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無國界醫生：生死看淡 本沒有絕對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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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界醫生（香港）北京地址

■ 人物介紹

　　安娜

　　1982年出生，北京人，北京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系畢業。曾在北大醫院各科室輪崗了五年，之後入職北京腫瘤醫院，成為一名婦科大夫。

　　2011年，安娜加入“無國界醫生”。2011年至2015年，她先後前往塞拉利昂、索馬里蘭（索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成為當地醫療項目的婦產科醫生，並參與產科急重症的搶救和治療工作。

　　■ 對話動機

　　11月下旬，一段《一個北京女孩辭職跑到阿富汗，在爆炸和槍聲下接生嬰兒》的視頻在朋友圈被大量轉發，幾小時內，閱讀量便突破十萬加。

　　該視頻引起了人們對中國“無國界醫生”的關注。目前，中國內地有28位志願者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的行列，北京女孩安娜便是其中一位。

　　11月30日，在外交公寓“無國界醫生”辦公室里，記者見到了安娜。作為“無國界醫生”中國內地的代表，安娜除去前線的工作時間，還會負責邀請無國界醫生與國內醫學界、對外援助機構等，進行有關醫學知識和經驗方面的交流。

　　安娜說，在全國28名無國界醫生中，自己是個幸運兒。既沒有經歷武裝內戰，也沒有遭遇過疫情暴發。談到曾經有醫生被車臣武裝分子擄走，也有在阿富汗空襲中遇難的人員，她卻更加堅定“守土有責”的信念。“本就沒有絕對安全的地方，何況我見證過那麼多生死，看得比較開。”

　　第一次出任務花了半個月調整狀態

　　新京報：什麼時候知道“無國界醫生”的？

　　安娜：2010年，有一次我在網上查詢人道救援組織的信息，第一個跳出來的就是無國界醫生，我非常認同它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則和平等對待每個人的觀念。

　　新京報：後來怎麼加入的？

　　安娜：當時立刻寫了申請書，再去香港面試，他們會嚴格地考察醫生的基本素養、專業知識以及實操能力。三個月後，得知自己被錄取時，特別開心。

　　新京報：第一次出任務去了哪兒？那裡醫療水平如何？

　　安娜：我第一次出任務是2011年3月，被派往西非的塞拉利昂工作6個月。塞拉利昂有六百萬人口，註冊醫生只有三百左右，還有一半人是在國外。博城（塞拉利昂第二大城市）醫院只有兩家，醫護人員極其缺乏，醫療設備也少，我們醫院只有一個手術室，另一家醫院只有一個醫生。

　　我主要是給孕產婦看病。在當地，女性最重要的“功能”是生育，孩子越多越好，但是當地孕婦們不做產檢，接生也都是在家等接生婆，除非真有前置胎盤，子宮破裂等危急狀況，才會送往醫院。所以我接診的大部分都是危重病人。

　　新京報：和國內的工作比起來，壓力大嗎？

　　安娜：剛開始單獨值班時，接到這些病人，心理壓力非常大。有次夜班，一連送來五個危急孕婦，每一個都需要緊急手術，我從夜裡11時一直做手術到第二天上午8時，從手術室出來後，非常累，走路都是飄着的，精神也很恍惚。可是也很高興，因為每台手術都順利，看到新的生命降生於世，抱着寶寶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他帶給我的力量，讓人欣慰。

　　新京報：生活上呢，適應嗎？

　　安娜：我自認為是適應能力較強的人了，還是花了半個月時間調整狀態。3月到達時，正趕上博城旱季的尾巴，每天40多攝氏度的高溫。值完夜班回來睡覺，第二天是熱醒的，起來時床上還會有明顯的身體形狀的水印。

　　上白班時，為預防中暑，我帶了一個特大號的水杯，不停喝水。而且醫院裡沒有空調，每次手術做完，脫下手套時，裡面流出的水就像從水龍頭裡放出的一樣。

　　語言也是障礙，當地人說英語我聽不懂，都是大半個月後才能比較流暢地溝通。

　　在索馬里蘭通過蒼蠅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報：之後又去了哪裡？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爾奧，索馬里蘭第二大的城市。之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報：在索馬里蘭生活得怎樣？

　　安娜：蒼蠅始終伴我左右，挺感動的（笑）。這裡有超乎你想象的蒼蠅數量。這些熱帶蒼蠅飛得極慢，喜歡往人身上的敏感區域降落，還總是在覓食時淹死在滾燙的咖啡里，特別笨。不到2分鐘，你能看見至少3隻蒼蠅英勇無畏地躺在杯子裡。

　　從蒼蠅數量上，你還能看到這個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一般而言，如果我看見一個病人身上有超過30隻蒼蠅停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給她發病危通知了。

　　新京報：工作上有什麼難忘的經歷嗎？

　　安娜：在阿富汗，我看慣了丈夫對妻子的“無所謂”，有的孕婦在家出血一整天，也要等丈夫回家，得到允許後才能來醫院，手術也只能等男性親屬簽字後才能做。

　　但是，艾哈邁沙巴巴醫院的一對夫妻，讓我特別感動。那個女人被送到醫院時，抓着自己印着經文的護身符說，誰要切我的子宮，一輩子都不得好過。其實，她已經生育了五個女孩兒，終於等來第一個男孩兒時，卻發現子宮破裂，男嬰夭折。

　　當地醫護人員聽懂了女人的毒咒，沒人願意做這個手術。我立刻和她丈夫解釋：現在不是要不要子宮的問題，是人能不能活的問題。她老公懇求我，一定要保住大人。“我很愛她，我會守着她和女兒們過，不會再娶第二個。”我還記得他說的話，這種情況，在阿富汗是第一次遇到。

　　“工作確實很累但更加認同我的工作”

　　新京報：還想再出去嗎？

　　安娜：當然，我從小就是坐不住的人，特別喜歡到處跑，特別是去這些一輩子不可能想到要去的地方。

　　新京報：一般多久出一次任務？如何確定出任務地點的？

　　安娜：這是雙向選擇的過程，“無國界醫生”會公布需要援助的國家和具體時間安排，也會安排到人，你也可以主動和負責人商量行程和時間。如果不適應，隨時要求回來也沒問題。

　　新京報：家裡人對你做無國界醫生是什麼態度？

　　安娜：我父母都是醫生，這件事上他們沒管我。我丈夫還給我買了當年去香港面試的機票，那會兒孩子才不到兩歲。大家會擔心我的安全，但更多是理解和包容。

　　新京報：在國外那麼辛苦，如何調整自己的狀態？

　　安娜：在塞拉利昂我喜歡早起跑步，那裡有美麗的海灘，七點之前，海面吹拂着涼爽的風，特別愜意，那是我一天中唯一的放鬆時刻。在索馬里蘭，偶爾也會去逛集市，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因為宗教和文化因素，你只能待在醫院裡不能隨意走動，會讓我有點憋屈。

　　新京報：這五年的國外援助工作有什麼感悟？

　　安娜：在這些飽受內戰、疫病和天災困擾的國家和地區，你看到醫療設施和系統慘遭破壞。加之當地人文化觀念的差異和醫學知識的匱乏，產婦和嬰兒死亡率居高不下，很心痛。

　　我每天都在見證死亡與重生。不知道有多少病危婦女，行走在掙扎着拯救自己的路上。工作確實很累，可是有幸幫助這些孕婦的喜悅，讓我更加認同我的工作，也從中收穫了許多經驗，我很幸運，也很滿足。

　　■ 鏈接

　　無國界醫生

　　獨立、非牟利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1971年在巴黎成立。

　　官網顯示，該組織已在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過救援項目。當重大突發災情出現時，相關部門會從全球招募選派人員參與緊急救援，比如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尼泊爾地震等。另外一部分則是長期項目，在評估當地的醫療條件後，該組織會設立醫療站點，提供醫療援助和重建。每批次前線人員的工作時間為1-6個月，並發放項目補助金。

　　“無國界醫生”與中國的情緣，則要追溯到1998年的湖南洪災，第一名加入無國界醫生的志願者潘淵，在當時的救援活動中擔任後勤人員。之後他向其表姐、北大人民醫院的婦科醫生屠錚推薦了無國界醫生的項目。從1998年至今，中國內地共有28人加入無國界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