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慎盈 尹欣 陈俊珺
采访者：高慎盈 尹欣 陈俊珺
受访者：柴静
20多岁时，柴静写了她的第一本书《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字里行间满是文艺青年的调调。
十多年后的柴静说，“这本书里通篇都是‘我我我’”。
在公共场合，如今的柴静习惯以优雅示人，不见咄咄逼人的姿态，人们听到的总是她的感悟和建议。
在电视节目中，柴静的发问依然不失犀利，但态度更为平和，努力呈现客观和理性。
许多人发现，从前的那个柴静，逐渐消失了。
你不要质疑，要疑问。质疑是你质问要找出什么，疑问是还有未解之余地。
媒体一聚拢，聚光灯一打开，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很容易被裹挟其中。
做新闻做到现在，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不要试图寻找传奇。
记者：你的新书叫《看见》，记录了你采访中的“看见”，听说你刚从兰考采访回来，这次在兰考你又“看见”了什么？
柴静：关于“看见”这个词，我在书里也写过，就是要从蒙昧中睁开眼，尽可能摆脱看见之前所形成的成见和概念。
这次我们去兰考之前，其实不论是袁厉害还是当地政府，都已经被概念化了。出发前搜索资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很多说她牟利或者贩卖孩子的材料来自于“据说”、“听说”、“传闻说”，都是些语焉不详的词汇。可能因为我是做调查记者出身，觉得还是要先求得事实的准确，放下任何预设，用亲眼所见的事实尽可能地抵达真相。不要出发之前就把目的地的一切都想好了。
记者：听崔永元说过，柴静的一些报道虽然不是对新闻事件的最早触及，但却总能呈现不一样的“看见”。
柴静：这也是我们做袁厉害这期节目遇到的挑战，我们到兰考的时候，很多媒体都已经在那儿了。媒体一聚拢，聚光灯一打开，就像发了一场高烧，很容易被裹挟其中。 “我要第一个发稿”，“我要拿独家信息”，“我一定要跟别人不一样”，这种急切，这种发烧的心态，会影响人对于新闻事实的观察。
不要急于跟别人不一样。做新闻做到现在，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不要试图寻找传奇。为了寻找传奇，你就会在无意中把袁厉害给极端化了，要么认为她一定是个毫无瑕疵的人，要么就认定她是个贪图利益的人，对于当地政府也是这样。
世间事都在情理当中，不要寻找经验以外的刺激性的东西，而要寻找人生经验以内的东西。但同时对每种情绪都要有所戒备。比如我第一次见袁厉害的时候，她一把抱住我。我从来没有被采访对象那样抱过，有的人抱个两三分钟也就松开了，但她足足抱了我10分钟，而且抱得很紧，就好像全部依赖着你。
记者：你未挣脱吗？
柴静：我没挣脱，但我也没安慰她。因为我刚到那里，还不能判断这个人。我就没动。
记者：她知道你是谁吧？
柴静：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我是谁，也可能她只是看到一个来自外界的人。所以，一定是有种很强烈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探寻的出发点。但同时也要保持警觉，不要因为你被拥抱，就倾向了她。我依然保持了关切和疑问。
记者：疑问是有疑而问，没有预设的立场。
柴静：当年庄殿君主任就对我说，你不要质疑，要疑问。质疑是你质问要找出什么，疑问是还有未解之余地。
我怕消费别人，尤其是消费一个正处于极端身体状况的人。她的身体是不会撒谎的，医生告诉我之前一天晚上，袁厉害的血压达到180（mmHg）。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她受过刺激，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人就支撑不住了。我很担心发生这种情况，不能因为我要拿到一期采访，就置别人于险境，我受不了。我就告诉袁厉害，只要能通过外围采访回答的问题，我就不问你，我只要你回答几个非你不可的问题，你不想回答绝不要勉强。这就是我的态度。
记者：按理说袁厉害是你们这期节目最想“看见”的人，但是你没有像以往那样做一对一的专访。
柴静：很多人看了这期节目也问我，为什么你们用了很多调查的手段，采访了那么多人，你是怎么考虑你们节目的属性的？我说我没考虑节目的属性，我只考虑我对一件事情想知道的愿望。如果只考虑属性，我就一对一访谈，但一对一对我来说可能抵达不了真相。采访多少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实。
记者：那只是一种形式。
柴静：当年我坐在演播室里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受到形式的拘束。当时要做三方嘉宾的连线，栏目的属性决定我必须要让三个人交流起来，隔两三分钟就要有个互动。当你满心想的都是栏目的属性，就把新闻忘了，就把真忘了。一位前辈跟我说，你根本不用考虑嘉宾的感受和观众的感受，你就考虑你对新闻事实的追求，只要你的追求在，哪怕30分钟你只问了一个人，只要你问的这个人能完成逻辑的拆解，其他两个人都晾在那儿，也没问题。
记者：跟节目的形态相比，更重要的是让人们接触到事实。
柴静：陈虻当时教我们，要想认识人，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他（她）放在结构中，要产生各种关系，这种关系自然而然会提供一个审度这个人物的背景，像螺丝卡螺母一样。所以要了解袁厉害，就要看福利院院长跟她的关系，看孩子们、儿子、保姆、县长、警察跟她的关系。我们找各种各样的线索来完成这个人物，我们做的是他人，可是每个人物又都是为她服务的。人由他人构成，他人帮我们找到一种真实的方式把这个人物呈现出来。
记者：这次采访了多少人？
柴静：（扳起手指数）有袁厉害的亲生儿子、养子，有她的保姆、母亲、弟弟，还有县长、福利院院长，这些还不包括那几个孩子。
穷富没有标准，更用不着比较，人要是通过比较来界定自己的话，那就麻烦了。
我为什么喜欢阅读，就是因为看到有人写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亲切。
你对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质量一点，读者就会给你回馈。
记者：《看见》这本书问世一个多月，已经卖了100多万册，有媒体形容你的签售会“堪比春运火车站”。这么多粉丝、这么大销量，这件事情本身让你看见了什么？
柴静：我原来没有细想过这件事。写书的人一般都有个惯性，觉得封笔的一瞬间，这本书就和自己没关系了，从此后你有你的路。但我很在意读者的检验，最终对这本书有决定权的，不是那些因为知道我名字而买书的人，而是那些真的翻过看过这本书、对这本书有评判的人。有一个陌生人过来跟我说，我看了你的书，看到哪儿掉眼泪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写得多么好，而是因为你写出了我想说但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这番话很打动我。
当年我为什么喜欢阅读，就是因为看到有人写的东西让我觉得很亲切，即使他是百年前的人，是已经故去的人，但我觉得他是我精神上的亲人。虽然我们身处不同时代，但我一直没有点破的东西，他却说出来了，我和他的感受是相近的。这也是写书本身的意外之喜。
记者：也许是本来的应有之义。
柴静：也许是，但我没做过这样的预设。我不知道这本书对他人来说有什么用，但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完成。
记者：对于很多销量大的书，有的人看见的是销量背后的巨额稿费。
柴静：要是以这个为出发点的话，我就不会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这本书。他们来跟我谈的时候肯定不是把销量报得最高的。我最在意的也不是他们对外的声誉，或是受人尊重的名头，而是我喜欢他们的编辑，他们的几位编辑对文字的认真、那种读书人的风范，是让我钦佩的。这本书在后期的两三个月里有一次比较苦的打磨，以至于我的责任编辑到现在还没看过那本书，他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了。 （笑）我特别尊重他们的修改意见，但反过来这会折磨他们。这个折磨是什么意思呢，我可能每天都改一稿发给他们看，他们说定稿了怎么又改了。但他们非常细致，我书里写的每一期节目，他们都会找出来看，时间、地点、人物，包括叙述的准确，甚至到行文和结构。
记者：之前有人调侃，说你是“央视最穷主持人”。
柴静：穷富没有标准，更用不着比较，人要是通过比较来界定自己的话，那就麻烦了，会永远活在不安中。在目前的境遇里过得还挺舒服，这就够了。
当年在电台工作的时候，工资很低，有位听众给我写了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有一天我们会为你发工资的”。传媒市场很有意思，我没有预期，但从这个事情回头来总结的话，这个行业可以给大家一些良性的信息，你对做的事情本身是敬重的，做得稍有质量一点，读者就会给你回馈。
不要动不动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不让他进，不让他出，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