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3章。

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 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早在1959年4月，毛泽东针对干部在大跃进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曾提倡学习 明朝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当时，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闻风而动，发表了一个历史剧本，名为《海瑞罢官》，另外他还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1962年，剧本《海瑞罢官》上演。毛泽东夫人江青 看了演出后，认为这个历史剧有大问题，就去找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共四人，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 并没有把她的意见当作一回事，因此批判没有搞起来。周恩来得悉后，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海瑞罢官》“搞影射”、以古讽今。吴晗回答说：我没有搞影射。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 说明一下。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努力保护吴晗，使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 不了了之。   到了1964年，江青再次向毛泽东提议 批判《海瑞罢官》，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她开始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她先后找三个人，但他们三人都不敢写，说吴晗是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碰不得。江青见在北京推不动，就想去上海推动，因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 一贯非常紧跟毛主席。1965年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青去上海找柯庆施。在柯庆施的安排下，江青、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姚文元（上海《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的委员，曾写过 批判胡风、丁玲、巴金等作家的文章）组成批判《海瑞罢官》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 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接受任务后，在康平路的一幢房子里 埋头苦干了半年多。其间，江青经常来上海，对外说是为了讨论她主导的革命样板戏（注：一种京戏，但题材是现代的）《海港》、《智取威虎山》，实际上主要是与姚文元讨论 正在写的那篇文章。按照江青的意图，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一剧中的平冤狱、退田等情节 说成是喻古讽今，是影射，是要替现在的牛鬼蛇神平冤狱、要人民公社退田。

姚文元写好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之后，由张春桥出面 请来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给这篇文章提意见。张春桥对大家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与会的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 说：“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 也相继发言，反对姚文元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 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   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姚文元的文章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 

请“尊神”

1966年1月21日，毛泽东让江青去苏州找林彪 谈谈召开一个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的座谈会的事。江青到苏州后，找到林彪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同意。林彪让他的夫人叶群 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一下这事。   刘志坚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后，他俩决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 参加这个座谈会，由刘志坚带队。   不久之后，叶群再次打电话给刘志坚，说她要传达林彪的几句话，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2月初，刘志坚一行人到达上海，住进延安饭店。座谈会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不准记录，不准外传，不准让北京知道。”接着，江青向与会者介绍她本人的经历，说她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后给主席当“文艺哨兵”。她接着讲 她自己买票去剧场，“戴着大口罩到戏院看戏。……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讲话到现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十七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   晚上，她与大家一起看电影、看戏，她一边看、一边评论：这部电影不写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那部电影美化敌人，歌颂叛徒；这部电影丑化劳动人民、人民军队；那部颂扬战争苦难，宣扬和平主义；这部专写谈情说爱、低级趣味；那部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这部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又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种悲剧的结局；那部是为活着的人树碑立传。看了几十部电影，江青认为“没有一部满意的”。  与会者除了陪江青看电影、听江青评论，还参加了几次集体座谈、与江青的个别交谈，但其实 主要都是江青一个人在谈。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等四人一起追记江青的谈话，由陈亚丁执笔 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送江青审阅。随后，刘志坚一行人带着《纪要》从上海乘飞机到济南，向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 汇报。林彪看了《纪要》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飞回北京。不料，刘志坚等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这个《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我的本意。……给我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她还说：她已告诉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参加修改。
陈伯达、江青与刘志坚等人开会。陈伯达说：“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陈亚丁据此，修改了《纪要》。这次修改，还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 

江青把《纪要》修改稿的铅印本 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纪要》作了十一处修改。按此修改的清样出来后，江青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修改了十余处，并批示道：“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后来又对《纪要》修改了一次，他在《纪要》的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使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最后，《纪要》作为 中共中央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接着，一大批影片 在全国各大报纸上 遭到连篇累牍的批判；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被称为“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其中包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文学家。   姚文元又发表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是周扬（时任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在文艺界一个大会上讲话。他说：“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注：江青当时没有官职），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

罗瑞卿被批判

罗瑞卿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 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提名 就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接替黄克诚的职务的。虽然如此，罗瑞卿在1965年之后 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某些说法。1965年，林彪在一次军委会议上 谈到军队应“突出政治”时说：“军事训练搞得太突出，时间占得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这时，罗瑞卿插话说：“1965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林彪说：“军事训练不能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它。”罗瑞卿说：“那也不能乱冲一气。”林彪接着说了一番道理：“政治冲垮了，一切都冲跨了，军事训练也冲垮了。政治不好，打起仗来往后跑，军事再好有什么用？”罗瑞卿说：“红与专是辩证的关系，政治好了，也要把其它工作搞好，政治工作要保证完成训练和各项任务。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空头政治家。军事技术过不了硬，打起仗来也可能向后跑。”   在另外的场合，罗瑞卿针对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注：指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说：“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在审查《解放军报》的稿子时，罗瑞卿看到“顶峰”、“最高最活”（注：指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话，就把它们删除，并曾在旁边批示：“这样的提法，毛主席知道也不会同意的。”1965年6月底，罗瑞卿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请教对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说法的意见后，对《解放军报》社指示说：“我问过家英同志了，理论家也说‘最高最活’最好不用，‘最高’，难道还有‘次高’？‘最活’，难道还有‘次活’？马列著作都是死的吗？也不是裹足不前的。”有人提醒这是林彪讲过的话，罗瑞卿说：“林总说的也不一定对，谁有真理听谁的，而不是谁官大听谁的。”

1965年11月底，叶群从苏州去杭州 见毛泽东，向他汇报 林彪对罗瑞卿的意见，还呈送了一些材料。毛泽东听后，要她当晚就返回苏州，告诉林彪 我要考虑一下怎么处理，并要林彪在苏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几天后，毛泽东决定 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   12月8日，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 各乘一架飞机 从北京到达上海；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的主要负责人，分乘四架飞机 也飞往上海。参加这个会议的，总共不到一百人，全都住在锦江饭店。  在锦江饭店，叶群私下对空军司令吴法宪 说：“你不了解情况，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注：罗瑞卿的外号，他个子很高）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她接着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萧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12月18日上午9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始。整个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协助。会议把与会人员分为三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负责一组。毛泽东和林彪 都没有在会议上露面；但每天的会议开完以后，毛泽东都召集中央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和作出决定。

在周恩来主持的第二小组会议上，叶群发言，讲了几个小时，指责罗瑞卿有野心。叶群说，一九六四年以后，罗瑞卿就开始逼林彪让贤，叫嚷“病号不要挡道，要让贤”。她说 罗瑞卿曾经要刘亚楼 转告叶群四条意见：“第一、林总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第二、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第三、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让罗瑞卿工作，军委的事情交罗瑞卿办就可以了。”叶群说，她听了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以后，当时就对刘亚楼说：“林彪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无意再进。”回家以后她对林彪说起这件事情，林彪说：“罗瑞卿是个野心家。”   在邓小平负责的第三组，大家都不知道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会上没人发言。邓小平就说：“有人说，吴法宪知道点情况，是不是你先讲一讲。”于是，吴法宪把叶群告诉他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讲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吴法宪说 我只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讲不出多少。于是，会议又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刚到11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12月19日，会议公开了 吴法宪 写给林彪的一封亲笔信：“林副主席：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一）1964年9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志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要）到处去请示（注：罗瑞卿请示贺龙元帅较多）。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二）今年4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月23日晚赶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注：当时，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注：后来，在刘亚楼的遗物里 发现有罗瑞卿写给他的一个便函，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周恩来问道：“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吴法宪有点惊讶地反问：“你也不知道吗？” 周恩来说他也不了解情况。于是，吴法宪把叶群告诉他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他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第二天上午，刘少奇找吴法宪谈话，吴法宪又照样把叶群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吴法宪一起吃饭。
20日晚上，周恩来找到吴法宪，要他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他特别交待说：要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这话的意思 就是要防止罗瑞卿 飞到缅甸或印度去。周恩来又说，这架飞机到上海以后，只由三个人去接机：一个是陈丕显，代表东道主；一个是谢富治，是公安部长；一个是他吴法宪，是管飞机的。除了这三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周恩来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吴法宪刚想离开周恩来的房间，他的秘书就进来告诉他：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你。吴法宪就想去接电话，但周恩来立即阻止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21日下午，接罗瑞卿的飞机 回到上海。飞机降落以后，罗瑞卿、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一起走下飞机。罗瑞卿的脸色很难看，显得很紧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陈丕显把罗瑞卿 带去锦江饭店里的一个小院。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在那里等着，准备同罗瑞卿谈话。   大家继续背对背地 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发言的人多起来了。   23日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到会，但毛泽东、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邓小平讲了五点：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决定。   邓小平讲完，就散会了。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召集中央军委常委开会。会议决定：撤销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副主席兼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任代理总参谋长。从此，罗瑞卿靠边站了。
1966年3月初，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 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仅三十人。会上，邓小平说：“关于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已经揭开了盖子，现在毛主席决定，继续在北京开会，仍然是小型会议，以军委为主，吸收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和军委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各部门和国务院的有关负责人参加，人数不超过一百人。军队方面，由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杨成武、萧华组成领导小组，负责主持会议，领导这次同罗瑞卿进行的面对面的斗争。开会的地点在京西宾馆，以便保密。”  

3月4日，批斗罗瑞卿的会议 在京西宾馆开始。会议的第一天，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这次会议，党中央的常委 都没有参加。罗瑞卿到达会场时，没有一个人 上前与他打招呼。此后，他每次来参加会议，都是孤独的一个人，拿着钢笔、笔记本，坐在桌前，作些记录。在第一天的发言中，许光达大将 揭发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罗瑞卿显得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没说什么。

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打电话给吴法宪，问他发言了没有。他告诉她 没有发言。她便叫他赶快发言，同时重述了 上海会议期间 她所说的话。另外，她还告诉他：当她去刘亚楼那里 核实罗瑞卿所说的那“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吴法宪立即去找翟云英，还要他带上秘书，准备作谈话记录，作为旁证。她还叮嘱他：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 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吴法宪遵照叶群的要求，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谈话结束时，翟云英写了一份材料 并签了字：“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山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吴法宪将这个材料送往林彪那里。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后，叶群又从苏州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刘亚楼是空军的人，你不讲谁讲？只有你最合适。你要赶紧发言，还要告诉余立金（注：空军政委）也要发言。我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和在上海会议上，都已经讲了这‘四条’，你还怕什么？”吴法宪对杨成武讲了这个事。杨成武说：“你不讲，怎么向林总交代？”第二天，叶群又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我已经问了杨成武，你在会议上还没有发言。林总说，一定要吴胖子在会上讲这‘四条’，现在讲已经迟了，再不讲你就被动了。林总说要你好好考虑考虑，究竟是跟林总还是跟罗长子？林总让我告诉你，罗长子向党伸手，要夺取军权，毛主席亲自主持和掌握这次会议，来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罗长子在空军讲的几句话，到处张贴印发，把他抬得那么高，为什么？林总讲了，你同罗长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彻底揭发罗长子，同他划清界限。”吴法宪慌忙表态说：“我当然是跟林总的，怎么会跟罗长子呢？”叶群说：“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刘亚楼说的事情你讲最合适，你和余立金都要在会议上讲这几条。我已经告诉杨成武，你们讲了以后他们会跟上来的。”第二天，吴法宪、余立金都在会上发了言，揭发罗瑞卿讲的“四条”、批判罗瑞卿的野心。他们发言之后的几天里，与会者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四条”。

3月18日上午，罗瑞卿在家中 给他的妻子留了一张字条：“治平：会议的事情，没有告诉你，为了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然后，他从二楼上跳了下去，但只是摔伤了一条腿，被送到北京医院救治。第二天，叶剑英在会议上宣布了罗瑞卿跳楼、企图自杀的事情。

3月底，会议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彭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先后讲了话，然后叶剑英宣布会议结束，罗瑞卿的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彭真被批判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他对江青他们事先不打招呼 就发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 感到愤怒。他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中宣部、新华社的负责人也认为：姚文把《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很勉强。彭真告知北京的报刊：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后，毛泽东对江青说：北京的报刊不转载，那就出小册子。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 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征求姚文小册子的订数。对此，北京市新华书店 奉市委之命 不说订 也不说不订，接到电话询问时 也不说订不订。拖到29日，彭真只得让《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加了一个按语，是彭真亲授的，强调要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同时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以造成 学术讨论的气氛，其中有些文章批评了 姚文元文章无限上纲的做法。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该小组是 由毛泽东于1964年7月提议成立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组员为康生、周扬、吴冷西。这次会议 是个扩大会议，吸收了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人参加。彭真在会上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注：即与翻案风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其他与会者，赞成彭真的意见；只有康生持不同意见，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与庐山会议相联系。最后，彭真作总结。根据彭真的总结，会议拟写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常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中写道：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 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毛泽东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都没有直接回答。

3月17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 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他说：《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问一问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   28日至30日，毛泽东几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 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他还说：如果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由康生 在4月9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作了传达。康生并且在讲话中 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一系列错误。陈伯达在会上 揭发、批判了彭真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毛泽东说：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他又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他又说：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彭真的职位没有被正式撤销，但他“靠边站”了，即不参与工作了。

陆定一被批判

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及其领导的中宣部，对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态度冷漠。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 对中宣部提出警告：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1962年因犯“右倾错误”而被撤销）。不久，毛泽东又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事有凑巧，此时发现 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 长期以来写了很多匿名信 中伤叶群。事情还得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说起。那时，严慰冰听到有人说 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的问题，于是向叶群所在的“马列学院”的党组织反映。但马列学院 没有追究叶群的问题。1943年，叶群在延安的“中央医院”生了第一个孩子，正好严慰冰也在这个医院住院。叶群经常要吃鸡。当时条件困难，有时找不到鸡给她吃，叶群便吵着要。对此，医务人员、伤病员议论纷纷。严慰冰也很看不惯叶群这种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叶群成了林彪办公室主任，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大。严慰冰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一次，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儿子。林彪前妻生的一个女儿也在那里上学。严慰冰在那里得悉：林彪前妻生的女儿 受到叶群的歧视，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对此，严慰冰深为愤慨。回北京后，她写了一封匿名信 痛骂叶群一家。   从1950年代末开始，林彪家就不断收到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辱骂叶群，说叶群到延安前后 生活糜烂。林彪的女儿“豆豆”也收到匿名信，称她不是林彪亲生的。这些信件中，很多是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一所托儿所，而王光美（注：刘少奇夫人）的母亲在那里上班。其中有些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是公开的传单。林彪、叶群收到一封又一封这样的匿名信，非常气愤，他们就暗中侦查，但一直没有查出结果。公安部、总政保卫部参与侦查，也没能破案。

到了1966年初，有一天严慰冰 到一家内部门市部 买东西。她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与她相撞的人正巧是叶群。两个女人吵了起来。事后，严慰冰到总政 找叶群的领导，说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的普通话，总政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 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 去找林彪汇报。林彪看到这张纸，觉得字迹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林彪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人 到严慰冰工作的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所有那些匿名信 都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公安部将此事向中央报告。刘少奇等人，相信陆定一 不会参与此事，因此委托彭真（当时尚未受到批判）把详情告诉陆定一。1966年2月初，彭真约陆定一到自己家里来。彭真给陆定一 看这些匿名信的照片。陆定一大吃一惊，对彭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彭真说：“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讨论过了，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这样，陆定一住进了北京医院。他本来就有消化系统不好的毛病，因此严慰冰没有怀疑，还常常到医院来探望。4月28日，严慰冰被关进看守所，后又被转到秦城监狱。   不久之后，陆定一被“隔离反省”。

在1966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一天，林彪在当天会议正式开始之前 预先在主席台前的桌子上 放了一张纸，是他的手书，其大意是说，他证明：（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注：林彪的子女林立果、林立衡的小名）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周恩来看到后，感到很惊讶。聂荣臻看到后，说：“发这个做啥？收回！”随即，林彪这个手书被收走。

扬尚昆被批判

扬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因安装窃听器事件 被撤职。事件发生在1965年年底。当时毛泽东的专列 停在长沙车站时，一名通信兵 在站台上 见到毛泽东的女秘书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 重复毛泽东在车厢里 私下里与张玉凤谈笑时说的话。张玉凤立即向毛泽东诉说。毛泽东听后，马上盘问那位通信兵，并得知 他的车厢里 装有窃听器！毛泽东进一步追查，并很快得知：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根据政治局的决议 要求罗瑞卿 在车厢里安装窃听器的。罗瑞卿出示了 政治局的决议文件。该文件说：这是为了使政治局成员 及时了解毛泽东的指示，以便贯彻执行。

毛泽东历来不喜欢 在他讲话时 有人录音、做笔记，更不要说装窃听器了。即使是录音，也必须得到他本人的同意。通常，当毛泽东准备在会议上讲话时，杨尚昆就会请示他：是不是录一下音，假如毛泽东说“可以”，杨尚昆才会安排录音。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曾关照与会者 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闹得更大的一次，是在1961年4月。那时，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外宾，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安排人照了相、录了音。毛泽东知道后 就很不高兴，责问是谁批准录音的。于是，汪东兴叫来 机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机要室会议科科长赖奎，说主席委托我同你们谈，主席还叫我们照个相，留作证据。接着，汪东兴让卫士长在一张纸上写了“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放在录音机跟前 作为背景，请摄影员照了四张相，一张是汪东兴、徐业夫（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康一民、赖奎、刘吉顺（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五人合影，一张是康、赖、刘三人合影，一张是刘吉顺的单人照，还有一张是录音机的照片。这些照片都送交毛泽东。后来，机要室负责人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他们三人都受到党纪处分。不久之后，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 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录音问题，并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其他情况一律不准录音，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均仿照办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的专列上竟然安装了窃听器。1965年11月，杨尚昆被免去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下放到广东 任省委书记之一，后来再降为地委副书记。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进行审查、批判。最后，政治局全票通过决定：撤销这四人的所有职务。（注：同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四个人的决定；更进一步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用很大篇幅 批判彭真主持制订的《二月提纲》。这个通知认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的制定，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   会议确认 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决定 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张春桥及姚文元等人为成员，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意味着 中央文革 与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同级），领导文化大革命。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他主要谈政变问题。他说：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政权是什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职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这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减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地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谨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从我国历史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注：他接着列举中国历史上 周朝、春秋战国、秦朝、汉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发生的政变，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讲。）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十六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现了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槁？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毛主席说：十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的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注：反斯大林），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泽东思根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5月23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毛泽东未出席）举行一个会议，专门批评朱德 对批判彭、罗、陆、杨 所持的消极态度。会议是小范围的。会上，先让朱德作检讨。朱德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朱德接着又讲了他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即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闹分歧的问题。朱德检讨之后，很多人发言。其中，陈毅的发言很激烈，他问：“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答道：“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陈毅说：“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此时，乌兰夫插话说：“更奇怪的是他（注：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它也离不开我们。”朱德说：“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周恩来说：“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邓小平没有发言。   林彪发言说：“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意即也不是朱德指挥全局)。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其实，在这次批评会之前，在这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前期，朱德已遭到过围攻。那是在5月12日的小组会上。当他发言时 说到“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时，就被林彪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林彪接着又说：朱德在去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就已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林彪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康生这时插话说：“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朱德辩解说：“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康生不容他讲话，就打断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你是想超过毛主席。”接着有人发言 说朱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附注：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毛泽东总的还是保朱德的。刘少奇被打倒后，朱德有一次在中央会议上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不久，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就为此贴出了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北京大街出现一批大字报，把朱德说成是“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批判朱德的事 才收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