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0章。

《复兴记》全本 及其各种版本，都可去google/play/books 再搜索“复兴记”后预览。

第10章   林彪集团的形成

杨、余、傅事件

1968年3月，在北京发生了“冲击”钓鱼台的事件。起因是 鲁迅书信手稿遗失一事：毛泽东收到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 写来的一封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 鲁迅书信的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 安排人查找。这事最后由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具体经办。几经周折，傅崇碧发现：鲁迅书信手稿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设在钓鱼台宾馆里面）由保密员卜信荣 保管着。于是，傅崇碧打电话给江青，她的秘书肖力 接了电话，说江青正巧不在。傅崇碧说：“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打完电话，傅崇碧带着一些军人 分乘两辆军用吉普车 驶向钓鱼台，这些军人身上带着枪。

傅崇碧他们到达钓鱼台宾馆的门口，传达室的人打电话请示 是否放他们进来，陈伯达的秘书答复说：“可以进来。”这样，傅崇碧他们 来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正在这时，江青推门进来。她见屋中站了几个军人、身上还带着枪，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姚文元在边上帮腔：“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这时，扑通一声，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摔倒了。这几天，他为了鲁迅手稿的事 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江青被吓了一大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傅崇碧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江青的口气缓和了些，问：“手稿在哪里？”傅崇碧说：“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江青顿时又发作了：“什么？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把保密员叫来！”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整洁，模样文静，进门后 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问：“首长找我有事？”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保密员答：“在，就在楼上保密室。共有四个箱子。”江青两眼冒火，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大家都愣住了。有人上来，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把钥匙交出来！”保密员交出钥匙后 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人们急匆匆上楼，抬下来四个樟木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放在里面。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大家站在箱子边，都不作声。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傅崇碧说：“不用了，我们回去了。”江青执拗地说：“叫你在这里吃饭，你就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傅崇碧见她这么说，只得留下来吃饭。 

傅崇碧走后，江青去参加中央碰头会。她在会上说：“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陈伯达说：“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叶群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江青对吴法宪说：“你马上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命令傅崇碧做检查！”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马上就打。”杨成武接到电话，只得离开正在举行的会议，到钓鱼台去。他一进屋，江青就问：“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杨成武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杨成武没好气地说：“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江青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杨成武气愤地说：“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说着，杨成武站起身就走。周恩来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杨成武止步，想了想，说：“陪他去可以。”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事情似乎是过去了，但在江青心目中，傅崇碧冲击了她的钓鱼台。

也是在1968年3月，出了一件更大的事：代总长杨成武 被打下去了。导火线却是一件小事，与他的女儿杨毅 有关。一天，空军党委办公室来了一个女人大闹，她叫縱素梅，说她老公单世充（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杨毅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她说：单世充天天往京西宾馆跑，去见杨毅，还经常给杨毅带吃的；他的日记本里，有他与杨毅两人的合影，还有两首诗，其中第一首诗上说“春风遥盼玉门关”，第二首诗里却已是“春风已度玉门关”了，她问：“这说明了什么？”她说单世充最近突然提出要离婚，“我已忍无可忍，只能向领导求救。”   事情闹到空军司令吴法宪那里，他让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的王飞、周宇驰 找单世充谈话，但单世充坚决不承认，他们就把单世充 软禁了起来。   空军政委余立金说：是他要求单世充 多关照杨毅的；单世充和杨毅的事 是无中生有，目的是败坏杨成武的声誉。他带着老婆赵子珍 来到林彪的住处。赵子珍哭哭啼啼地对叶群说：空军以整单世充为名 整杨毅。但叶群说：“不管怎样，纵素梅的意见已经记录在案，是有案可查的。”余立金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的时候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   余立金、赵子珍走后，叶群报告了林彪。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林彪在一天下午把吴法宪叫到毛家湾，说：“赵子珍和余立金来告你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有人）想利用余立金把你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你要坚持原则，要敢于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要挺起来，要顶住！”吴法宪说：“杨成武已经要秘书给我打来电话，要我晚上到他那里去，他要见我。”林彪说：“你不要一个人去，最好带上一个人，这样有些事情也好有人作证。”  当晚，吴法宪带上妻子陈绥圻，去杨成武家。他们来到楼上杨成武的卧室里。杨成武躺在床上，对吴法宪说：“第一、不要讲余立金是叛徒。（注：不久前，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发现 余立金是一个叛徒；有关材料已送来北京。）余立金现在空军没有权，再一宣传他是叛徒，他在空军里就根本没有地位了。第二、（余立金的秘书）单世充没有错，不要整单世充，事情闹大了，就不好办了。今天我找你主要是这两件事情。”吴法宪说：“余立金究竟是不是叛徒，我不清楚，那是许世友从南京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报告的材料，我在外面绝没有吐露一个字。我不能证明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当然我希望没有这回事情。这个材料怎么办，也不是我做主的事情，要上面来定。我是司令，他是政委，这个事情我无权处理。至于说余立金在空军没有权，那不是事实。你也知道，我每天下午在军委办事组，晚上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空军的事情我没有时间处理，基本上都交给了余立金，怎么能说他在空军没有权呢？第二，对单世充，空军的处理没有错。对他，我们是需要教育一下，并没有说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们是怕事情处理不好，会影响杨毅的声誉，更怕影响到你杨代总长的声誉。要是弄得满城风雨，影响好吗？”说到这里，杨成武显得很不耐烦。吴法宪就告辞了。赵子珍送他们走的时候，高声说：“要把杨毅弄出空军也不要用这个办法嘛！”

林彪认为：杨成武 同余立金勾结 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 同傅崇碧勾结 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 以及其他与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林彪向毛泽东汇报了他的看法。毛泽东四次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汪东兴等人开会，讨论杨成武等人的问题。最后一次会议在3月23夜举行，会议最后决定：把杨成武从代总参谋长的位置上撤下来。半夜1时，吴法宪被召来出席会议。毛泽东一见到他就说：“你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你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过了一会儿，他问林彪：“这样，谁来当这个总长呢？”林彪想了一下后 说：“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了，是不是调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第一副总长或者是代总参谋长。”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是从哪里来的？”林彪回答说：“黄永胜是（国民革命期间）武汉警卫团的一个班长。秋收暴动以后，就跟您上了井冈山，上山以后当了排长。”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原来是武汉警卫团的，在井冈山就当了排长，那就不要这个‘代’字了，就叫黄永胜当总长吧，就这样定了。”对于余立金，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查吧。”接着，江青又提出来：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这两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注：北京卫戍区司令）与杨成武的关系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杨成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况且傅崇碧还带人冲过钓鱼台，为了防范，还是动一动为好。毛泽东同意了，最后决定把傅崇碧 调到沈阳军区当副司令。北京卫戍区司令一职，经林彪提议，毛泽东决定 让副总参谋长温玉成 担任。毛泽东接着说：“至于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就不要再动了，动得太多不好，但是要找他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然后，毛泽东对林彪说：“下面的事情，就交给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

周恩来接着主持会议 作出很具体的决定：第一、要吴法宪立即派飞机去广州，最迟要在当天上午把黄永胜接到北京来。黄永胜到北京以后，只准吴法宪一个人用自己的车去接，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去。从机场出来，直接回到人民大会堂，路上什么也不要说。到人民大会堂以后，由周恩来在福建厅亲自找他谈话。第二、通知李作鹏、邱会作两人，带领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到杨成武的家里去，把杨成武带到人民大会堂来，由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集体跟他谈话。第三、通知郑维山、傅崇碧到人民大会堂来，由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同时准备飞机把傅崇碧送到沈阳。沈阳方面，通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作好安置傅崇碧的准备工作。第四、要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 带领警卫部队 到空军大院，执行逮捕余立金的任务，逮捕后送秦城监狱关押。同时，通知公安部，作好接收准备。（这时，吴法宪问周恩来说：“夜深人静，这么多的人闯到余立金家里，动静太大了吧？”周恩来说：“你想个办法嘛！就说你要找他谈话，把他找到你家里来好了，我交代杨德中带警卫队在你家里等，你负责要秘书通知余立金到你家里来就行了。”）第五、决定于3月2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部队 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杨、余、傅问题的决定。

吴法宪回到家里后，通知空军副参谋长梁璞、警卫营长田广林 到他家里来。这时，杨德中到了他家。接着，吴法宪要秘书通知余立金：“请他到我家里来一下，说我有事情要同他商量。”然后，他就站在二楼阳台上 观察。院子里黑黝黝。过了一会儿，余立金走进了院子。杨德中上前对他说：“余立金，你被逮捕了！”几个警卫战士上前，把他带走了。接着，吴法宪让空军党办、空政保卫部 对余立金的家进行了搜查、监视。

杨成武的秘书，接到余立金的秘书 打来的电话 说：吴司令半夜里把余立金政委抓走了，想问问杨成武，这是不是吴法宪搞的政变。当时杨成武正在睡觉，秘书正犹豫 要不要叫醒他时，李作鹏、邱会作带领的人员 来了，把杨成武从床上叫起来，要他跟他们走。杨成武被带到人民大会堂。

此时，天已拂晓。林彪主持一个对傅崇碧谈话的小会，他说：“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接替你的工作。由吴法宪同志派飞机，送你到沈阳去。”    同时，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 与郑维山谈话。他告诉郑维山：杨成武犯了错误，已经被撤销了代总参谋长的职务，要郑维山与杨成武划清界线，揭发他的错误。   上午10时，林彪、周恩来等人找杨成武谈话。林彪先说：“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处理你的问题。你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你和傅崇碧勾结在一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你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你的问题，决定撤销你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杨成武当时想申辩几句，但没有容他多讲，林彪就说：“你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你找了一个住的地方，你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经决定，要你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你的全家，包括你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一起去。要用的东西也可以统统搬走。你到那里一方面好好反省自己，也好好休息一下。”谈话完毕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 与杨成武握手告别。杨成武走后，江青在会议上又提出：是不是把余立金的妻子陆力行也一起收审，以便彻底清查问题。（注：陆力行的姐姐原先在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上海市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材料都是由她姐姐保管的。在此之前，江青已叫人将陆力行的姐姐收审了。）对江青的这一提议，在座的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就算通过了。   【附注：杨成武一家最后被安置去了洛阳，住在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里。临行前，林彪约见了他，对他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送他到门口，与他握手道别。此后，杨成武的生活 由邱会作 按照林彪的指示 从优安排。杨成武虽然下台了，林彪让他在外地闲居，坚持给他以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他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成武，均被林彪拒绝。】

3月23日晚上9时，驻北京各部队 团以上干部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里召开，一万多人与会。林彪、周恩来、黄永胜、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全体成员 出席会议。   会前，毛泽东要林彪在会上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另外一定要讲一下哲学上的“相对与绝对”的问题。（注：这第三个问题与 以杨成武署名发表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有关。毛泽东从报上看到这篇文章后，在一个批示中写道：“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就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林彪在会上讲话时说：“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在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除韩先楚、排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部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接下来，林彪讲了杨成武所犯的三个错误。
周恩来接着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和命令”。他在讲话中要求大家 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他特别提到 江青的贡献：“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哪有什么黑材料？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江青此时高呼：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讲完，是江青讲。她的讲话不长，只是表示了“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所宣布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   陈伯达的讲话稍长一些，他回顾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过程，认为从文革开始到1968年3月，一共经历了五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与“二月逆流”的斗争；第四个回合是清除“王、关、戚”；第五个回合就是这次与“杨、余、傅”的斗争。他在讲话中，还就批准发表杨成武的文章（注：指《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事 作了自我批评，说由于杨成武不断地催促，就让这篇文章发表了。   接着是康生、姚文元讲话。他们讲完话后，时间已是凌晨1时半了。这时，毛泽东从后台休息室走上主席台。全场顿时沸腾起来，到会的军队干部长时间高呼“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场面热烈。

大会后的第二天，江青给新任北京卫戍区的新任司令温玉成 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送到北京卫戍区收发室时，收发室的人说：“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傅司令，哪里又来了一个温司令！”他们把江青的信退了回去。江青大为恼怒。就在当晚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要单独召开一个卫戍区的干部、地方干部一起参加的会议，对“杨、余、傅”问题进行传达。   这样就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参加者多达十多万人。大会首先宣布了中央《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命令》。然后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相继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在再一次列举江青一直以来的贡献之后说：“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插言：“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陈伯达插言：“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其实，周恩来不但在群众大会上 呼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很迁就江青。周恩来每次到江青那里去之前，都是亲自（而不是让秘书）打电话给江青的秘书阎长贵，问“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或问“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而江青每次都是高兴、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   江青常常缠着周恩来，要他陪她看 由她主导的“革命样板戏”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也要周恩来陪着。而周恩来总是“奉陪到底”   1968年初冬，江青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周恩来几次到钓鱼台看望江青，并与医护人员研究治疗方案。接下来的几天，周恩来带上文件和办公用品，就在钓鱼台办公，以便随时、及时地 处理江青的病情。   即使对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周恩来也是主动关怀，问他有什么个人困难，在得知杨银禄的姐夫被抓已三个月后，周恩来随即通过汪东兴，三天以后 就把杨的姐夫放了出来。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对周恩来说：她马桶圈凉，所以老感冒，一感冒，就不敢去见主席，怕传染给主席。周恩来听后，立即中止了政治局会议，让委员们一起去看江青的马桶，大家也只得去了。他们围在在马桶边 研究该如何给马桶圈加热。后来有人提议：找棉布、棉花缝一个垫圈。江青见别无他法，同意了。见到这样的场景，同行的黄永胜等人 心里很不是滋味。   江青的秘书阎长贵 后来回忆道：“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

1968年3月25日，在林彪主持下 撤消了原由杨成武主持的“军委办事处”，另成立“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刘贤权、李德生、温玉成为成员。从4月1日起，军队重要文电 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老帅；办事组实际上代替了军委。同时，周恩来宣布：军委办事组所有成员，都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   后来，江青在一次碰头会议上提出：要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立即要军委办事组写出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就批示“同意”。这样，李德生就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林彪在第4野战军时的老部下，个个战功显赫。现在，他们不但全都是军委办事组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而且兼任着 军队的关键职位：黄永胜是总参谋长、吴法宪是副总参谋长 兼空军司令员兼政委、李作鹏是副总参谋长 兼海军政委、邱会作是副总参谋长 兼总后勤部部长。   黄永胜打仗勇敢，也有办法，但有爱玩女人的毛病。有一次，罗荣桓元帅发火说：“你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了？”在文革初期 打倒罗瑞卿的过程中，黄永胜开始时并不积极参与。后来叶群给他透露说 林彪对此不满；黄永胜赶紧给叶群写了一封信说：“我说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你转来林彪的指示，我是蠢猪。”后来，他的子女到北京串联时 住在贺龙家里（注：贺龙与林彪有矛盾，但他的子女们不知情）；黄永胜得知后，马上命令他们返回广州（注：当时他是广州军区司令员），并与他的夫人联名 写信给叶群 进行解释：“贺（注：指贺龙）的情况，我们十一中全会以后才知道，孩子们早已外出。当然，就是在家也不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糊里糊涂，被人拉着，经常去小龙（注：指贺龙的儿子）那里！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待回来后，再予查问。总之，孩子们幼稚，容易上当，今后我们一定加强教育。”他的子女们一回到广州，黄永胜就教训了他们一顿，同时让他们给“林彪伯伯”和“叶群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小龙搞秘密组织，准备秘密串联，等等。   吴法宪本来是空军第二把手，后来空军第一把手刘亚楼去世，林彪对毛泽东说：“吴法宪是刘亚楼的徒弟，他和刘亚楼一样，拼命干，所以我选他当空军司令。”毛泽东同意吴法宪继任空军司令。吴法宪知道没有林彪 他当不了空军司令，因此对林彪感恩戴德。吴法宪曾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员 是林副主席叫我当的，真正的空军司令员是林副主席。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李作鹏身材高大，衣着随便，大胆豪爽，人称“李大胆”；右眼瞎，常戴一副墨镜，又被称为“李瞎子”。文化大革命初期，李作鹏也受到冲击。林彪得知后，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此后，李作鹏不再受冲击。   邱会作是总后勤部部长，工作有成绩。但他也喜欢搞女人，因此在1967年1月被总后勤部的造反派 批斗甚烈，只得躲到北京西山军委所在地去。造反派闻讯后，聚集数千人，团团围住 军委办公厅所在地 三座门，要楸邱会作回去。军委文革小组电话指示邱会作：回总后勤部，参加文革。邱会作只得下山，随即被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造反派捉住，关押于总后卫生部三楼。造反派以车轮战批斗他，剃他阴阳头，“坐喷气式”，罚跪请罪，并动手打他，致肩胛骨的骨膜、肌肉断裂，右肋骨断裂并横出，多次昏厥，命在旦夕。1月24日，他在一个烟盒上写了一封求救信：“现在我有生命危险，向主席、林副主席、叶帅求救。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他的警卫送饭时，将此信藏于裤裆里，顺利送出。当晚，林彪得到信，急书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并让陈伯达也签上名。叶群等人 手持林彪、陈伯达的手令，分乘两辆小车，直驱总后大院。叶群走后，林彪数次打电话询问情况，汽车发动三次，随时准备出发。叶群向造反派 出示林、陈手令；邱会作由此得救。邱会作回到西山时，已是半夜，叶剑英、聂荣臻等均在西山等候。他们见邱会作 被剃阴阳头、满头血斑、遍体鳞伤，悲愤异常。叶剑英扶邱会作进屋，说：“会作啊，你受苦了!” 聂荣臻边走边骂：“法西斯！法西斯！”次日晨，刘伯承拄着拐杖也来探望，他用手抚摸邱会作，说：“我眼睛看不见，让我摸摸你啊!”此后，邱会作无限忠于林彪。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在军委办事组参加之后，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另一派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人员。其余的与会者，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成玉等人，或保持中立，或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 逐渐向两派分化。

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她。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他是有根据的。最开始的时候，军委办事组要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 执行某个任务，按照原来的规定，都要获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的同意。这样一来，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于1968年5月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注：即毛、林、周）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有了毛泽东这个批示，黄永胜就照做了。   江青心中 甚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高声说：“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他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吴法宪谈话，要他们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黄永胜、吴法宪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说：调动部队的报告 如何上报，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双方僵持着。   半个月后，黄永胜按照原定计划 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 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他出国。于是，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照办。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让陈伯达到机场送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问陈伯达 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   黄永胜回国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会议。在江青没有到达之前，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但毛泽东没有再说这件事。

周恩来为了调解江青 与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叫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他告诉他们四人，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特别告诫说：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他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他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 去扶着她下楼。江青看到黄永胜等人在那里，就一边下楼、一边训斥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江青的脾气很大，骂了个把小时，姚文元在一边帮腔。黄永胜等人，因为有周恩来的事先嘱咐，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到当晚11时才散会。   大概凌晨3时左右，已经入睡的黄永胜等人 突然被周恩来通知 去钓鱼台十六号楼开会。他们到达那里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大家：“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她，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当时，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吴法宪这个人话多，听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江青听了，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事后，林彪对吴法宪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但军委办事组的温玉成，被江青拉拢过去了。他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 开始唱对台戏了。他原来的秘书李必达，现在是黄永胜的秘书，把平时黄永胜他们说的 对江青等人不满的话 暗中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一个“小报告”，说黄永胜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这个“小报告”被送到温玉成那里之后，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江青又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又转交给了黄永胜。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于是他决定：由吴法宪派飞机 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实际上是去那里软禁起来。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成悄悄地把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不料，飞机上的服务员检到这个语录本后，交给了空34师师长胡萍，最后到了黄永胜手里。毛泽东对此事没有表态，以后就不了了之。

陈伯达开始向军委办事组的人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嘲热讽。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但黄永胜等人，都不表态，这是因为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几个重要文稿，都出自他的手笔。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军委办事组的人 来往得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向军委办事组的人靠近。江青对汪东兴 向来都极不尊重，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就没有把那人调走。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她的女儿李纳 也在一旁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去找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正是由于这次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此后有了难事 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

中共九大

1969年2月，中共开始做 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大会政治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会议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会上商定：政治报告的初稿在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  

陈伯达开始写稿之前，先去请示林彪。根据林彪讲的意见，陈伯达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拉了一个提纲。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强调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 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这些说法是远离毛泽东的意见的，毛泽东早就说过 文化大革命 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到了3月3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毛泽东仍未得到 报告初稿进展情况的消息。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说：“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注：指陈伯达）推迟时间。”7日，毛泽东又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注：指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让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于是，陈伯达把已写出的报告的第一部分 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这是在搞“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说这个稿子 不能用。周恩来在会上没有表态。   3月12日，毛泽东提出换人，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立即动手，大概过了半个月 就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他们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论述，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回顾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几十年来粉碎各式各样的错误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看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他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一听，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O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与会者听了，没有人吭一声。看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在当天晚上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 指责陈伯达在历史上 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说他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人员，始终一言不发。批判陈伯达 没有搞起来。

不久，康生等起草的政治报告的其余几个部分 也都完成了，并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几次，但与会者发言不多。只有江青提出 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但陈伯达不赞成，他说：中央文革小组 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   当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其他人也不吭声。毛泽东得知后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最后，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的文字。在几次讨论中，林彪都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报告正式通过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

召开九大的另一项准备工作 是确定党章修改草案。1969年4月，在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毛泽东在得到报告后，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这样，党章修改草案有了这样一句话：“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还有一项准备工作是酝酿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候选人名单。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1969年1月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 江青为政治局常委 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对此，他批示道：“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注：毛泽东的女儿）、毛远新（注：毛泽东的侄子）二人不宜为代表。”   出席大会的代表，是由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与造反组织的头头 协商决定的，或由上级指定的。  

1969年４月１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很多人正在被审查或监禁中，未能出席九大。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吴法宪为副秘书长（注：原定为汪东兴，但他突然病倒）。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在九大的全体大会上，林彪作政治报告。他照着康、张、姚起草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念，未作任何改动。在4月14日的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发言，除颂扬毛泽东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说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注：事实上，林彪当时只是个连长）。这时，林彪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同日，九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新党章，写明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又明文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4月23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注：等额选举，即候选人数 等于 应选出人数），结果选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毛泽东得了全票，林彪比全票少了两票，周恩来少了一票。   江青少了八票，落后于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有原因的：在选举之前的一天，叶群与黄永胜等人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据此，黄永胜等人 安排一些军队代表 不投江青等人的票，这样江青等人的票数就少了些。   现在，江青他们见自己的票数少了很多，脸色很难看。在江苏厅休息时，江青对吴法宪说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立即去找中组部的郭玉峰，要他去大会秘书处 查选票，看究竟是哪个代表团 少投了他们的票。郭玉峰不敢做主，就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了这事。王良恩也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副秘书长吴法宪，吴法宪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 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不了了之。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 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为了“酝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各省市代表团去征求意见。对于毛泽东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是原中央常委，而黄永胜不是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   江青很想当中央常委，她对黄永胜 一反常态 变得非常热情。她对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江青见此不成，又去找周恩来，说她提议邓颖超（注：周恩来夫人）、蔡畅（全国妇联主席，李富春的夫人）当政治局委员。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接着，江青去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 让江青当常委。林彪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议：安排黄永胜当常委。毛泽东回答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的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会后，黄永胜对林彪、周恩来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黄永胜表态后，林彪、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黄永胜的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   根据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让陈伯达继续当常委。

4月28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提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候选人名单。政治局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叶剑英。李先念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然后举行选举（等额选举）。结果选出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其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差2票，黄永胜差3票，江青差7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   政治局接着开会选举常委，当选的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人。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就当选了。   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这都是毛泽东的意思。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 虽然没有被明令撤销，但实际上不再起作用了。此后，中央政治局会议 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在晚上举行，仍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林彪一般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文件，或者是毛泽东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泽东、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再执行。

政治局内的矛盾

中共九大以后，军队干部 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甚至各省市自治区，都占了一个相当大的比重，林彪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以江青为首的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对此甚为不满。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说：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时 念稿子念得结结巴巴的。黄永胜等人将此告知林彪，林彪回应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   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讲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这使与会者大吃一惊：江青怎么胆敢批判林彪？   后来，江青又在京西宾馆找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吴法宪当时不在北京），说林彪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江青这一说，黄永胜他们 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不久，江青、姚文元一起批注了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他们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康生表示支持，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叶群 都一致表示反对。江青只得暂时作罢。但在后来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非常罕见地 对江青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感到意外，一时无言以对。   林彪和周恩来的个人关系是很好的。有一次开会时，康生、张春桥悄悄地 对坐在旁边的吴法宪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散会以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后 马上要吴法宪去他家。吴法宪到后，他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恩来。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吴法宪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后来，吴法宪向叶群建议 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叶群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如此，吴法宪还是再一次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他要吴法宪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这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苏州不动。吴法宪转告林彪后，林彪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注：即乘车在附近转转）也转不了。”

一天早上，江青让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这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她住处（钓鱼台宾馆十一号楼）开会。江青一开头就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大家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 制止了。江青一口气说了三个小时。她首先讲她自己，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她还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整理、抄写的。1947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说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说完周恩来，江青又讲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最后，江青讲到康生，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江青讲完，姚文元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黄永胜等几个人，则是只听不说。

从江青住处出来，黄永胜、吴法宪同乘一辆车，回军委办事组。他俩一致认为：江青召开今天这个会议不合法，她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也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 就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这是搞小组织活动，是要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 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他俩决定报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当天下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林彪家里。林彪听完汇报，决定要黄永胜、吴法宪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黄永胜等四人：“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在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林彪刚说完，叶群打完电话回来了，告诉大家：毛泽东同意接见，正在等着。   到了毛泽东住所，黄永胜就会议情况 先作简要汇报，然后吴法宪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她说的会议是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呢。”临走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在场的女秘书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黄永胜、吴法宪从毛泽东那里出来，都有些失望，感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汇报 不是很感兴趣。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黄永胜、吴法宪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一笑了之。然后，他俩又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听后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