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4章。

工作组

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6日发出“五一六通知”之后的第十天，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 聂元梓等七人 在校内大饭厅的东墙上 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指名的三人都是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大字报批判他们 捆住群众的手脚，不准开大会、写大字报，而是一味地强调开小组会，写小字报。   大字报贴出以后，另外有人也贴出大字报，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党的领导。   以陈伯达为主编的《红旗》杂志，在他们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 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林彪主持的军委 所属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题为《剥“权威”画皮 向“权威”开火》的文章，并加编者按语 支持聂元梓等人。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碰头会，他们设想 由教育部党组书记张承先 率领工作组 去北京大学；由陈伯达率工作组 去人民日报社。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 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用书面形式 正式向他请示：“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当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 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1日，毛泽东对聂元梓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中写道：“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社论、评论员文章发表后，清华大学贴出七百多张大字报 批评校长蒋南翔，但立即有一万多张大字报贴出来 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了“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的口号。上海的同济、交大、复旦、科大等高等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本校党委的问题。南京大学也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3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指示：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不要上街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要打人和侮辱人；防止坏人破坏。会议还同意李雪峰（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提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北京的各大、中学校 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说：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 都有良好秩序，要把学生组织起来，走上轨道。邓小平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第二天，刘少奇、邓小平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 相机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此后，全国各地党委 都向本地区的学校 派出了工作组，贯彻中央的八条指示。

4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 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原第一书记彭真已被打倒），调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随即，北京新市委决定：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 代行党委职权。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批判陆平等一小撮人，说他们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种种残酷斗争 长达七个月之久。说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5日，康生到北大看大字报时，在学生第三食堂门前 对周围的师生们说：“同学们！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革命的同学，什么牛鬼蛇神、什么彭真、什么陆定一、什么罗瑞卿、什么陆平、什么彭佩云都统统被打倒！”

6日，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 反对工作组，提出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当晚，工作组开会，认为这是“漂上来”的一批闹事的“尖子”、出了笼的一批牛鬼蛇神，并决定立即组织追查。接着的两天里，全校各系对“尖子”召开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领袖李世英等人 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   10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师、部分学生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工作组。院党委、工作组 定性该事件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该十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   13日，南京的大、中学生 对《新华日报》登出的一篇文章 有意见，他们到报社贴大字报，遭到报社和警察的围攻。   17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中 学生李黎黎等十三人 贴出题为《工作组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被工作组认定为右派，遭到批斗。   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 未经工作组同意 把40多名“黑帮”揪到校园批斗；北大工作组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刘少奇同意后 在全校大抓右派。   19日，清华大学驱赶工作组离校。北师大一附中，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20日，北师大附中学生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当天，刘少奇找工作组谈话，指示要批判右派。同日，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的错误；工作组根据薄一波的指示，把李贵等人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师范大学 谭厚兰等十七位学生 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得到不少师生支持；但谭厚兰等学生 很快被整了黑材料，被戴上了“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帽子。也是在20日，北京林学院学生的大字报 被薄一波、北京市新市委 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大字报的作者们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残酷斗争。上百学生 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四人自杀身亡。

20日，刘少奇与北师大附中工作组的成员谈话，要求发动师生 支持工作组，要把这一仗打好。21日，刘少奇提出：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夺工作组的权，还有的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7月11日下午，刘少奇听取了进驻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后说：对于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对于老教师，他说：“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

7月18日，毛泽东 在南方巡视八个月后 回到北京。当天，他听取了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汇报，看了他们报送的材料。第二天，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有的工作组整学生。”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对待。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会后，陈伯达在一些公开场合 对工作组提出种种非议。学生们看到了中央有不同意见，不少学校分成了 拥护工作组、反对工作组 这样两派。驱赶工作组的事 多次发生。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批评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刘少奇说：我们有材料，证明你们在那里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了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提出：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邓小平霍地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厉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明确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刘少奇也明确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帮助教育，改正错误；赶工作组走，有的不应该赶。”

7月24、25两日，毛泽东找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他说：有这么一段时间，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   对毛泽东这些批评，刘少奇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并于26日 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决定撤销工作组。

29日，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 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出席大会并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他又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刘少奇等人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此时全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声响彻全场。周恩来站到主席台前方一角的一个凳子上，指挥全场高唱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长，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的左臂因伤不能伸直，但仍努力配合着 他那起劲地挥动着的右臂。

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 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师生代表 也列席会议。8月1日，邓小平宣布开会，并说 会期五天；议程有四项：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讨论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通过会议公报；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   

接着，刘少奇向全会报告 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重大举措、方针政策。同时，他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他说：“在文化大革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说到这里，毛泽东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再次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刘少奇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毛泽东问：“怎么会中断呢？”刘少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气氛也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派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傍晚五点钟，李雪峰在家里 接到刘少奇秘书的电话，说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李雪峰还没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李雪峰打电话过去，那边回答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 去接你。”刘少奇又让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他们 在北京建工学院 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刘少奇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第二天,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8月4日，十一中全会继续进行。刘少奇参加中南组的讨论，他发言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4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要牵连到别的人。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厉声打断他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叶剑英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5日，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注：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注：即三年困难时期后 刘少奇主持调整经济的第一年，当时农村大量出现包产到户）的右倾和1964年（注：当时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得到推广）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这天，刘少奇正在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大家心里明白：这张大字报是直接针对刘少奇等人的。8日，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规定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毛泽东大字报的讨论，也就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判。刘少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分组讨论休息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女），当着众人的面，对刘少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她的意思是：我是信任、尊重刘少奇的。刘少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日，毛泽东找来周恩来，对他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周恩来走后，毛泽东开列了一个中央副主席、常委的名单：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注：后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同日，周恩来让吴法宪 派专机去大连，把林彪、叶群接来北京。上午10时半，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就立即登机去见林彪。这时，汪东兴匆匆赶到了机场，也很快进入了机舱。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代表毛泽东来迎接林彪的。周恩来、汪东兴，与林彪在机舱里谈了半个小时。他们几个人下了飞机以后，周恩来陪林彪乘车 去见毛泽东。   林彪一见到毛泽东 就作揖，连连说自己身体有病，不希望接任新职（注：指毛泽东让他担任党的第二把手）。毛泽东说：“你想当明世宗！”（注：明世宗是明朝的一个皇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他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林彪见毛泽东发火，表示接受新职。

8日晚上8时，周恩来召集杨成武、张爱萍、萧华、许光达、萧劲光、苏振华、吴法宪等将领，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二十多人。周恩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八月五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 ，他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待中央决定往下传达时，再通知你们。”

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快结束了。结束前，毛泽东临时提出 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按照他的提议，全会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为常务书记。   毛泽东又提出 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也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他拿出一个十一人的名单 作为候选人（以前，候选人名单 一般是事先在高层反复酝酿协商后才定下来的，而不是像这次那样 由一个人突然提出来的），他们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陶铸。中共实行等额选举，结果也就是这十一人 当选政治局常委。接下来的事，是这些当选的常委如何排列名次的问题。毛泽东拟出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他把邓小平排在第四位 这么前面，是因为邓小平在常委选举时得了全票（即七十三票，毛泽东、林彪也得全票）。但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后 对身边人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七（注：原来的七人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上升到第四位呢？不行，这样排不行。”她就找林彪去提意见。然后，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将陈伯达调到邓小平前面，成为第四位，邓小平排第五。江青看了调整后的名单，仍不满意，直接找到毛泽东说：“老夫子（注：陈伯达的外号）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最后毛泽东圈定的排名是：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在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个简单发言说：“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同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未获讨论。

中央工作会议

1966年10月，毛泽东决定召集中央工作会议，让刘少奇、邓小平作检查。会议之前，刘少奇、邓小平准备了检查的书面稿，并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都作了批语。对刘少奇检查稿的批语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重一些，请酌定。”对邓小平检查稿的批语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刘少奇得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给周恩来写信说：“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周恩来随即将刘少奇的检讨、毛泽东的批语 印发有关人员。

10月9日，中央工作会议 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开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很活跃，在各大组之间到处走，指责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到处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打击学生和红卫兵小将。但其他与会者发言很短，大多是三言二语，表个态而已。

会议这样开了十天，局面还是没有打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指挥吴法宪派出飞机，去各地接造反派的头头 来北京参加会议，揭发问题。   贵州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 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很是神气。他来东北组参加会议那一天，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钟头，揭发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正林等人 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如何逮捕红卫兵的情况。周恩来这天也亲自来东北组参加会议。在那个造反派头头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让各地的造反派 来会上点火这一招，很管用；这些人一来参加会议，会议就逐渐掀起了高潮。特别是就派工作组的问题，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就多起来。很多人发言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工作组一进门，就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毛泽东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讲了十分钟的话，讲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委和负责人不要怕群众，要到群众中去 先做学生 后做先生，要引火烧身。
10月23日晚，在京西宾馆二楼第一会议室 召开全体会议。会议开始以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会议，林彪当即宣布：“今天晚上的会议，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作检查。”刘少奇随即开始 念他已经写好的稿子：“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五十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62年犯有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倾的错误等。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检讨很短，他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检讨之后，林彪问毛泽东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立起身来说了几句，他说刘少奇、邓小平两个人犯错误，他也有责任，他也要负责 云云。然后，林彪、陈伯达、康生发言，批判刘少奇的严重错误。

25日，毛泽东讲话。他说：“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他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他又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许他们革命。他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都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中央工作会议在10月28日结束。会后，红卫兵在全国掀起了 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结束前，会议安排中央首长绕场一周。这时，周恩来 扶着毛泽东夫人江青 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在绕场一周时 他让江青走在前，他自己退到后面。江青也不谦让，一直走在最前面。   在日常生活中，大凡江青下楼的时候，周恩来都趋步往前，扶其下楼。   在江青去青岛休养、游玩时，周恩来让吴法宪、李作鹏两位政治局委员陪同，而且指点他们 如何才能安排好江青的休养。   平时，周恩来对江青提出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亲自安排。江青要搬到钓鱼台国宾馆10号楼去住，让她的秘书杨银禄 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接了电话后说：“好嘛，江青同志的想法是对的，我同意。我现在就给东兴同志打电话请他准备一下。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杨银禄说：“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周恩来说：“那好嘛，我请东兴同志办。”很快，一切都按江青的要求办好了。   1967年夏天某日，中央开“碰头会”。会议中间，护士给江青送水吃药。江青喝水时，可能因为水热了一点，她把杯子朝地下一摔，大叫：“哎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我，谋杀我！”汪东兴让人另送一杯来时，周恩来立刻起身，抢先接过杯子，用手在杯子上摸一下，感觉不是那么烫了，然后亲自端到江青的手上说：“开水不烫，请江青同志服药吧。”

贺龙的遭遇

贺龙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 也受到了冲击。早在1966年5月底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大学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有个解放军部队 曾在年初派人向学校借房子，说这是要搞兵变。其实，借房子是因为 北京卫戍区 经中央军委（注：贺龙在林彪有病时主持军委工作）批准 新组建了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曾设想这个团住在大学里，因此在2月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商借房子。后来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去了。   对于此事，康生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他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注：体委由贺龙主管），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空军党委于1966年6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会，又涉及到贺龙。在那次全会刚开幕不久，空军几个副司令员，刘震、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成钧、谭家述，立即对空军司令吴法宪、政委余立金 发难。领头的刘震上将（注：空军只有刘震、已故的刘亚楼两人是上将），是中共八届的候补中央委员。而吴法宪只有中将军衔，而且根本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在刘亚楼辞辞世后 却接任了空军司令员。对此，刘震一直很是不满。   其他副司令员心中，也憋着一股气，因为前司令员刘亚楼的作风 比较“霸王”，常常弄得他们下不来台。例如常乾坤，虽然贵为副司令员 仍常受刘亚楼的批评，曾经跟人说：“我在空军经常穿小鞋，‘三寸金莲’都穿成两寸半了。”   另一位副司令员搞了一个文件，刘亚楼看后不满意，指着他说：“你搞的这叫什么东西，只能给我当擦屁股纸用！”   现在，刘亚楼不在世了，怨气就发在吴法宪头上。   7月初，刘震等人正式向中央军委、林彪递交了一份信，其中罗列了二十五条意见：十条针对刘亚楼，另外十五条针对吴法宪。   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后，林彪说道：“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当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7月19日，林彪的意见转到刘少奇（注：那时尚未受冲击）那里。为此，刘少奇召开中央常委会议，他说：“背着空军党委主要负责人，背后搞非法的小组织活动，也可以叫地下活动。由几个人合伙搞罢官夺权，是绝对错误的，此例不能开，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邓小平说：“曹里怀到了那里，就把哪里搞乱。”   这样，刘震等人只得作检讨。成钧在检查中讲到：空军全会进行中的一天晚上，他和傅传作等四人 到贺龙那里 汇报空军党委全会的情况，他说贺龙听后说：“这个会议吴法宪、余立金不能主持了，你们就组织起来开嘛！你们继续讲你们的意见嘛！吴、余有错误，你们就继续揭嘛！”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汇报了成钧说的话，林彪听后说：“这件事，你要他们写一个材料，然后送给我。”于是，吴法宪找到成钧等人 写出一份材料，送林彪，并附一封短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现送上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四人所写的材料，请阅。现在看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之所以形成这样，是因为有两条线操纵着。一条是以林副主席为首的一条红线，贯穿着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始终；另一条是以贺龙元帅为首的黑线，在控制着这次会议。”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 写个材料送来。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他让李作鹏 就贺龙插手海军的问题 尽快写个材料送来。收到材料后，林彪将吴法宪写的 关于空军的材料、李作鹏写的 关于海军的材料，报送毛泽东。9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 召见贺龙，把这些材料给他看。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几天后，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 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第二天上午，贺龙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儿吧。”林彪停了停，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在他俩交谈时，叶群让几名警卫 埋伏在幕后，说这是防备贺龙暗杀林副主席（注：贺龙经常随身带枪）。  

后来，林彪在一次会上说：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林彪等人总结出 贺龙企图夺军权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是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事情；第二件事是海军苏振华 反对李作鹏的事情；第三件事，是总参王尚荣、雷英夫 反对杨成武代总长的事情；第四件事，是解放军政治学院蔡顺礼 反对莫文骅的事情。      经毛泽东批准，林彪在中央军委碰头会议上打招呼说：“贺龙有问题。”10月，打招呼的范围扩大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12月，江青在清华、北大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她还对贺龙的儿子贺鹏飞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了。”  

到年底的时候，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注：在北京西山）去住。”但到新六所没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 声称要揪斗贺龙。贺龙夫人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得到回应。于是，贺龙、薛明 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准备告诉他 他们将搬回家去住。但周恩来上班还没有回家，而是让秘书对贺龙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并为他们搭了床。这样，贺龙、薛明 在周恩来住地 住了下来。

1967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两人 在中南海 专门研究贺龙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决定 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并要周恩来亲自去落实。1月19日下午，周恩来、李富春受政治局委托，一起找贺龙谈话，当时贺龙一家就住在周恩来家里。周恩来用平板的语调 告诉贺龙：林副主席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   当周恩来说这些的时候，贺龙几次按捺不住，但周恩来没有让他开口，而是只管自己说下去。周恩来最后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住在一幢独立住宅里。贺龙这是被隔离了，由一队解放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