同提携，促成东亚之安定发展；”无疑是以“大东亚共荣”为招牌对中国进行征服。



为平衡陆军“北进”和海军“南进”计划的争端，广田内阁最终“确立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具体内容为：　一、帝国之国防本意为确保帝国利福利民
之本，并以此彰显国威；二、帝国国防之方针基于国防之本义，为确保东亚之安定应充实军备确保国家之发展，以防一旦不虞之时迅速进行战争之目的；三、帝国之
国防以国力强大的美国、苏联为目标，同时防备英国和中国。为此，帝国之兵力要以防备东亚大陆及太平洋地区为目标。帝国国防用兵如下：陆军兵力为50个师团
及空军142个中队；海军兵力为主力舰12艘，航空母舰12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96艘，潜水艇70艘，空军兵力为65个中队。（注：［日］岛田俊
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帝国国防部方针用兵纲要第三次改订》，东京：みすず书房1962年版，第356页。）



可见，无论是日本的“北进”还是“南进”，中国本土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它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向日本投降，成为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的一员，或
者奋起反抗，成为日本“防备”的对象。而当时在军事上已经占领东北、渗透华北的日本军方，怎么可能没有在军事上全面征服中国本土的计划呢？即便这个计划可
能并不需要实施，或者鉴于中国全面军事抵抗的可能性不大而不打算实施，但计划还是应该制定在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的前提下。关于日军侵华的军事计划，贺朝霞女
士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侵华军事战略分析》一文中有所披露：“作为中国的东邻，日本一向以中国为假想敌国之一，但考虑到自己小国寡民的实际，它在确定侵
华战略之初，就考虑到对华作战之规模需要对兵力加以限制，就必须以最小的兵力达到作战目的。在1935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日本就准备以第七军（2个师
团，2个旅团）攻占平津地区，以第八军（两个师团）同海军相配合，夺取青岛、济南等地，进行华北会战；以第九军（三个师团）配合海军占领上海地区，然后第
七、第八军沿平汉线南下，第九军沿长江向西推进，两路夹击武汉，进行华中会战；另一个师团在福州、厦门、汕头登陆，进行华南会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
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I（日文版）第369页【M】。东京：朝云新闻社，1974）贺女士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日本后来的速战速决侵华战略的
构想。”而这个战略构想于1936年最终进入日本政府的《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该纲令公然宣称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速战速决’的战略，逐渐进
攻中、苏、英、美；明确规定对华作战‘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具体而言，就是以陆军‘占领京津地区’，‘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
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纲领还决定‘鉴于本国国情，必须努力强化速战威力，以至为重要’……”（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二册第260——262
页）



其实，说穿了，在当时的日本眼中，中国既是容易征服的弱国，又是它和苏联、英美角力的命门和软肋。也就是说，按日本现有的国力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北敌苏联
还是南抗英美，只要中国对日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军事抵抗，日本整个独霸亚洲的战略计划就可能被釜底抽薪。也就是说，日本最害怕的是出现下面的情况：对华
军事抵抗的打击不能速战速胜，陷入持久战，从而将大量的军事实力滞留中国战场，最终导致“北进”或“南进”计划功败垂成，到那时，将由苏联和英美的力量和
中方军事力量联合起来收拾日本了。



我们看到，历史正是朝着日本最害怕的结局发展的。如果按照萧先生的设想，在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仍不进行军事抵抗，争取“五年”的和平进行抗战准备，那么，很
可能会出现下列情况：其一，在和德国、意大利逐步携手缔结轴心国同盟的过程中，日本可以集结大量精锐部队实施“北进”或“南进”战争计划，而不必将这些部
队滞留中国本土对付中国军事力量；其二，如果日本的北进计划和德军进攻苏联相配合，突破西伯利亚防线直逼斯大林后背，那么，苏联战局将岌岌可危，一旦苏联
被德日联手拿下，那么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反法西斯战线将发生令人可怕的逆转，德日将联手对付中国本土和英美的欧亚力量；其三，如果日本不北进而南进，那么日
本陆军将会投入更多的兵力侵犯英美势力范围中的中南亚诸国，配合日本海军和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对抗，届时，除了太平洋海战，英美就无法在中国西南部找到
抗击日本的落脚点作为依托，并得到中国远征军的军事配合了。那样，双方在太平洋和东南亚诸国的军事力量对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局，就很难预料了；其四，无
论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本的进攻目标都和希特勒的进攻目标最终达到契合，因此，德日意结盟已成定局。一旦德日结盟，德国还会为中国军队装备100个
精锐师去打自己的盟国日本吗？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日本的北进计划为什么受挫？以至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日本也不敢在北线轻举妄动？其主要原因，是日本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中吃了两个
哑巴亏。张鼓峰事件中苏日军事冲突的规模不算大，但却是日本准备施行北进计划对苏联军事实力的第一次试探。而斯大林显然深谙“不规则角力”的逻辑，尽管苏
军战斗力远逊于日军，如拼刺刀中1名日军受伤换得28名苏军受伤，但苏军不惜一切代价不断增兵一味死缠烂打，直到打得日军痛极求和为止。而斯大林震怒于苏
军此次和日军交手中损失惨重，将布留赫尔元帅逮捕处死。为此，在次年的诺门坎事件中日军就占不到那些便宜了。诺门坎事件是一次更大规模的苏日军事冲突，双
方投入了大量的飞机、坦克、重炮和精锐部队，出动了数万军队，战斗过程极为酷烈，以日本关东军惨败告终。这次日本人遇到的对手是苏军鼎鼎大名的常胜将军朱
可夫。为从这次战役中彻底了解日本“北进”的可行性，关东军几乎翻出了自己的全部老本，不断增兵以试探苏军的实力究竟如何，而斯大林为彻底断绝日本侵苏的
念头，不惜任何代价还日军以牙眼，以大规模的坦克战将数万关东军打得几乎片甲不留。这就是“角力逻辑”，面对穷凶极恶“强者”的挑衅，只要你有不惜一切代
价将他打得痛极，他就会永远记住，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就会自觉收敛其嚣张气焰。而日军在这两次事件中对苏联的认输，和中国抗日战场对日军的有力牵制有着密
切的关联。张鼓峰事件中，日军正准备攻占武汉，它不可能抽调更多的兵力扩大和苏联的较量；而在诺门坎事件中，如果关东军将老本赔光，那么日军面对形同泥潭
的中国抗日战场，它的战争底蕴和后劲将被抽空。而日本放弃北进，转而施行南进，偷袭珍珠港，发起太平洋战争，终于将“置身事外”的美国拉进战火，正是它走
向战争失败深渊的致命一步。



因此，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决心全面抗击日军侵华的所有军事行动，无论其在战略战术上有着怎样的错误和失误，都形同在日本独霸整个亚洲战略意图的“命门”
和软肋上插上一刀，是值得充分的历史肯定的。那么，对于淞沪会战，究竟应如何评价呢？萧文对淞沪会战的评价有如下几点：第一，上海当时并不是日本人的战略
目标，蒋介石投入大量军队主动在上海挑起战事，使日军迫于“面子”不断增兵，终于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第二，由于战略错误、指挥不当、实力悬殊和蒋介
石对国际调停的幻想，致使中方军队损失巨大，失败惨重，并没有实现迫使日军“由北向南”的进攻路径变为“由东向西”，日军反而乘胜攻占南京；第三，认为七
七事变后日本将全面侵华，是蒋介石及陈诚等人对形势的误判，因而在中方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开辟上海战场，是战略性错误；第四，如果不打淞沪会战，日本是
准备以回到沪沟桥事变之前状态为条件和中方谈判的，也就是说，中国在七七事变之后还有其他理性选择的。如果再争取五年和平，抗战准备也就是另一种情形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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