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8章。

第8章   一些极端左派受打击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的时候，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级“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已被打倒，全国各省市的夺权也已完成。这时，毛泽东打击了一些最极端的左派，包括公开要打倒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以及中央文革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而红卫兵则被要求“上山下乡”或去工厂、农场参加生产 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一六兵团受清查

在老干部大闹怀仁堂之后，北京在1967年3月间 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兵团”，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其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该组织于3月22至23日，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铁学院学生张建旗 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断言周恩来 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   五·一六兵团 在交通要道、闹市区 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开展“揪叛徒”行动。他们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至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注：伍豪，是周恩来 曾使用过的化名）：“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其实，这个启事是国民党特务组织伪造的。（注：1953年6月，被中共政府捕获的 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调查员 黄凯 供称：“这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执笔写的，然后我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实际上，周恩来早在1931年12月上旬，就已离开上海 进入中央苏区，在时间上 也不可能在1932年再去刊登这则启事；而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为了辟谣 曾发表布告：“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周恩来对此事作过详细说明。 

江青在得到红卫兵送来的 “伍豪启事”之后，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但康生一声不吭（注：就是这位康生，曾于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 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5月19日，周恩来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附一信，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5月29日，毛泽东针对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 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 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6月3日，陈伯达、江青 以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的身份 再次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见此，“钢院五·一六红卫兵团”有所收敛，但其成员仍奔走于北京各大专院校、中学、国家机关，力图扩张势力。6月30日至7月2日，他们在外语学院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机构，上有总部，下设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个方面军。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

在此期间，反击“二月逆流”正趋高潮，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遭到攻击。7月上旬，五·一六兵团 在人民大会堂周围 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传单、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   8月9日，他们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标题是：《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公开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 以及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 邮寄传单，在北京城里 挨家挨户塞传单。

8月中旬，毛泽东在审阅 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时，加了一段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8226;一六’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注：后来，在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接见黎笋（越南党的总书记）时，谈到打击“五·一六”的原因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乘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中央文革得悉后，立即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陈伯达对他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见此，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包括北京钢铁学院的“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的“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的“井冈山”、北京航校等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8月中、下旬，钢院的延安公社 先后抓获“五·一六兵团”的头领李芳、张建旗，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师大的井冈山 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北外的红旗大队等组织 捣毁了 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是月底，“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与武汉的“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与会者共有两万多人。会上，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两天后，《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电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其中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注：指‘二月逆流’），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注：指‘五·一六兵团’），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联合批转江青的这个讲话，并在批转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9月16日晚，周恩来接见部份大专院校代表，他说：“第一，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倒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讲好了。”

【附注：1968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并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   但是，“五·一六分子”很快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冤屈了大批无辜，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迫害，清查运动 演变为派性斗争的一部分。   1969年10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于是，清查“五·一六”运动“深化”。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发动时，才宣告结束。】

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打倒

1967年7月武汉事件发生之后，政治局在讨论 对武汉事件的宣传口径时，康生提出：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来代替。他给在上海的汪东兴打电话，要汪东兴报告毛主席，请主席批。毛泽东批了。这样，报上出现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久，由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送审稿 到了陈伯达、王力手里，稿中也有这个提法。陈伯达听秘书把稿子念了一遍后，就鼓着掌说“好极了”。这篇稿件，未送周恩来审阅，就发表了。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这篇社论后，批示道：“大大大毒草！”“还我长城（注：‘长城’是指解放军）！”

1967年7月17日，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革命造反团”派出几百人，到外交部门前 安营、扎寨，要求揪斗外交部长陈毅。他们一度冲进外交部。8月4日，戚本禹 对外交部造反派 姚登山 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姚登山，原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在1967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反华、排华浪潮时 在印尼领导抗暴斗争，于同年4月22日被印度尼西亚政府 驱逐出境。他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中央文革正副组长陈伯达、江青，以及数千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并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此后，他很快卷入了 外交部打倒部长陈毅的激烈斗争。他与中央文革成员关锋、戚本禹 关系密切。

8月7日，王力把外交部的姚登山等人 请到他的钓鱼台办公室来。那时，他刚从武汉回京不久，左小腿还打着石膏。他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随后说：“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王力8月7日讲话后，外交部的“保陈派”认为毛泽东一直是保陈毅的，现在中央文革成员王力 却明言要打倒陈毅，难道毛泽东对陈毅的态度变了？   他们之中有一名女将，名叫王海容，她是外交部的一名翻译，她的祖父是毛泽东的表兄、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她自小出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他们决定让她去毛泽东那里“摸情况”。当时毛泽东刚回到北京，王海容就去找他，对他说：王力的八七讲话 不得人心。毛泽东听了，只是援引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后说：“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王海容回到外交部办公厅后，大家立即翻阅唐诗、宋词，一时没查到 这两句古诗的出处。王海容就去请教她的爷爷。王老先生 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厚厚的唐诗，指明了出处。原来，这两句诗 出自罗隐的“筹笔驿”，全诗是：“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大家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是：王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一切都很得手；但好运过去后，曾经的英雄，将会出问题。这样，保陈派的人 感到心中有了底。

8月19日，外交部的造反派 根据王力的讲话 夺了外交部的权。22日，他们更火烧了 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处。23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约谈 外事口各造反组织负责人。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陈伯达也说：“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24日，周恩来找杨成武 单独谈话。他说：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中 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其他部。他又提到 火烧英国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借口揪刘少奇 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 这几件事。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耽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交给杨成武 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稿，要他转送毛泽东。（注：杨成武在那段时期 经常随同毛泽东巡视各地 担任保卫工作。）第二天，杨成武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他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注：指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毛泽东喝了一口茶后，接着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注：指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负责处理，把他们抓起来。”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时，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杨成武将记录 再次请毛泽东过目后，直接乘车去机场。   中午，他回到北京，立即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小型的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   第二天，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 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王力和关锋到会。会上，周恩来当面严厉批评了他们。然后，江青、陈伯达、康生 也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接着，周恩来当场宣布：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反省。会后，王力、关锋被分别软禁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座楼里。   次日，杨成武按周恩来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林彪听后，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很快，王力、关锋被隔离反省的事情就传了出去，一日之间，打倒王力、关锋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京城。   到了11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起因是戚本禹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江青因此怀疑 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注：戚本禹已婚）。于是，江青就对毛泽东说 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随即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宣布：“毛主席决定，由于对戚本禹挽救无望，要立即把他抓起来。”周恩来然后指定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带领杨德中 以及几个警卫战士，在另一个大厅里 等待戚本禹的到来。一切布置好了以后，周恩来打电话给戚本禹，通知他来开会。戚本禹接到通知，兴冲冲地来了。他刚一走进大厅，谢富治就对他宣布：“今天要逮捕你。”戚本禹愣了，说：“开什么玩笑，要逮捕我？”杨德中趁着他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带警卫战士一下把他抱住（注：戚本禹个子高大），拷上了手铐。这一下，弄得戚本禹更加莫名其妙，说：“为什么要铐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都没有对我宣布就把我铐起来，这是哪一条法律呀！”在他被带上汽车前，还连叫了三声：“姚文元，请代我问江青同志好！”至此，最初由十四个人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只剩下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了。整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中央文革，最后也被打得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了。

红卫兵退出历史舞台

1968年7月27日，中央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派出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各高等学校。但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 反对工宣队进驻，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次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 这五大学生领袖，对他们进行训斥，要求他们返回学校后 动员他们的手下 放下武器。一个月后，毛泽东向全国下达了一个“最新最高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毕业于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学生们（后来被称为“老三届”），被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义 下放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学里的红卫兵，则被分配到工厂、农场工作。显赫一时的 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也是如此。从此，红卫兵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蒯大富，于1968年12月被分配到 宁夏省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1970年底，清查“五·一六分子”时 被押回清华大学。1973年，被安排到 东风化工厂劳动。【附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蒯大富于1978年4月19日被捕。1983年3月，被判处徒刑17年。1987年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来到 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的 振兴实业总公司，任总工程师。】

谭厚兰，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 劳动锻炼，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附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谭厚兰于1978年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1981年，谭厚兰被查出患有宫颈癌后，获得保外就医，后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谭厚兰免于起诉。11月，谭厚兰去世，终年45 岁，终生未婚。】

王大宾，于1968年被分配到 成都探矿机械厂 做钎具方面的技术工作。1971年，王大宾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时 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党籍。【附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王大宾于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 成都探矿机械厂。】

韩爱晶，于1968年底被羁押。1969年11月，被分配到 湖南株洲331厂工作。1971年3月至1975年9月，受隔离审查。此后，被监督劳动。【附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韩爱晶于1978年4月 以反革命罪被捕。1983年6月，被判有期徒刑15年。先后在北京和外地关押，后在青海 唐格木农场劳改。1987年，韩爱晶接到通知，让他回北京航空学院，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 分配工作。韩爱晶被安排到 湖南省株洲市一家兵工厂的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再后来，他加入一家国企参股的公司，最后升任总经理。2003年内退，在一家公司担任顾问。   韩爱晶对当年“打击、甚至动手殴打彭德怀”的行为表示后悔。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聂元梓，于1969年11月被发配到 江西省鲤鱼洲 北大分校农场 劳动。她有病，往北大写信要求回北京，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她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被安排到 北京新华印刷厂 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 北大仪器厂 劳动。【附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聂元梓于1978年4月19日被捕入狱。1983年3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 被判处十七年徒刑。1984年6月，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在北京市海淀区 一个二居室里独居，这个居室是她亲戚家的。她后来曾做生意，略有收获，并资助家乡建设。1999年起，生活无着，靠每月从街道办事处领取600元生活费度生，生活简朴，患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 多种疾病，但坚持锻炼健身疗病，并写作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