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2章。

四清运动的开展

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南斯拉夫复辟，而中国国内有人推行包产到户，因此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中国“变色”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他警告说：如不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为了落实毛泽东提出的 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刘少奇于1963年2月主持一次中央会议，作出部署：在农村，开展“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的运动（简称“小四清”，后来，小四清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说：“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接着，中央又召开一个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刘少奇又讲述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形成过程，说要想一个办法 来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 不蜕化变质。他说 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共有十条，核心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人称“后十条”。

在第一线领导四清运动是刘少奇。他说：苏联搞了40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要想想我们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他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独立，可以造反。”自1964年6月起，刘少奇在视察全国各地的四清运动时 多次强调：要挖严重“四不清”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 直至中央。6月2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会积极在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找保护人，找代理人；根子不仅上面有，而且上下左右都有联系；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1963年冬, 刘少奇 派夫人王光美 到河北省 抚宁县 桃园大队 搞四清运动。工作队进村以前，公社向工作队介绍说：桃园大队支部书记吴臣，贫农出身，忠实可靠，大概没有‘四不清’的问题；只有民兵连长关景东 被清出有200块钱的问题。进村以后，吴臣给工作队介绍情况说：“有些多吃、多占、浪费。保证没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在主要问题是 关景东的200块钱，到现在只退了100元，余下的100元 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王光美的工作队先“访贫问苦”，挑选出一户在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人家 住下来，同这家人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组织少数“根子”（积极分子）开会，再扩展开去，这叫做“扎根串连”。半个月后，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工作队让生产队的干部们自觉“洗澡”、互相“搓澡”、放“包袱”、自觉“下楼”。工作队认为：吴臣有“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给工作队“制造麻烦”。接着，吴臣被无限上纲：“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由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打着共产党员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最后,经公社党委批准：工作队把吴臣清除出党，定为坏分子。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讲她在桃园的这些做法。河北省委 将记录稿 送交刘少奇，刘少奇将它转给毛泽东、党中央，并附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8月2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作了批示，说这是 “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自此，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不久，王光美又带领 中央的四清工作队 在河北省新城县 搞四清，工作队共有15000人。毛泽东知道后，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里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工作队）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接着，毛泽东提出他的办法：“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在另一次会上，毛泽东又说：“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毛、刘冲突

1964年12月中，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讨论四清运动的问题，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当时虽在北京，但考虑到他当时身体不大好，就没有请他出席会议。会议最后制定了一个会议纪要，印发全国。然后，会议进入第二阶段，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 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请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毛泽东又说：“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刘少奇打断他的话头 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毛泽东说：“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注：指毛泽东说的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 ’？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注：煤炭工业部部长）就是。”   当天半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陈伯达刚吃了安眠药，也只得前往。毛泽东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记完后，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 加紧起草一个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几天后，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那天，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 来到会场。他一开始讲话，就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注：指邓小平）；有个人不让我讲话（注：指刘少奇），违反宪法！”会后，经彭真、陶铸等人的劝说，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主席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并不满意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我本人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即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分歧。

又过了几天，正好是毛泽东71岁生日。因为他刚与刘少奇在会议上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几位大区书记 想缓解一下 他俩之间的紧张气氛，就鼓动陶铸 去劝毛泽东 在生日那天请客。毛泽东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陶铸说：不是做寿，就是要你拿稿费（注：指《毛泽东选集》的稿费）请客。毛泽东说:“你们都要我请客，那我就请吧。”参加生日晚宴的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其中领导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薄一波、陆定一、彭真、邓颖超、曾志等（注：刘少奇、邓小平虽在北京 但没有被邀请，陈云、林彪在外地养病）；劳动模范有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等；科学家有钱学森等。   宴会那天，毛泽东到得比较晚，他进来坐定后，说:“今天既不是请客，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四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有些人一摸到点东西就翘尾巴（注：指刘少奇），这不好。摸到一点东西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开始上菜了，因为是分餐制，所以给每人端来一大盘，上面是一个个小搪瓷盘，里面装着各种菜。第一盘先端给了董加耕，董加耕让给毛泽东。毛泽东说:“谢谢！”他又对董加耕说:“你年轻，是从农村来的，多吃一点。”毛泽东又问他:“你是哪里人？”董加耕说:“江苏盐城人。”“你是苏北盐城人，知道盐城有‘两乔’吗？”董加耕猛一愣，心里想:我们那里是水乡，桥很多，怎么说只有‘两桥’呢？他一时没有听懂这问话的含意，只是盯着毛泽东不答。毛泽东看出董加耕没听懂，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这下 董加耕懂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我的同乡胡乔木、乔冠华。”毛泽东高兴地笑起来。   接着，毛泽东批评说：有人把社教运动的性质 说成是“四清”与“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说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谈到党内产生修主主义的危险，此时席间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毛泽东这里说的是刘少奇，这位第二号人物！

毛泽东过完生日，陈伯达也已完成了 毛泽东交代他起草的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那天，他带着印好的清样，步行前往毛泽东住处。经毛泽东改定，该文件于1965年1月14日交给 还在进行着的 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工作会议讨论；准备在通过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总共有二十三条。在正文之前，有一个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文件的第二条是：“二、运动的性质：几种提法：（一）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中有的本来就是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蜕化变质分子；有的是接受贿赂，狼狈为奸，违法乱纪。有些人是不分敌我界限，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包庇自己的亲属、朋友、老同事中那些搞资本主义活动的人。”

这个文件，虽然没有点名，但十分明确地批评了 刘少奇关于矛盾交叉的说法。刘少奇在会上没有说什么。文件被会议通过了，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下达后，各地纷纷开始 按此文件“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实际上整了的 只是最基层的当权派，也就是生产队、生产大队的那些干部。这样，四清运动又进行了一年多，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