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这个帽子，对文革时被打倒的多数干部来说大概不冤枉。文革前几年，为了恢复生产，农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往回退的。从公社所有和吃大食堂退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所有制基本上回到了个体经济。

工业上虽然说所有制没变，但是搞了利润挂帅，奖金挂帅，都是资本主义的经营策略。教育上玩分数第一。文艺界搞自由创作，写中间人物。总之一切都尽量往回走。当然，这一切都是少奇和小平领导。58年搞的那些步子太大了。社会适应不了。要退回来重新走必经的阶段。因此，说干部走资没什么错。但说他们反党就错了。他们办事都是中央给的方针。他们当然得照办。所以，应该说他们不是反党，是拥护党。说他们反毛主席，则也许有些道理。因为毛主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坚决贯彻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这在当时确实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

文革后，从生产关系上还真实现了毛主席预料的“资本主义复辟”。最近的统计数字，说明中国私营经济的成分，已经在70%以上。

我对“走资派”的兴趣，不在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在他们的政治能力。考查他们在文革中的动作，只能说他们是一个政治上异常成熟的阶层，确实具备了管理中国的能力。

文革开始时的局面，是毛主席准备大换血。他和群众，特别是受到“走资派”压迫的那部分群众，以及学生，结成了同盟军，自上而下地打倒“走资派”。确实形成了声势。从当时的大字报来看，群众对“走资派”的揭发是全面的，深入的。比如，揭发彭真生活腐朽时，指出他家三十五间房子，用了十二个电扇。揭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接近过很多小护士。又揭发贺龙喜欢吃小狗。这样的细节都揭发出来，可见连“走资派”身边的人都发动起来了。

“走资派”假如不作为，那就是任人宰割。假如激烈反抗，那会遭到迎头痛击。二月逆流陈毅等人拍案而起，被主席痛批就是例子。他们也可以热烈拥护文革，但那等同于自杀。总之，任谁处在那个局面下，都很难选择正确的应对方法。但是“走资派”居然成功地扭转了乾坤。他们的办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指使支持自己的基本群众打出造反派的旗号，反对造反派。造成全面的内战，在大乱中保住自己。

各地“走资派”多年经营，手下当然都有一批红人和干将。这包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层干部，总之“走资派”政治上不孤立，身边有势力，有一个利益集团。假如他倒了，这个集团自然也受损。因此，这个集团中的人很容易被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对抗要打倒“走资派”的造反派。

主席支持的造反派当然不软。但是总体素质上还是不如“走资派”支持的红人集团。原因很简单，红人在文革前之所以受重视或者被提拔，当然要么是因为忠诚，要么是因为能力强，要么因为出身硬，要么是因为文化高，总之必须素质好。而主席那边的人，除了学生，多为怨气特大的，文革前不得烟抽的主。这些人当然有素质上的毛病，也就是湖南人所说的痞子。其中，有个人历史问题者为数也不少。这在两派斗争中，特别容易受伤。

所以两派一斗，真正的造反派往往成了少数派。受益的则是“走资派”。典型的对局出现在武汉。“红人集团”的队伍起名百万雄师。“痞子集团”的队伍号称工总，完全寡不敌众。到最后，居然处于受迫害的位置。

这种情况绝不限于武汉，各地都出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两派。打个不可开交。毛主席甚为头疼。文革小组的人很快就看出凡是两派大打出手的地方，背后都有“走资派”的影子。问题是他们多为一些从政经验很弱的书生，没有控制局面的实际能力，也缺乏控制局面的政治资本。因此，各地局面一时失控，各个“走资派”，都得到了相当的喘息空间。

对抗达到高潮的标志，是武汉的720事件。这个事件的开端，是百万雄师在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走资派”的指使下，把真正的造反派打得一败涂地，中央文革直接出面干预。当时派出的是谢富治和王力两员大将。他们到了武汉，把陈再道和军区政委钟汉华叫来，训斥他们给保守派当后台老板。谁知后来冲来了一彪百万雄师雄师方面的人马。其中有大量军区的军人。上来就给王谢几个大耳光，然后关押起来。这彪人马，自然是陈钟或者他们手下的人。

打王谢不是目的。目的是谏毛泽东。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在武汉，这是当他的面打他的人。因此，这次行动，实际具有西安事变兵谏的性质。这等于告诉主席，你看，你打倒我们，就得罪了武汉的多数群众。再继续下去兵变也是可能的。这招无疑是险棋。只有在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将领，能将生死置之度外，才敢出此等招数。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妙招。打王谢足以提醒主席高压可能造成兵变。但又不真正实行兵变，给主席以足够的思考余地，使得事情有回旋的空间。这是政治力学的精确运用。

最高领导人犯错在中国是经常看到的。中国老练的政治家们，总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宋朝时，宋仁宗犯了不孝之罪，按律需要挨板子。老吏包拯想出一个办法，用打龙袍代替。陈钟这次打的王谢两位实际就是主席的龙袍。可见武汉双雄的政治水平绝不在包公之下。

学生就缺乏能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喜欢采用不断升级，激烈对抗的策略。把力道完全使尽，不给对方以丝毫回旋的余地。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跟陈钟等“走资派”比，他们政治经验的不足和智力上的弱势是非常明显的。书生光绪皇帝和谭嗣同对抗老佛爷，玩图穷匕见，居然写衣带诏谋害太后。把对抗推向了了必须鱼死网破的绝境。

历史上还有一个对抗的例子，被双方的政治智慧解决。毛泽东在延安组织抗大批判四方面军的将领。许世友等将领年青幼稚，组织逃跑被逮捕。许不服，声言要见毛泽东，并且要毛泽东给他一把枪。毛泽东欣然前往，还当场给了许一把枪。许当场下跪表示臣服，使得事情有了个好的结局。许虽然文化不高，但他的做法也充满了粗人的智慧。研究这个事件的解决，令人对双方的政治智慧，有深刻印象。

武汉720事件的结局如何？也是个好结局。事件发生，毛泽东的第一个决定不是对抗，而是脱险。周恩来亲飞武汉，送毛泽东飞往上海。这一行动，说明毛泽东完全明白事件传达的信息，而采取了先退一步的态度。第二个动作，是以军委名义，召武汉双雄进京议事。这办法一举两得。如果陈钟意在谋反，自然会拒绝参加。那时可以讨伐。如果他们不谋反来京，那么正好将他们收监审查。慢慢泡制。毛泽东在召二人的电报稿中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上了“同志”二字。这两个意味深长的字，开辟了充分的政治回旋空间。

结果，陈钟二人应召进京。在京西宾馆会上，空军吴法宪司令表现激进，以中将身份抽上将陈再道的耳光。嘴里还骂着娘。之所以没进一步，也是主席加“同志”二字之功。

武汉双雄尽管受到了一些批判，但最终并没有被打倒。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兵谏使得主席最终下决心停止了对“走资派”的高压行动。从那次之后，主席对文革就采取了“收”的策略。不久，就以反军乱军的罪名，抓了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走得过远的激进派。

武汉双雄摸准了主席的脉，下了一剂重药。

另一个主要当事人王力文革后写回忆文章，书生气十足地说我当时被抓，是因为在红旗杂志的社论上加了“揪军内一小撮”这几个字。但中央早就在516通知中，就写了要整军内的“走资派”。我加这几个字是中央早定的事，不是新发明啊。不错，中央在搞文革的516通知中，的确说要整军内的“走资派”。可什么时候整，具体怎么整，是主席的，不是你王力的决策啊。当时主席的决策是“收”，你还冲个什么劲？而且，从主席对陈钟二人的态度，应该可以看出主席已经准备对军内“走资派”让步。可是王力十几年后，仍然看不出来当时这个大趋势。可见书生还是书生，虽然能说会道，政治上终究不如老吏聪明。坐十几年监狱仍然聪明不起来。

总之，720兵变可以看做“走资派”在跟激进派的政治对抗中，在不利形势下的一次非常老辣，非常铤而走险，但又妙到毫颠的反击。其作用是制止了打倒和迫害的狂潮，为自己群体赢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而武汉的“走资派”们，也因为这次有理，有利，有节的打龙袍，在青史上留下了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