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蒋经国接班扫清道路，“二陈”去台后即被蒋介石开刀，要陈果夫等人承担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成立，陈果夫连委员职务都没有捞到。

“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把持国民党党务，列“四大家族”之中。还身兼“教育家”、“理财专家”、“美食家”、“杂家大师”几种角色，可谓全矣　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1892年10月9日生于浙江吴兴。因其叔父陈其美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这年秋天，正在上海养病的陈果夫收到蒋介石派人从广州送来的一封信，要他在上海采购军校学生制服及其他军需用品器械等。因为当时广东的东西很贵，若在上海采购，加上运费，也比在广州买便宜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陈果夫采购的第一批东西是五百套呢制服、帽子、皮鞋及其他皮件。因为是军服，在交海关检验时被全部扣留。陈果夫十分着急，经多方奔走，请虞洽卿等人从中帮忙疏通，总算把被扣的大部分东西拿了回来，但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被海关充公。虽然军服等已发还，但海关禁止外运。经多方打听，陈果夫探得上海有一家货运公司，专替顾客逃关漏税，包运货物，且运费便宜，于是将货物交这家公司托运。几天之后，广州来电说货物已如期到达。

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大部分军服皮件等都在上海订制，然后交付那家货运公司托运，未出过什么问题。

不久，蒋介石又转给陈果夫一张孙中山的委任状，委任他为募兵委员，负责招兵工作。陈果夫先后在江、浙、皖三省招募4000多人，作为第一、二团教导队新兵。同时，蒋介石又任命陈果夫担任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委员，负责在上海的招生工作。

黄埔军校初创时，只有二三匹马，发动东征时急需马匹，蒋介石又拍电报到上海，要陈果夫设法买马。正巧上海跑马厅有一部分马，因不善奔跑正在廉价出售，而这种马正适合于军用。陈果夫通过朋友介绍结识了一位识马的人，在这人的帮助下选购了一批马，又费了不少周折，终于将这批马装运到广州。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陈果夫是出了力的，这也难怪蒋介石日后重用他。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果夫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陈果夫一走马上任，就担当了助蒋反共的角色。他首先从谭平山等人手中夺取了主持中央党部的权力，把在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大批撤换，以自己的亲信接任。中央组织部大权稳操在手之后，又开始向各级党部开刀。陈果夫以视察和指导工作为名，把组织部内的顽固反共分子陆续派往赣、浙、沪、滇、黔等各地党部，传达反共旨意;同时电令湘、鄂、皖、苏来人到广州面授机宜，策动反共分子夺权。

1927年4月2日，陈果夫伙同吴稚晖等人提出所谓的“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对各地共产党“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舆论。4月9日，陈果夫又与吴稚晖等人联名，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护党救国通电》，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为蒋介石叛变革命作最后的政治准备。4 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蒋家王朝建立之初，蒋介石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在以武力同新老军阀于战场上厮杀的同时，与国民党内其他政治派系还展开了“正统”之争，这主要是通过陈氏兄弟操纵国民党组织大权来完成的。

1927年8月，蒋介石采取以退为进策略，宣布下野。陈果夫、陈立夫联合戴季陶等人，在上海滩成立“中央俱乐部”，纠集拥蒋势力，准备迎蒋上台。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重掌国民党军政大权，中央组织部又落到陈果夫手中。陈果夫立即着手继四一二之后的进一步清党，对非蒋势力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清洗，除在组织部内安插亲信外，又以选派各地党务指导委员为手段，把势力渗透到各省市党部及国民党的最基层组织。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在陈氏兄弟的控制下，运用圈定和指派代表的手段，使蒋派势力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蒋介石连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任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中央秘书处秘书长，使中央组织部得到最高幕僚长的呼应和协助。通过“三全”，陈氏兄弟把国民党成功地改造为清一色的“蒋家党”(也可说是“陈家党”)，到此，蒋派把持国民党中央、控制各省市党部已成定局。

从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统治的崩溃，陈氏兄弟长年经营国民党人事要害部门，20年稳坐权力峰巅。他们利用职权之便，提拔、培植了一大批人，而这些人又层层网罗追随者，形成以二陈为中心的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CC系。关于CC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一，“中央俱乐部”英文译为“CentralClub”，简称CC;其二，陈字的汉语拼音“Chen”以“C”打头，故以CC代表陈果夫、陈立夫，以陈氏兄弟为首的派系就称CC系。陈氏兄弟否认CC这个组织，陈果夫曾说：“以我的性格，是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然而，以二陈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1931年6月，陈果夫因肺病日益严重，辞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党权移交给其弟陈立夫。陈立夫和CC系一向把陈果夫看作精神领袖，凡事看他的眼色行事。陈果夫还通过陈立夫，操纵着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之一——中统。此外，在陈果夫的指挥棒下，CC系势力还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CC 系内藏龙卧虎，曾在国民党党务、组织、宣传、文教、特工系统里任过要职的CC骨干有张道藩、谷正纲、萧铮、胡健中、程天放、余井塘、洪兰友、高信、黄少谷等许多人。与政学系在行政部门、孔宋系在财政及外交部门、黄埔系在军事部门一样，CC系牢牢地掌握着国民党党务部门，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四大支柱之一。当时，社会上有“蒋家天下陈家党，孔宋两家管钱袋”之说。1931年12月28日，陈果夫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被推任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3年10月，陈果夫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江苏是江浙财团的基地，更是蒋介石统治的中心腹地。陈果夫到镇江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用人问题”，为此他提出一整套用人方针，大量任用CC系的人。他强化江苏警察制度，在一部分地区实行“警管区制”，并推行“壮丁训练”，组织保安团队，自任省保安司令。他在江苏实施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强化法西斯统治，并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在江苏推行其“教育改革”，开办职业学校和“女子生活学校”、“医政学院”。他在任内力主禁烟，但对娼妓却较为宽容，认为“娼妓在不能根本解决以前，既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名禁而实不禁，不如管制的开放，对社会道德、民族健康乃至于娼妓本身的痛苦，倒要好些。”致使娼妓在江苏完全公开合法地存在。

为了给自己树立一个清官形象，陈果夫在江苏处分了4个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一个是他的亲戚。陈果夫在省主席任内曾干过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1936年 9月，他向何应钦等建议：“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当时全国各种各样的“捐款”高达1200多万元，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即“捐献”飞机9架，连小学生、童子军都在“捐钱”之列。在蒋介石50大寿时，溪口上空曾飞来10多架飞机，回绕着作表演，排成一个“寿”字，当时哄传远近。

国民党上层人士称陈果夫为“标准党人，是北伐到台前的中心人物”。然而，陈果夫虽无专业，但涉猎学科颇多，因此，除扮演“党人”这一“主要角色”外，陈果夫还有其他几个“业余角色”：其一为“教育家”，其二为“理财专家”，其三为“美食家”，其四为“杂家大师”。可谓全矣。

为了给蒋经国接班扫清道路，“二陈”去台后即被蒋介石开刀，要陈果夫等人承担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成立，陈果夫连委员职务都没有捞到

1948年12月6日，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覆灭前夕，身体已非常糟糕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乘“中兴轮”离开上海到台湾，于7日深夜抵达基隆港，并当夜赶到台中双十路八号定居。陈果夫到台湾后，喘息方定，就开始尝到重权尽失的滋味。

1949年冬，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一到台湾，蒋介石便看中了日月潭。他轻车简从，率全家人住进了日月潭畔的涵碧楼。

要想在台湾站住脚，一定要整治国民党。蒋介石苦思冥想，通盘考虑了整治方案。最后他决定，对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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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民党从中央到基层的各地方党部，都为CC系所控制，在国民党内早就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CC系人马在国民党内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不清除CC系，改造运动就无从谈起。

为了逼迫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就范，1950年6月起，凡是中央党部送呈的文件，蒋介石都退回不阅。国民党中央常委几次开会，他也拒不参加。后来，中常委中有人提出，“总裁”拒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以便让“总裁”放手实施改造。

国民党中常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位元老晋见蒋介石，请他“宣示”改造方针。

这天，蒋介石让人打电话通知陈果夫、陈立夫，请他们次日到办公室面谈。陈果夫到台湾后，身体一直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他便与陈立夫商议。兄弟俩都觉得此时蒋介石找他们去没有什么好事，便决定陈果夫以身体有病为由回避，由陈立夫先去探探虚实，看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第二天，陈立夫按时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 “报告总裁，果夫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太好，最近咳嗽得厉害，他怕传染给您，特向您请假。总裁有什么指示，我回去向他转告。”一见到蒋介石，陈立夫就向他解释陈果夫没有来的原因。“哦，果夫以前都有咳嗽的毛病，现在怎么又厉害了呢?”

蒋介石表示对他的关心。 蒋介石从陈果夫的身体，谈到了他对国民党所做的贡献。

接着，又谈到了自己准备进行的国民党改造运动的一些设想，谈着谈着，蒋介石突然问道：“立夫，你对我党的这次改造运动，有何高见?你说，大陆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陈立夫察言观色，一听就知道蒋介石的用意所在，连忙说：“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

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承担。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退下来为好。”

陈立夫说完这番话后，还存有一线希望，有可能蒋介石对他们兄弟俩挽留一番呢。哪知蒋介石听后，“嗯”了一下，就再不作声。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他见蒋介石不言语，便起身告辞。回来后，陈立夫将这次谈话内容转告了陈果夫。陈果夫听罢，在病榻上长叹一声，半天没有说话。

1950年7月中旬，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央合作金库”(陈果夫任理事长)，裁撤“中国农民银行”(陈果夫任董事长)办事机构，保留名义，从而一举削去CC系三大经济支柱。7月26日，蒋介石宣布“中央改造委员”和“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陈果夫挂名为“中央评议委员”，仅仅是作为一个安慰而已，陈立夫则榜上无名。8月初，蒋介石下令改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由蒋经国接办，削去了CC的一大舆论阵地。就这样，陈果夫被蒋介石一撸到底，成为无职无权的光杆一人。

30多年来，陈果夫紧跟蒋介石，出谋划策，积极反共，没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

1950年8月初，陈立夫与夫人带着一双儿女，来看望病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全家准备赴美，这次来，既是看望兄长，也是向他辞行。

陈立夫离开台湾去美国，陈果夫事先知道，而且十分支持。他认为，台湾目前的状况是，相互倾轧，残酷无情，随时都有飞来的横祸。自己病痛缠身，无法远行。可陈立夫年轻，还是走了的好，说不定还有更大打击等着他呢!

陈果夫心里明白自己身体这么差，弟弟这一走，不知几时才能回，也许这一次见面，就是永诀了。躺在病床上的陈果夫，也不禁留下了伤感的泪水。

几十年来，兄弟俩在中国政坛上联手搏杀，屡获成功，他们之间的感情，已非一般手足之情。

陈立夫决定去美之时，出席了“中国工程师年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所露面。会上，听说陈立夫要去美国，很多人都来相劝，特别是一些CC系分子，拉着陈立夫的手非常动感情地说：“你这一走，不就把我们丢在了台湾。我们愿意跟你继续奋斗!你还是留下来吧!”听着老朋友的话语，陈立夫非常感激，也很难过。离台决心，这时也产生了动摇。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派人送来了5万美金，说是给他资助的路费。拿着这5万元钱，陈立夫明白了，蒋介石是要他赶快走人。

眼下，陈立夫就要走了，陈果夫似乎有很多话要对他说，但又不知从何处说起。他靠在病床上，不断地咳嗽与喘气。弟兄俩相对无言，黯然默坐了很长一段时间。

缠绵病榻的陈果夫，望着这位曾经跟随自己走上仕宦之途，一同跃居权力峰巅，呼风唤雨，最终却重权失落的胞弟，知道此番别去，便是兄弟间的永诀，心底无尽凄然。吃过晚饭，陈立夫挥泪向哥哥道别，带上夫人和孩子离开了陈家。

陈果夫是比较清廉的，没有积蓄，又患有严重的肺病。在台湾没有钱买药，至贫病而死。死后，蒋介石题：痛失元良

陈立夫走后，陈果夫的家庭经济也发生了危机。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财产，也没有以前的地位，医疗费都是靠朋友支持，因而用度日窘。这时，陈果夫的身体已每况愈下。早在抗战后期，他的肺就已溃烂，只有在后背穿孔，每天从穿孔处排脓。赴台前夕，病情再度加剧，背后炎症流脓不止。到台湾后，遍请台、港名医会诊，病情暂时得到控制。

在国民党官僚中，陈果夫算是比较清廉的。除了薪水外，他没有什么额外收入。有一年，农民银行请他题词，他写道：“一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意时效谓之敏。”所以有人说，在国民党上层，讲求慎、勤、敏的虽不乏其人，而像陈果夫那样“清”的人还真不多见。

1948年12月6日，国民党统治在大陆覆灭前夕，身体已非常糟糕的陈果夫捷足先登，乘“中兴轮”离开上海到台湾，于7日深夜抵达基隆港，并当夜赶到台中双十路八号定居。陈果夫到台湾后，喘息方定，就开始尝到重权尽失的滋味。

当时，“农民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曾经借给陈果夫一辆小车，用于治病。后来“农民银行”撤销，车还可以继续用，但汽油得自己解决。有车无油，也是枉然。

怎样才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呢，陈果夫思前想后，只好放下架子，给当时台湾“交通银行”行长赵建华写了封信，索取自己作为兼职的车马费。

赵建华接到信后，连忙将陈果夫的窘况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与陈果夫毕竟是多年的交情，蒋介石只是在政治上逼陈果夫交出权力，并不想置其于死地，生活上还是应该给予照顾。于是，批给陈果夫5000银元作为医疗费。另外，又特批了一笔费用，作为陈果夫日常的生活补助。有了这笔钱，陈果夫才解脱了经济危机。

这年的9月，陈果夫病情加重。他咯血不止，用什么药都没有多大作用。一直延续了一个多月，病情才被控制住。10月5日，是陈果夫59岁的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程前往医院看望陈果夫。蒋氏父子的到来，使得陈果夫大出意外。

蒋介石关心地说：“果夫，我一直都很忙，没来看你。你目前身体恢复得怎样，是用西医还是用中医治疗?”陈果夫回答说：“医生说，目前先西药，等症状控制住时，再用中药补身体。”站在一旁的主治医生向蒋报告了陈果夫的病情。

蒋介石“嗯”了一声，便嘱咐道：“果夫啊，你安心养病吧，其他的事情就不去想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告诉我。”“谢谢‘总统’的关心，我很快就会好的。”蒋介石父子坐了十几分钟，便离开了医院。

为了方便治病，1951年1月，陈果夫由台中迁往台北，住在台北青田街一幢公寓楼里。

台北医疗条件比台中好，看病拿药都很方便。但陈果夫住在这里却很不习惯。在台中，陈果夫情绪不好，还敢找朋友发发牢骚，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在台北他就不敢了。这里，蒋介石的耳目太多，稍有不慎，马上就会反馈到蒋介石那里去。所以住在台北，陈果夫感觉很压抑，心情不好。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从台中来看望陈果夫，当陈果夫谈到自己的苦恼时，那位朋友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言毕，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夏天转眼来到了。台北是一个盆地，夏天海风吹不进来，较台中炎热，空气湿度也大。入夏以后，陈果夫的病情加重了。他每天只能起床一个小时，时间稍长就支持不住。整天咳嗽不止，低烧不退，心脏也逐渐衰弱。他再次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用X光拍照，发现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由血管侵入脑后。这等于说，陈果夫的病已宣告不治。医生的治疗，只能是延缓他的生命。

8月28日上午，陈果夫体温骤然升高。下午2点以后，开始昏迷不醒，进入弥留状态。延至4点52分，陈果夫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年，他正好60岁。

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写过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然而，涛涛的大海隔断了他的故乡之恋，他再也不能回去了。

陈果夫的死讯，传到台中他父亲陈其业那里。陈其业其时已81岁，老年丧子，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他不顾劝阻，从台中赶到台北护丧。看到儿子的遗容，陈老先生放声大哭。远在美国的陈立夫，没有回台湾，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永远的遗憾。按照陈其业的意见，陈立夫长子陈泽安被立为陈果夫的嗣子，主持治丧各项事宜。

蒋介石得知陈果夫去世的消息后，曾两次到殡仪馆吊唁。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蒋介石神色肃穆，露出悲哀之情。他向陈果夫鞠躬，再鞠躬，伤感之情溢于言表。回去的路上，蒋介石坐在车内一言不发，似乎还沉浸在悲痛中。他对随从人员说：“果夫还年轻，他不应该这么早就走了啊!”回到办公室，蒋介石提笔写下了“痛失元良”几个大字，作为挽额，派人送到了殡仪馆。陈果夫来台后，蒋介石罢了他的官，对他的政治生命进行毫不留情的扼杀。陈果夫死后，蒋介石又哀痛不已。蒋介石之哀，表现出他的虚伪，也是他拉拢人心的一套把戏。

陈果夫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右侧的一块山地上，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的灵柩送到了这里。在一阵阵鼓乐声中，棺木缓缓入土。

陈果夫从此就长眠在这块草木葱茏、四季常青异乡的土地上了。当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宋子文与孔祥熙去了美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唯有陈氏兄弟。此时，陈果夫病殁台北，陈立夫去了美国，二陈一逐一亡。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