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1章。

第11章   1970年的庐山会议

会前关于修改宪法的争论 

1970年3月初，汪东兴从杭州回到北京，向政治局 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接着他说 毛主席又指示说：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 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最后，汪东兴传达了毛泽东说的一段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 向林彪直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8时 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大家来后，汪东兴 兴致很高，一定要请大家吃饭。结果是吃红薯，因为那时已是3月，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还有。他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 才尽兴而散。

3月13日晚9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如何贯彻 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会议首先决定 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包括：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接着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成员有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 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由李鑫负责。小组每天下午3时到晚上8时办公。在第一次开会时，康生说：主席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他接着说：“总纲里可以写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在毛主席名字前不要加形容词（注：指形容词“四个伟大”，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以及“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形容词加得越多，毛主席就勾得越厉害（注：指划去的意思）。”康生说完后，张春桥简单说了几句，意思是大家过去没有搞过宪法，但不要怕，大胆工作，出了错也不要紧。  

宪法小组开始工作后的头两个月，是研究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这个宪法是毛泽东牵头制定的，曾广泛听取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然后又研究了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开会讨论。宪法修改小组在讨论时，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就几点意见达成一致：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1954年宪法的精神、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林彪对于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另有看法。4月11日夜，林彪在苏州 让秘书打电话给政治局，提出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和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第二天，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我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并借用了三国故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5月17日下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 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说到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有人提到 毛泽东说过“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此时，林彪口气非常肯定地说：“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

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一个会议上 提出一个折衷方案：“主席当国家主席是肯定的，副帅当国家副主席也是肯定的。但主席不愿意参加一般的国务活动，副帅身体不好、也不能多参加活动，那可以设几个副主席，出国访问也好，接待人家的国家元首也好，都由副主席来出面。”当时在场的汪东兴接着说：“总理想得很周到，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主席愿意见外宾，主要的来宾主席也都见了，主席见外宾都很高兴。”当时，听的人都认为总理、汪东兴说得很好。

宪法修改小组内 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是一派；康生、张春桥是另一派。陈伯达这一派 坚持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张春桥则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注：其实，这也是毛泽东的意见）。   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在宪法修改小组里，尽管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 基本上是按照康生的意见起草的，大家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推敲。这个草案 采用“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一共有六章，在总纲这一章里 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宪法草案还规定，各级人大常委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7月17日，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 在京西宾馆 举行一个大型会议，与会者达55人。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林彪没有出席。次日下午，周恩来参加东北、西南组联席的小组会。第一个发言的是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话就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周恩来打断她的话，说：“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注：指四个‘伟大’），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前不久，主席、林副主席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主席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就发脾气，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主席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主席对我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我请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布置工作人员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画，少数主席手写体的诗词，作为艺术品保留。刘剑同志布置时，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干，说刘剑敢把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摘下来，就把他倒吊起来。刘剑同志为难了，他又不好说是主席叫摘的。怎么办？最后只好说是我布置的。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进行了处理，只留少数几处毛主席手写体的诗词。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   在中南组，与会者都穿军装：五个省的第一书记 因都兼着军职 所以都穿军装；与会的五位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黄永胜、李作鹏、叶群）都是军人，两位作记录的也是军人。朱总司令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人们对他怀着明显的尊敬。叶群迟到了，她一个一个地问好，并说：“哎，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中途参加的康生，对宪法修改作了解释。讨论中，有人提出：如果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知道后，再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说：“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8月10日，政治局讨论了 宪法修改起草委员会和各地报来的意见，决定宪法采用“不设国家主席”的方案。

8月14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 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吴法宪四个人，但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时间都很长，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在那里开会。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吴法宪说 国务院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张春桥反对，他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他又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吴法宪听了，马上责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张春桥马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吴法宪追问：“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回答不出来。吴法宪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吴法宪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吴法宪就不说话了。   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陈伯达打完电话 回来后，吴法宪告诉他刚才发生的情况。陈伯达立即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张春桥两人说话，吴法宪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吴法宪、陈伯达走在一起。吴法宪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到他家后，他对吴法宪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吴法宪首先给周恩来打电话，一开始先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此，周恩来回应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吴法宪接着说：“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他又说明道：“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接着，吴法宪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吴法宪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 立即从青岛赶回来 支持你，不然的话，你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 比较孤立。黄永胜说：“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这时，夜已经很深，吴法宪决定明天才给林彪、叶群打电话。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和叶群通电话，把会议上的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一小时后，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注：指坚持设国家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接着，吴法宪打电话给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

8月15日下午，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 给黄永胜、吴法宪，要他们在今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抓住张春桥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   当晚的会议 是讨论通过宪法小组提交的宪法草案，由周恩来主持，他很是小心，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 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当他念到“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康生、张春桥等人一言不发。周恩来感到有些奇怪，就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去的意见呢？”没想到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这样，“设立国家主席”、“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两条 都通过了，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只花了三、四个小时，宪法修改案被顺利通过。周恩来如释重负。会后，黄永胜他们打电话给林彪、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注：指即将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1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注：会议将在庐山召开）；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同时让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第二天，黄永胜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 留李德生在家 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 黄永胜就没有去参加。

又一次庐山会议 

中共中央决定于1970年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全国各地的255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 上庐山的接运工作，由空军司令吴法宪负责。他调用 空34师的全部专机，只两天 就完成了任务。接运在北京的江青之前，空军按老规矩 先派飞机 把江青的汽车、专用的下飞机的梯子送过去。也是按老规矩，江青由吴法宪亲自在飞机上陪同。（注：林彪对吴法宪说 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在飞机上，江青拉上秘书、护士，再加上吴法宪，四个人一路打扑克，这也是老规矩了。   飞机到达安徽安庆之后，吴法宪又陪同江青，乘直升飞机 飞到九江。然后，江青坐自己的汽车上庐山。江青在庐山住的房子，原是蒋介石、宋美龄的别墅。毛泽东的住处，是专门给他修的另一所别墅，在水库边上，方便他游泳。周恩来、邓颖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的房子。林彪、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院内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院内的一幢小楼里。   8月20日，吴法宪、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一起下山接人。路上，程世清说：汪东兴前天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吴法宪听了很高兴。

8月22日，五个常委 在毛泽东住处开会。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周恩来说：“如果设国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动中过于劳累，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其他国家领导人代理。”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次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林彪没多说话，只是附和大家的意见。毛泽东这次没有说什么。

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临开会前，五个常委在一起休息。毛泽东说：由他自己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泽东听了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他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彪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泽东同意了。

接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 走到主席台上就坐。毛泽东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然后，康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康生讲完后，毛泽东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说把“宪法修改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觉得它表现出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他说 第二个特点 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些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 民主的很好的形式。   接着，林彪讲关于天才的问题。他说：“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 ……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林彪大约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随即，毛泽东宣布散会。此时，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 都上去与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态度最为热烈。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走了以后，大家还留在礼堂内议论。张春桥这时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 与吴法宪说话，问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你记录得比我好。

会后，叶群让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到她那里去，对他们说：“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主席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 小组讨论时 怎样编组的问题。就此作出决定后，吴法宪说：“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他刚说完，陈锡联马上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 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很高兴地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他又说：“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张春桥有点紧张：竟然给坐在旁边的邱会作 敬了一支烟。

24日上午8时，全体与会人员 在礼堂听林彪讲话的录音，由汪东兴主持，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老帅们也都到了。录音放了两遍。11点半散会。听完录音，叶群找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要他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主席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觉得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吴法宪他们几个 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叶群又说：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你们需要的时候 到我这里找。   吴法宪从叶群那里回来以后，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去陈伯达那里找语录，因为“老夫子”读的书多。晚上，他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 正在休息。吴法宪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陈伯达一听，马上就积极了起来。他从北京带来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这时就让他们 现找语录。不久，陈伯达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传了过来，吴法宪一条一条地记。然后，吴法宪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陈伯达 文件该叫什么名字。陈伯达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着儿子林立果 来到吴法宪的住处。林立果一见到吴法宪 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他是指吴法宪前一天晚上 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吴法宪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吴法宪找到汪东兴，汪东兴 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 打印了几十份，给吴法宪送来了几份。吴法宪又转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人一份。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语录。

是日下午，开始小组讨论。在华北组，陈伯达第一个发言，他说：“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讲完，主持会议的李雪峰说：“现在请东兴同志发言。”汪东兴虽然不是常委，但大家认为他是主席的“近侍”，他的话 最能表达毛泽东的真实意向，因此都洗耳恭听。汪东兴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代表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注：中央的警卫部队）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刚才伯达同志讲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他们还在巧妙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华北组的人觉得 这下摸准了毛泽东的脉，于是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要毛泽东做国家主席，对那些反对的人要“千刀万剐”。   会后，就出了华北组二号简报，简报结尾说：“竟然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思想反动的人，情况是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宪法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

在西南组的会议上，吴法宪发言时，念了一条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语录后 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又说：有人反对学“老三篇”（注：指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这时，康生的夫人曹轶欧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吴法宪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说：“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吴法宪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吴法宪都含糊其辞。但是，他悄悄告诉了西南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后来李先念也来问他，他也说是张春桥，李先念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   晚饭前，林彪叫吴法宪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林彪告诉他：“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吴法宪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的住处，向他们转告了林彪的意见。

在中南组，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多。难道这些观点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补充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是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中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在西北组，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是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他的发言受到欢迎，连康生都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

在华东组，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不知道 林彪讲话实际上是对着张春桥来的。张春桥在会上显得沉闷、紧张。

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闯进毛泽东住所。她一进入别墅 就喊：“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毛泽东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泽东单独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下午，毛泽东分别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四个常委 作个别谈话。然后，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让各组组长也参加。毛泽东没有多余的话，严肃地宣布了三条：“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同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精神的。”会后，毛泽东又把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召去谈话。毛泽东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26日，各小组暂停开会，让大家看戏、看电影、游览庐山。

27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让吴法宪 与李作鹏、邱会作一起 到他那里去一下。他们去后，陈伯达说：“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大家很惊讶。他继续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听后都很气愤，同时也心情沉重。陈伯达又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泽东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吴法宪等人 知道陈老夫子 胆子小，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从陈伯达那里出来，吴法宪他们三个 去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当日下午，周恩来、康生两个常委 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谈话。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周恩来听着，一声不吭。吴法宪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康生继续找吴法宪等三人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康生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吴法宪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这时，周恩来忙插话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吴法宪把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问道：“‘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周恩来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邓小平在“八大”上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我要查一查。康生说他也搞不清楚。（注：后来，周恩来让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圈掉的。）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后，吴法宪等三人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回来。他说：“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吴法宪告诉林彪：“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28日早上，林彪让他的儿子林立果 给吴法宪送来一本“九大”的党章，要他看一看，说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林立果走后，吴法宪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让他马上去一趟。吴法宪去后，周恩来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吴法宪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吴法宪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

吴法宪觉得还是应该请示一下林彪。晚饭后，他到了林彪那里，林彪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八月十四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林彪说完，吴法宪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吴法宪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显得很不高兴，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林彪接着说：“我们这些人，行伍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回来后，吴法宪觉得：虽然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但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决定写个检讨。他的检讨一共是两条：一、我提出讨论林彪的报告，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他与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吴法宪的检讨，一共只有几百个字。

29日，毛泽东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陈伯达作检讨，因为他的福建口音难懂，他的检讨由周恩来代读。他在检讨中说：他于24日在华北组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林副主席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乱编语录。   吴法宪也在会上作了检讨。

是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按原来的安排，黄永胜上山时 吴法宪下山；但这时毛泽东说：吴法宪不回北京，李德生回北京看家。黄永胜一上山，就被接到毛泽东那里去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个人，就在黄永胜住的地方 等他回来。但黄永胜离开毛泽东住所，直接到林彪那里去了。吴法宪等人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4时，黄永胜才总算回来了。黄永胜告诉他们，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

30日上午，吴法宪把书面检讨 亲自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后来，林立果来到吴法宪那里，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吴法宪解释说：是总理要我作的检讨，主要是为了保护林副主席。林立果听了不高兴。   周恩来把吴法宪的检讨送给康生看，康生说：“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吴法宪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结果，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吴法宪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这时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吴法宪的检讨才算过关了，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 印发给全会。

3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批语：“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31日下午3时，林彪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到他的住处来。他对他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大家批判陈伯达。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场。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这时，吴法宪插话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大家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当天晚上，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周恩来、康生，以及在庐山上的政治局委员，各大组组长，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康生首先发言，他说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他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也拉上了。   康生发言后，由吴法宪作检讨，并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吴法宪说完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发言。他们很神气，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他们只批判陈伯达，没有涉及到吴法宪等人。周恩来给林彪递上一张条子，希望他表扬一下张春桥。但是林彪一句话都没有讲。会议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结束。会后，陈伯达在一所房子里 被隔离审查，由中央警衛团的人看着他。

9月1日上午，分小组开会。康生参加西南组的会议。小组会开始后，康生夫人曹轶欧 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很多人跟着批判吴法宪，但出席会议的 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几位老干部，始终没有发言。   散会以后，吴法宪给叶群打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吴法宪打电话，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吴法宪我把西南组的情况说了说，周恩来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果然到西南组来了；康生没有到会。周恩来听了一段后，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说，会议的气氛就变了。   其它小组的会议，大多数人因并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这样批了陈伯达两天。9月2日晚，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说：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他又说：全会6日闭幕，散会回家。康生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毛泽东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康生不吭声了。9月4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会议，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了“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6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闭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议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这个公报，是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人起草的，对会议的争论、斗争，只字未提。接着，毛泽东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接着，康生讲话。他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 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   大家听了，觉得康生的这些话，虽然没有点名，实际上是冲着林彪来的。   在闭幕会上还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 去了江青那里。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 养身体。回来以后，林彪又让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临行前，叶群嘱咐黄永胜他们：这次去只听不说。   他们到了江青住处，进门后，江青板着面孔 与他们握手，一坐下来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大家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黄永胜、李作鹏两人虽然一言不发，但他俩的眼睛都鼓起来了。这时，话多的吴法宪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江青说：“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吴法宪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拉他，不让他再说。半个小时后，黄永胜他们走了。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吴法宪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

在与会者下山之前，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情到此为止，只在山上，不许带到山下。回去以后，政治局开一个民主生活会，作些自我批评，抓好团结。……这次比上次庐山会议（注：指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八届八中全会）处理得好，应当让犯错误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全党要搞好读书学习，首先政治局要好好读书学习，开好民主生活会。政治局要领导好全党的批修整风，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当前最主要的。”

9月7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同乘一架飞机 回北京。吴法宪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注：即出了交通事故），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黄永胜劝吴法宪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吴法宪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李作鹏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吴法宪提出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由我主动承担责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而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大家又一次劝吴法宪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9日晚上，周恩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周恩来让吴法宪先谈。于是吴法宪把8月14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他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康生听后，鼓起眼睛盯着吴法宪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8月14日晚上的活动（注：那天白天，吴法宪与张春桥在宪法小组会上发生争论）我就不清楚。”吴法宪答道：“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周恩来听了，很不高兴，同时也有点紧张。   接着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邱会作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黄永胜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

9月12日晚，周恩来、康生 在人民大会堂 继续找黄永胜等四人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见黄永胜等四人都不吭声，周恩来就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康生问：“你负什么责任？”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时，吴法宪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周恩来脸色都沉了下来，但接着 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邱会作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黄永胜等四人经过商议后，向叶群建议：请林总主动向主席作个自我批评。林彪采纳了这个建议。9月28日，林彪从北戴河返京 见毛泽东，说：“庐山会议过了快一个月了，当时我缺乏应有的谨慎，讲了些欠妥的话，结果在房间里划了根火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主席很关心，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毛泽东说：“擦根火柴是烧不着房子的，因为目的不在于烧房子。我每个月都要擦几盒火柴，除了抽烟，什么也没烧过。对问题反复思考是对的，但也不要搞得不敢说话了。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这些年好些了，我们要注意发扬敢说话的好作风。”   此外，林彪注意多向毛泽东递送 有关部队和战备的资料。毛泽东找叶群谈话，说：最近林彪同志想的问题很多，送来的材料都看过了，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问题见解是独到的。毛泽东让她告诉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陈伯达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也不难处理，这件事情由我来办，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战备。

林彪在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后，回到家里。他打电话叫吴法宪来一下。见面后，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在庐山我不赞成你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你到毛主席那里去说一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争论的情况再向毛主席谈一谈。今后空军的情况，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请示，不要只是向我说，应该让毛主席了解你的工作。你不来，我是不会怪你的。”吴法宪回家后，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求见毛泽东。过了一会儿，徐业夫打来电话说：“主席的意见，国庆节前太忙，以后再说吧。”等到过了国庆节以后，吴法宪又两次请求见毛泽东，毛泽东还是说不见。被拒绝三次后，吴法宪打电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听后说：“那就没有办法了。”吴法宪说：我准备再写个检讨。林彪这次同意了。

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等人说：“我准备再写一个检讨。”黄永胜说：“你不要写。你犯了错误，我们大家都不怪你，我们都要负责任。你不要那么紧张，检讨什么？”邱会作说：“我是不写检讨。”李作鹏说：“再检讨也还是没个完。在庐山已经检讨了两次，你再写一次，将来就还有十次，够你检讨的。”吴法宪说：“不是我愿意检讨，看来没有办法。”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吴法宪自己动手 写了一个二千多字的检讨，送了上去。一个多星期后，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军委办事组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吴法宪把毛泽东的批示 给军委办事组的其他人看。黄永胜看完后 若无其事，李作鹏则说：“我说没有完吧，果然如此。”黄永胜、吴法宪把这个批示 报告给了叶群。因为毛泽东批示中有一句“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叶群只得写了一个检讨送上去。毛泽东的批示很快就下来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1月13日，黄永胜陪同外宾去见毛泽东。接见完毕后，毛泽东让外宾先走，把黄永胜留下。他批评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个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江青等人 此时对军委办事组表示友好。江青到军委办事组来看望黄永胜他们。这是江青第一次来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一起陪着她，在办事组里东转转、西看看。她呆了个把小时后，请林彪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去钓鱼台她的住处 照相。到了那里，江青又是搞灯光，又是摆姿势，又是拿道具，忙个不停。给林彪照相时，她要林彪手拿毛主席著作，光着头，戴着眼镜，做出一副认真读书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登在《人民画报》上。   年底，吴法宪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亲自送江青 到海南岛三亚去休养。吴法宪刚回到北京没几天。江青嫌三亚这个地方不好，住不惯，要去广州。吴法宪又急忙调飞机并随机飞到三亚，把江青送到了广州。江青要吴法宪陪她在广州一起玩几天。江青住在珠江边一所房子里，可住了不到三天，就说珠江上过往的船只 过于吵闹，让她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她坐汽车 直接去了机场，要飞机立即起飞 回北京。吴法宪立即赶往机场，并在机场给周恩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周恩来说：无论如何想办法拖住江青，不能让她回北京。（注：当时，毛泽东与江青正在闹家庭矛盾。）吴法宪就对江青说：北京天气不好，硬要起飞是很危险的。江青只好又回去了。到了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吴法宪说：“你想办法动员江青到上海去，我已经给张春桥打了电话，通知他也动员江青到上海去。”吴法宪就去告诉江青：这几天北京的天气都不好，不如先到上海去住几天，然后再回北京为好。江青同意了。这样，吴法宪又陪同江青坐飞机来到上海。

批陈整风

1970年11月中，《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下达，随即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0日，驻河北的第38军党委 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由军委办事组 转给毛泽东。报告说：陈伯达在1970年，从唐山到保定到处开会、讲话、接见，以此来扩大他自己的影响。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北京军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最后他要求北京军区召开一次会议，各师都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进行“批陈整风”。毛泽东又指定周恩来、李德生、纪登奎三人领导会议。周恩来提出：这是一个军队的会议，军委办事组不参加不好。这样，毛泽东又批准增加黄永胜、李作鹏两人 共五人 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由周恩来负责。这个华北会议从12月22日开始，开了一个多月。   会议中，以第38军政委王猛为首的一些人 群起攻击 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华北局第一书记，在庐山会议上 他是华北组的组长，是他把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 登上了简报）、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江青先后两次 在会议上讲话，并点了很多人的名。   华北会议临结束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撤销李雪峰、郑维山的所有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纪登奎为副政委。然后，周恩来作总结，给陈伯达扣上了“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野心家、阴谋家”等好几顶大帽子。  

1971年初，黄永胜提出 要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部署当年的军事工作。为此，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了报告，获准。   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提议：我们军委办事组 是不是在会议上作一次检讨，也好下个台。但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不同意，他们说：“屎不臭，挑起臭。”吴法宪说：“我和叶群已经检讨，虽然挨了批，但总算有个交代。你们三个人没有写过检讨，不如借这个机会过关。”他们还是不同意，都说：“你检讨过不了关，我们的检讨也过不了关，一样的。”   在接着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没有人说起庐山会议的事情，反而有不少人赞扬军委办事组 是历届中最扎实的，等等。简报送上去，毛泽东一直没有什么反应，直到2月19日，毛泽东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报告上 批示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跟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这个批示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转给了林彪，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都传阅了。这时，军委扩大会议已经结束了，人都已经回去了。黄永胜只好召集在京的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连夜开了一个会。会上，黄永胜传达毛泽东的批示之后，吴法宪率先作了检讨，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 然后也都作了检讨。与会者听了，表情严肃，但都搞不清是怎么一回事，都不说话，只有陈士渠说了一句：“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   会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 把各自的检讨归纳一下，写成一个稿子，送中央和毛泽东。当时，吴法宪曾提出 要在检讨中写上对张春桥表示歉意，但其他三人都不同意，吴法宪只得作罢。

报告送上去后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住所 突然召集会议，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参加。在他的书房里，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坐在前面，其他人坐在对面。毛泽东说：“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第三是吴法宪过去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第四是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作一个汇报。”谈话中，毛泽东问邱会作：“你的检讨是秘书写的还是自己写的？”邱会作回答说是自己写的。接着，毛泽东又问黄永胜、李作鹏，他俩也都说是自己写的。毛泽东说：“邱会作，你的字写得很好嘛。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去当主席。”邱会作反应很快，赶紧站起来说：“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笑了。这时候，康生起来要去厕所小便，毛泽东说：“李作鹏，你去扶一扶康老。”康生、李作鹏离开后，毛泽东说：“康生在苏联就反对王明，是个坚决的反王明分子。回到延安，又和王明斗。”说到这里，康生回来了。毛泽东又对他说：“你在莫斯科反对王明，你是站在正确方面的。”这次谈话不到一个小时，主要是毛泽东一个人讲。大家临离开时，毛泽东对吴法宪说：“吴法宪，你再写一个检讨，我是保你的。”吴法宪感动地说：“主席保重，我谢谢主席！”毛泽东接着说：“你走吧。你要知道，我是保你的，见到林彪同志去认个错。”

当晚10时，周恩来带领黄永胜等人 在北京车站上车，乘他的专列 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上了火车，夜已深，各自休息了。吴法宪心中不安，去见周恩来，见到一个女服务员正在为他剪指甲。周恩来问：“你睡不着觉啊？”吴法宪说：“我是在想我的检讨怎么写，我想请示一下总理。我写的检讨同以前差不多，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吃不准，就是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个问题写不写，这个问题主席提出了批评，不写，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写了怕林副主席不满意。”周恩来耐心地说：“这个问题不要写，越写越复杂，说不清楚，牵涉的面太宽了。你写好以后，先送给我看，我再送给毛主席。你不要有压力。”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8时到了北戴河。汪东兴把周恩来安排在原来毛泽东住的小楼里，把黄永胜安排在另一座楼里，其他人则住在一个集体招待所里。上午休息。下午，一起去见林彪。先由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要他来请示和征求一下林彪同志的意见，汇报一下近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周恩来说完，由黄永胜汇报战备工作情况；李德生汇报华北会议情况；纪登奎汇报国务院的工作情况；最后再由周恩来谈外交情况。一共谈了三个多小时。听汇报时，林彪没有说什么话。   直到会见的最后，他才说话，他一共只讲了三分钟，但什么都点到了：他表示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说他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自己身体诸多不适，不能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一行人从北戴河返回北京后，毛泽东让他们到他那里开会。他一见到大家就问：“挨批了吧？”没有人吭声。吴法宪壮着胆子说了一声：“批评了。”周恩来也笑着说：“批了，批了。”这一下子毛泽东高兴了。接下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 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印发会议。”他又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说：“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不要怕批评，你们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所以有个正确使用的问题。”周恩来这时插话说：“王明路线打着批评的旗号，伤害了很多的好同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受害者。”随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谈了一番党内路线斗争问题，以及批陈整风和陈伯达的问题，并说：“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然后又向周恩来说：“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周恩来提议：会议名称叫“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者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中央党政军机关中的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元帅、大将和一些老同志。人数不超过一百人。毛泽东点头同意。毛泽东问吴法宪：“你的检讨写好了吗？”吴法宪答道：“明天送主席。”毛泽东说：“不用急，好好想一想，想清楚了再写。也请永胜同志转告叶群，写好了直接送给我。”最后，毛泽东站起身，向大家挥了挥手说：“散会。”说完，他转身就走了，没有同任何人握手。

当天晚上，吴法宪加了一个夜班，把检讨写了出来，其中有向张春桥道歉的话。第二天，他把这个检讨带到军委办事组，请黄、李、邱一起研究。他们三人都认为，不应该对张春桥说什么道歉的话。黄永胜说：“你这个人一左一右，怎么回事？”吴法宪问他们：“不道歉能行吗？”李作鹏说：“什么时候也不能向张春桥道歉。”邱会作说：“道歉有什么用？”听了他们的意见，吴法宪回到家里，又用了三个小时，把检讨重写。最后用个大信封，写上“送呈毛主席亲收”，通过机要部门速送周恩来。到了第三天晚上，毛泽东批示说：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可以了”。黄永胜说：“我们几个人是分不开的，今后也一样同呼吸、共命运。‘很好’（注：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的批示是“很好”）和‘可以了’差不多。”李作鹏说：“‘很好’也好不了，‘可以’也不可以，都是一回事。”

2月28日，黄永胜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从1月9日开始的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报告又说：“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结果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4月15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到会的共有99人。林彪、叶群在北戴河，没有来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仍然与九届二中全会一样分组。各组讨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气氛比较缓和。但也有很活跃的人，如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她在西南组 点名批判吴法宪，但当正、副组长张国华、周兴 向她提议 猛斗吴法宪两天时，她反对说：“不要加码，不合乎毛主席的批示。”由于她丈夫康生是中央常委，所以她说不行，张国华、周兴也就照办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发言的调子不高，比较客观。康生后来就称病了（注：此后，他基本上不出来活动了）。会议天天出简报。周恩来每天都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指定黄永胜、吴法宪每天打电话给叶群，再由叶群转报林彪。林彪、叶群没有任何表示。

到了会议中期，编在东北组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王秉璋揭发：吴法宪在庐山会议期间同他们串联，要他们拥护林彪的讲话，并要他们攻击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当即给吴法宪打电话，并说：“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周恩来汇报了。”吴法宪说：“当时我在庐山会议上的确同他们讲过。这不要紧，只要实事求是，让他们讲就是了，没有问题。”紧接着，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是否有这回事，吴法宪回答说：“有这回事情。我要他们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不过，后来我又要他们不要讲了。”周恩来说：“揭发出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紧张，还是和原来一样，没有什么变化。这个情况，不再追究，发言只限于你们的检讨。我要王辉球、王秉璋他们去向你说明情况。”吴法宪说：“不用了。”第二天，周恩来到组里坐镇。黄永胜在当天晚上告诉了叶群，叶群又报告了林彪。叶群然后给吴法宪打来电话，要他准备飞机，说林彪要回北京。第二天中午，林彪、叶群回到北京后，叶群直接来参加会议，林彪在毛家湾家里等着。由于事情已经被周恩来压了下去，林彪看看没有什么情况，也就一直没有到会。毛泽东想让林彪在会议结束时 讲几句话，作个检讨。可是林彪坚持不讲话，一直到会议结束 都没有在会上露面。

会议的后期，周恩来把会议引导到批判陈伯达。会议又批了陈伯达一个星期。接着，秘书组起草了一个会议总结，其中调子提得很高，戴大帽子。但被张春桥 删去了很多过重的话，周恩来、黄永胜、李先念 也作了一些删改。最后的文件中，按毛泽东的意见，对黄、吴、李、邱作的结论是“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结论只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种党委常委。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在闭幕会议上，根据周恩来的要求，黄、吴、李、邱都表了一个态：这次会议对我们的批评，是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一定要接受批评……。最后，周恩来照着稿子念了一遍会议总结。他刚念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 鼓起掌来，大家跟着鼓掌，会议气氛变好了。在热烈的掌声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跑过来 与黄、吴、李、邱握手，表示团结。会议结束以后，林彪就要回北戴河。吴法宪去机场送他，向他汇报空军训练的情况，但他一言不发。

5月1日，像往年的五一节一样，晚上举行焰火晚会。毛泽东等领导人陆续来到天安门城楼上，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等外宾也来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他坐的是西哈努克，国家代主席董必武 坐在西哈努克的右侧，而最西侧的座椅 是留给林彪的，还空着。原来，林彪说他上午参加了活动，现在身体不好，焰火晚会不能来。周恩来就亲自跑去请他，说这样的活动 面对全国的观众，不去不好。最后林彪答应了。林彪到达时，他没有与任何人握手，也没有问候，甚至都没正眼看谁一下，就走过去 落座。他披着一件军大衣，脸色枯槁，皱着眉。林彪只坐了几分钟后，没有和任何人打一声招呼，便不辞而别。   焰火晚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内 与叶群作了长谈。他告诉她：一是犯错误的两重性，不管大错小错，改了就好；二是注意学习党内斗争的历史，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三是不要忘乎所以和盲目性，要学会冷静思考问题。   事后，叶群将毛泽东的谈话转告林彪后 也转告了军委办事组其他人，她似乎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