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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习近平、王岐山, 黄土的儿子​
送交者: 挑挑拣拣 2015年03月15日13:34:2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习近平、路遥、王岐山.....他们都是黄土地的儿子 - 新闻中心

视频: 纪录片【路遥】

习近平和孙远平,一对黄土高原的苦难兄弟。

习近平和路遥,一段隐藏了40年的“室友”之交。

平凡的世界有着不平凡的中国梦。


为 怀念自己在陕西延安梁家河插队的7年知青生涯,2002年,习近平曾公开发表过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全文共5000多字,首发于当年第12 期的《全国新书目》杂志,《西部大开发》杂志后来在2012年的第9期对该文进行了转载。文中习近平提到,同批知青中,出了不少干部,“(1993年)在 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同批知青中,“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 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


就在习近平提到的1993年,作家王安忆也曾写过纪念文章《黄土的儿子》纪念英年早逝的路遥,文中,王安忆感慨,“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


在此,我们将两篇文章一并呈现,希望你可以读懂习近平、路遥.....这些“黄土地的儿子”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

习近平|文

1993年,习近平回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看望乡亲们并合影


1969年1月我作为“黑帮子弟”,来到陕西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梁家河插队落户。


离开京城,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但我想,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


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几年中,我过了四大关:一是跳蚤关。在城里,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两年后就习惯了,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的香甜。


二是饮食关。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三是劳动关。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四 是思想关。这是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乡亲们也逐渐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分子。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劳作在他们中间,已经不 分彼此,他们对我坦诚相待。让我做赤脚医生,做记工员、农技员。20岁那年,又选我做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和社员一道打井、打坝、修公路,发展生产,改变家 乡的面貌。我已认定,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时,有的乡亲提到,当年我在村里创建铁业社,为村民增加了收入;我带领大家开挖出陕西第一口沼气池,让村民用沼气照明、做饭。可是,我所记得的,是他们曾经无私地帮助过我,保护过我,特别是以他们厚朴实的品质影响着我,熏陶着我的心灵。


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古 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 “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七年多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深 厚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在 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到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 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


在 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 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北京,又被送到从前的太行山根据地。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在这里参加了革命,他们都是我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 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 那时我们都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做流窜人口?


当时的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是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听 了他们的话,回去以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到我 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 外。


他 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情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 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也都找我商量。现在有几个作家的作品中把知青写的很惨,我的感觉并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感到惨,但是当适应了当地的 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的很充实。


我 的成长进步始于陕北。最大的收获一是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大学,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 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 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到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


我 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一个30多岁的人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我回去 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是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原因都不批准。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 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 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让原来的大队支部书记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在 此之前,入团也是费尽了周折,入团申请书前后写了八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两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 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 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 递?我说,我是什么?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


过 几天,又写了两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了,就这样一直写到第八份。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 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能让我入。当写到第八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得到了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 了5天,最后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 的所有“黑材料”都拿出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


他 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啊?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不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当 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 为我是头儿,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


那 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派出所都没送,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 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那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后来决定送我去 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后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 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我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 让去了。



破旧的纸窗户内,就是习近平1969年1月初到梁家河插队时居住的窑洞。澎湃新闻记者 刘行喆 图


经 过这么多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子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者当这个、那个,越是这 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 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 根据地。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七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


因 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正是“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 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一段后才了解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 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


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我 那时一边当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 给了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 这又是一次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 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 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大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 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二万六,号称三万。现 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八个省部级干部里,我了解的有王岐山。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 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 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 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1972年,插队回京探亲时的习近平。


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我 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后来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的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 有的是我请求当地领导给予帮助,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 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 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 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 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的过去吗?


黄土的儿子

王安忆|文


作家路遥


去 陕北是我难忘的经历。我手里捏着一捆路遥给我的“路条”,然后乘上风尘仆仆的班车,就这么上路了。那是在1990年的初春,陕西电视台正在播放根据路遥长 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听见人们在议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过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这时候,无论 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到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 去陕北的路线,是路遥为我们策划,他说你们先乘班车到黄陵,找到县委书记,然后他会送你们去延安,再到延安大学找到校长,他将安排你们去安塞、绥德、米 脂,再北上榆林。他写好一封一封的信,让我收好,意思是有了这些信就不必发愁了。后来的事情证明果然如此。我们到了任何地方,只要出示路遥的信,便无一例 外地受到热情的接待。除去从西安到黄陵这一段路程,我们再没有乘过班车,全是由路遥的朋友们用小车一站送一站,接力赛似的。他们说,我们不管你是谁,只知 道是路遥的朋友,以后你们倘若写信来,只要写上路遥的朋友。他们中间大多是一些基层的干部,与文学无关,对于他们来说,全世界的作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路 遥。他们是以那种骄傲又挚爱的口吻说:我们的路遥。


我 去陕北,是和我的好朋友、上海一家杂志社的记者林华同行。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生、城市里长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再造的世界,我们与自然已经很隔膜,书本是我 们的好伙伴。我们特别善于从理论上去了解生活和对待生活,我们把生活也看成是书本那样的再造的自然。这其实使我们损失了许多,这损失主要在于和自然的情 感。我们总是通过媒介去和自然发生关系,城市里到处是这一类的媒介,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媒介。我们的情感渐渐地变成一种形式,它来源于我们的理性认识,而 不是感受。我们的头脑还不错,心却渐渐麻木。当我们闻说陕北的贫困闭塞之时,就对路遥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大胆的建议:为什么不把人们从黄土高坡迁徙出去?这 话其实是刺伤了路遥的心,他呈现短暂的一怔,然后脸上露出温和宽容的微笑,他说:这怎么可以?我们对这土地是很有感情的啊!初春的时候,走在山里,满目黄 土,忽然峰回路转,崖上立了一枝粉红色的桃花,这时候,眼泪就流了下来。


路遥故居


后 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崖上的桃花,它总是孤零零的一棵,枝条疏朗,那点点粉红几乎要被汹涌澎湃的黄土颜色淹没。黄土上的天空是格外的蓝,似乎专为了照耀这黄 土,使这荒凉更加触目惊心。我不明白在这样荒凉苍茫的土地上,为何能迸发出如此姣嫩的粉红桃花。它好像是抽空了生命中所有纯洁如处子的情感,用尽全力,开 放了花朵。如果没有路遥的提示,我们不会注意到它,它从黄土与蓝天的浓郁背景上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而它是路遥眼中永远伤及心肺的景色。


我 们去到陕西的日子,还是作协里兴起“算命”热潮的日子。这一种热闹景象之下总有那么一股颓唐之气,这是一个令人深感茫然的年头。新时期文学走过最初的蓬勃 的道路,来到前不见去路、后不见来路的叫人困惑的中途。我们以真挚单纯的情感为动力的文学的童年时期已经过去,我们有一种感情抽空、精疲力尽的感觉。这又 是一个八方来风的时期,世界文学艺术的各种潮流与思想扑面而来,干扰着我们的判断力,平添一股怀疑的空气。陕西作协的“算命”热潮,其实是这个时期整个文 学的一个心灵景象。如陕西这样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地方,算命的方式形形种种,连“易经”这种高深的玄学,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掌握,令我们目不暇接。不得已 我们也只得亮出两招,来与他们抵挡一阵。我们的算命方式带有洋务派的面目。据称来自弗洛依德,其实是一种心理测验。我们让被测算的对方迅速报出一只动物, 然后报出由此动物所想起的形容词,报完一只动物,再报一只,一直报三只为止。我们说第一只动物的形容词是你对自己的描绘;第二只动物的则是别人对你的描 绘;第三只却是实际上的你自己。我们看出路遥接受这测试是出于不使我们扫兴、带有捧场的意思。他脸上带着温和宽容的微笑,像一个听话的好学生,一一回答我 们的提问,然后耐心地等待我们破译。当我们说到第三个动物的形容词其实意味着实际上的自己的时候,路遥不由“哦”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消失,眼神变得严肃 了。我记得路遥第三个想到的动物是牛,他形容牛用了沉重、辛劳一类的字眼。这游戏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到对死亡的态度,我已经忘了路遥的回答。这时候,我 们谁也不曾想到,这个问题会真的降临到我们面前。


有 一日,我们在当时的《延河》主编白描家,做着另一种算命的玩意儿。推门进来一个人,瘦长的个子,背着手,背微驼,他说:哟,来客人了?就走到我们跟前。他 就是邹志安,他是作协院里众多“神算”中的“神算”。白描见他来,便谦恭地让出位置,让他来解释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像拆字又像破译密码一样从一本书上抄 写下来。邹志安是一副当然权威的样子,一字一句地描绘着我们的前程。算罢,他对我说:你的额头长得好,你的好运全在这额角上了。他又详细分析了一下这额角 的位置,意思是如果失之分毫便差之千里。邹志安给我一个乡间知士的印象,他是那种含而不露的智慧,他心里一切明白如镜,面上却一派憨拙。第二天早晨,邹志 安到招待所来敲我的门,说要请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坐在小吃铺里,我们瞎聊天,问他:“您几岁了?”我们上海人问人岁数,无论对方长幼都问“几岁”,显得很 不严格,也不规矩。听了我们的问题,邹志安并不作纠正,很恳切地说:“我三岁”。紧接着,我们又一次出语惊人,我们说:“您五十了吧?”他谦和地微笑道: “快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六六届高中生,这年四十三岁。他说他当年去上海串连的情景,一下火车就生病送进医院,他至今还记得护士为他量体温时的 那句上海话,模仿得惟妙惟肖:三十九度三!对上海的又一个深刻印象是面包。串连站发面包时,他用裤子扎了裤口去装,装了整整一裤子。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这 些,这场面有一种叫人难过的地方,即便是轻浮如我们也笑不出来。他的超过实际年龄的苍老也叫我们沉重,可那时候我们并没想到死亡会来临。吃完羊肉泡馍,他 和我一同慢慢走回作协院子。他背着手,就像一个老农。这时太阳升起了,照进院子,照在他的睑上,他微微眯缝起双眼。这一个场景一直在我眼前,有一种无声无 息的哀伤在冉冉升起。他走在被院墙隔成的阳光的格子里,有一点茫然似的。他与我道了别,又原地站了一会儿,才向他住的那幢楼走去。后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 来,我就老想起他站在院子的阳光方格里的情景,这给我一种竭尽全力的印象。是的,竭尽全力。


我 们临走的那天晚上,路遥发火了。那是在西影厂食堂里,莫伸请客,也算为我们辞行的意思。饭桌上,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 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 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 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 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 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 我一直痛心着。在后来的日子,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路遥无法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路遥无法从容走完人生,向人们证明这一点了。他还来不及老,便走了。


据 说路遥和邹志安在病重时节都流过泪,表示出不甘心的意思,这真是叫人痛断肠了。他们都是在四十不惑的日子里辞世,远没抵达知天命的年岁。不惑其实是最叫人 痛惜的,一切都已明澈如水,什么都骗不了他们。是他们智慧最清明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力最富理性的时候,他们正走向通达最深哲理的路途中,走过去,便是真 谛。而他们却中途夭折,这带有一种强夺的意味,一种生剥活扯的意味。


我 永远忘不了我们行走在黄土沟壑,就像行走在地的裂缝,崖上的桃花在遥远的天空映下疏淡的花枝,路遥的心是如何地被激荡了。我想他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 里写字,而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跋涉。据说,邹志安在临终的日子里, 曾经说过,文学这东西对于我,已经是个怪物了。我想他这话实在说得对极了,也伤心极了,这句话其实道出了文学的虚假的真谛。人生是这样沉重压顶,白纸黑字 算得上什么?路遥和邹志安相继去世,给文学染上一层哀绝之色。生命就像是一场阻击战,先是祖一辈的倒下,然后是父一辈倒下,现在兄长一辈的也开始倒下了。 我们越来越失去掩护,面对着自然残酷的真相,有人已经呕尽心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游戏?其实这世界原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绿地只是表面的装饰。这个世界 上装饰是越来越多,将真相深深掩盖。其实,破开绿地,底下是黄土;风刮起黄土,底下还是黄土,路遥,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1993年3月27日上海


潘石屹王雷谈热播剧《平凡的世界》:成就最好自己

3月12日,乐视网《星月私房话》在北京大学录制特别节目,邀请企业家潘石屹和演员王雷共话热播剧《平凡的世界》。作为男一号孙少安的饰演者,王雷坦言是自己演得最好的作品。

节目中,潘石屹坦言《平凡的世界》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小说,“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可以超越它,它陪伴我一起度过了人生最低潮的时间,能够从我的心里面引起共鸣。《平凡的世界》是我看过的最美小说,没有之一。”

王雷也坦言拍摄过程中,曾无数次地被自己饰演的孙少安这个角色所打动。为了演好孙少安,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王雷竟把陕西话说得原汁原味。王雷感言为这部戏倾尽全力,“是我目前为止演过最好的一部戏。”


潘石屹:看《平凡的世界》每天晚上都要哭一场

“《平凡的世界》(视频)这本书我一共看了七遍,每一次在我人生低潮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觉得这个坎过不去的时候,我就读上一遍《平凡的世界》。所以《平凡的世界》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我都非常清楚。”
“《平凡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孙少平、孙少安两个人小时候的经历和我完全一样的。这就是十几岁时的我,到地里干活的时候,不好好干活,最大的愿望就是从山里面走出去。”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既现身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预告片做代言后,在近日的一次活动中再度表达对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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