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字报批判说，看！这就是周忠庆所谓的能的转变和能量守恒定律，句句离不开粮食，可见他对党的粮食政策多么不满，多么痛恨！还妄图挑拨青年学生和党的血肉关系。试问周老师，难道不给我们一个馍，我们就不去担柴了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已经具备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还怕苦、怕累、怕饥、怕饿吗？

如果说前面的大字报态度还比较温和的话，下面揭发的内容就充满了火药味。

周忠庆在讲浮力一章时说，“战争是人类的灾难，但客观上，在矛与盾的对抗中，战争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制造出了第一艘潜艇，使敌对国的船只在海上莫名其妙地被炸沉了，当科学家搞清楚是潜水艇搞的鬼，就发明了深水炸弹来对付潜艇，促进了科技的进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潜水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代之而起的是双方空战力量的增强，什么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以及各类舰艇和航空母舰纷纷登台亮相。特别是美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了原子弹，杀死了二十多万日本人，广岛、长崎的建筑几乎摧毁殆尽，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尽快结束。科学技术就是在矛和盾的斗争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周忠庆的这一番话里，至少有三个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第一，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绝不希望战争，而周忠庆却为战争大唱赞歌，说它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抗战时期，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使他们的亡我之心不能得逞。苏联老大哥出兵我国东北，消灭了日本的百万关东军，帮助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周忠庆却把战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为美帝国主义使用了原子弹，灭我们的威风，长敌人的志气。

第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数是人而不是物，更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周忠庆被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原子弹吓破了胆，为我们的头号敌人呐喊助威。并且，公然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这是居何用心？

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周忠庆到底是什么人？他的阶级立场究竟站在了哪一边？

袁老师和曾老师在全校老师会议上作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检查，周老师却在几次全校老师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还邀请“教育改革大批判小组”的成员参加。

周老师是城固城关镇人，中等个头，长得敦敦实实，满面红光，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很有气质和精神。几番折腾下来，加之营养不良，很快变成了一个小老头。以后虽然还教我们的物理课，从此再也不敢旁征博引口若悬河，课本上有什么就说什么，照本宣科，昔日的学者风采荡然无存。

自然，作检查受批判的老师不少，大约有一二十个。幸好，检查批判的范围控制在老师的圈子里，没有扩大到全体学生中去。

从字面上看，“教育改革”应该是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运动，属于学术研究方面的范畴。也许是在上级指示里，有端正教育思想和批判教学中三脱离表现的缘故，所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学子，很自然的把学术问题演化成了思想问题、政治问题。而且“左”得出奇，“左”得可怕。抓住一点、不计其余、肆意放大、上纲上线。不整倒整死对方，自己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就不配做时代的青年。

叫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未来的老师，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师这样无情无义，连一点儿师生情谊都不要？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不要？不久的将来你也会是老师，你的学生这样对你，你该咋想？这给我又敲响了一次警钟：就是成了老师，学生也是惹不起的。

学生整老师以及使用的手段，诸如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无情打击、甚至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等等，似乎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实不然，早已有之，而且这些手法已经应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使用这些手段的全面爆发而已。

世人常常同情非洲人的饥饿贫穷，但饥饿贫穷的非洲人不受政治上思想上的批判斗争。我们不但要忍饥挨饿，还要忍受残酷无情的政治思想斗争，两相对比，他们比我们强多了。

1959年9月，眼看国庆十周年快到了，学校要求人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小组会上个个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我们小组的梁益明提出做一块肥皂。大家正在百无聊赖时，只要有人能想出点子，当然求之不得，立即赞成。于是由他牵头马上动手：从厨房里的油笼里挖出一些油脚子，又从化学实验室里要来纯碱，搅合在一起，刚能成型时，把它做成肥皂一样大小的长方体，梁益明还用小刀在上面精雕细刻出“献礼牌肥皂”五个工工整整的仿宋字。

其他的小组或个人不是在小瓶里装一些小颗粒，就是装点儿粉剂，从班长那儿领来统一印制的标签，填上品名、用途、制作者姓名或单位。

到了十月一日这一天早上，各班的献礼台布置的花花绿绿，做好的礼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吃过饭全体出动，抬上礼品，由锣鼓开道，我们一路高呼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口号，热热闹闹在全城游行一周。

当然，谁都明白，这些所谓的礼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一点儿实用价值也没有，游行一完也就随手扔掉。偏偏我们的“献礼牌肥皂”被教导处的李重光老师看中了，李老师是一方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出版过字帖，我们都很敬重他。

过了两天，我们正在上午自习，李老师来了，找到了梁益明：“梁益明，你怎么糊弄我？好坏我也是你们的老师吗！你看，你看！”李老师气呼呼地，把头上的帽子一抹，露出光光的头皮，“能用就是能用，不能用就是不能用，你咋不说一声？害得我用过后粘在头皮头发上，咋洗也洗不掉，只好剃成光葫芦。”全班同学早把注意力转了过来，见平时高耸着头发的李老师，脑袋变得油光闪亮。待李老师戴上帽子愤愤然离开教室后，大家狂笑不止。梁益明尴尬地辩解说：“是他要用，又不是我让他用的。”以后，每当忆及这一幕，心里就不由自主地笑上一回。

说假话，做假事，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习惯，而且连绵不断。几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三十多年了，看看各个社会层面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现象，经济界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商品，这股恶习之根深蒂固至今无法根除，简直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

庆祝国庆十周年的好处是，这一天学校里给吃了一顿肉，大家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好久“不知肉味”。只是没想到，这竟然是城固师范三年生活里的最后一顿带肉的饭菜。

沾过了这顿荤醒没几天，学校布置大家“评粮”。“评粮”就是把每个人每顿吃的粮食分五两、四两半、四两三个档次。方法是自己先报出属于那一等，然后由同学议定。除了大个子每天能吃到原来的一斤粮外，其他的都得降低标准，我是属于最低档的，一天两顿共吃八两粮。这分明是国家降低了供粮标准，但人人心知肚明，嘴里却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怨言。至于吃菜，如同“删繁就简三秋树”，一碗汤里面飘上几片菜叶放上一点盐就是了，昔日的四菜一汤已是昨日黄花，黄鹤一去不复返矣。

在饥饿中，迎来了1960年的春节。然而更大的饥饿正在等着我们。

这一年的春节更加死气沉沉，没有一家到城里来表示喜庆的杂耍队伍。只有大街上的喇叭，要么播送我们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取得了粮食大丰收，工业生产总值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赶上或超过了某某某个国家。要么播放热情洋溢的歌曲“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富强了。

……

生活越来越困难，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越来越加强。讨论会上的“有人说，……，你是怎么认识的？”变成了“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学校在大礼堂里举办了忆苦思甜展览，不但有实物还有图片，通过对比端正学生的认识，提高思想觉悟。

最著名的是同年级的卢福德（洋县人），展览会上专门开辟了一个专版，美术老师为他画了一张神形兼备的水彩画像，题目是“用米汤喂大的孩子”。可惜他“狗”得出奇，不但狗坐轿不识人抬，还狗肉上不了席面。学校和各个班级都请他做忆苦思甜报告，说啥也不出面，令学校十分失望。

继“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提出之后，政治课堂上丁惠棠老师在讲：“党和政府很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最近提出了‘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的思想，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班里团支部委员刘隆华的质疑：“丁老师，我有疑问，能不能提出来商讨？”

“当然可以，你说吧。”

“我们党历来提出的是‘突出政治，思想领先’，吃饭成了第一，政治思想工作不就成了第二了吗？所以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

“首先我要肯定的是，这个同学肯动脑筋善于思考，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但是，这不是我随意讲出来的，我是根据资料上的提法说的，绝不是空穴来风自我杜撰。”

“能不能问一下丁老师，这话是谁说的？”

“资料上没说，我不能妄加猜测。”

“如果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坚决拥护，如果不是，值得怀疑。”

“我说过了，资料上没说，我不能妄加猜测。”

事后，这个提法渐渐多了起来，连校党委书记陈世荣也在全体师生的报告会上讲过，具有高度无产阶级觉悟的刘XX才没有再提出质疑。

刘XX的质疑很有道理，很有见地。若不是伟大领袖提出来的，起码有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是应该彻底批判的东西；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当然是绝对正确的。

到了现在才逐渐清楚，这话的确是毛主席说的。

当听了警卫员的调查报告（下边口粮奇缺生活十分困难）后，“毛主席靠在沙发上，长长吸了一口烟，第一次这样讲道：‘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

同一句话，是毛主席说的，那就是最高指示。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话看谁说，事看谁做。”“事看谁办，法看谁犯。”老百姓的这些口头禅，反映了没有法治的国家的实情。

因人定量，吃粮分三等的办法用了不到四个月，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粮站不再供应白米细面，改为一律供应谷粉。所谓谷粉，就是稻谷不脱皮，连谷壳一起打碎磨成粉。这样一来，只能每顿熬谷粉粥喝，没法再分四两，四两半和五两了。

为适应新的变化，有点钱的学生花一元多钱买一个大搪瓷碗，没钱的花一毛多钱买一个大土碗。如果碗小了，舀饭的炊事员看你的碗装不下，勺子一斜，那你的亏算是吃大了，饥荒无情，谁也舍不起几口救命粥。开饭了，把碗夹在腋下到饭场里去排队。舀在碗里的谷粉粥，上面还飘浮着许多谷茬子。有菜了粥里面煮几片菜叶，没有了就是一碗纯而又纯的谷粉粥。

喝着喝着，把城里的粮库喝空了，学校组织我们到南山里的元坝运粮。从半夜三点多出发一直到傍晚，才能把运回来的粮食交到粮库。

一次，就在离五郎关进去不远的地方，返回来时，有五六个中（一）的女同学在靠山边的路旁歇气，我们几个也在不远处休息。这几个女同学歇了一会儿起身赶路，刚走了没几步，突然，就在她们歇气的地方山崩了，山石和泥土哗啦啦冲了下来，把那块地方全部埋了起来。几块较大的石头（或许是土块）冲过路面飞入对面的河滩。幸亏早走一步躲避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好险呀！我们吓得惊叫不已，这几个女同学更是浑身打颤，连路也不会走了，所运的粮食只好让大家分担。

显然，供粮的标准又降低了。

这样的状况，一直没能得到改善，谷粉粥陪我们毕了业，送我们离开了可爱的城固师范。

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到底是多少？成了政治机密。学校不说，谁又敢问？问了，就有质疑、不满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嫌疑。如果每人每月的定量标准为26斤，每百斤稻谷出米率按七十斤计算，那么，我们每月只能吃到18.2斤粮食，如果达不到26斤，那就吃得更少。

无情的饥饿折磨着每一个人，同学们利用吃过午饭晚饭的空余时间，带一把小刀到周围田野里去捥野菜吃，一天同学曹宗海找来几根红苕蒂，汉中人叫苕鼻筋，用水洗了，宿舍里的四五个人每人分到一根，大家戏谑是办宴会。这东西嚼起来太筋道结实，和吃皮带差不多，草根大的一个，没有五六分钟的咀嚼是没法下嚥的。

街道上的人，个个脸呈菜色，骨瘦如柴，双眼深陷，两颊塌了进去。靠在街边墙角的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一岁多的孩子，身旁还靠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失去了活泼好动的天性，眨动着的眼皮，说明他还是个活物，妇女无神、无奈的眼神，似乎在注视着前方，又似乎什么也没看。

城固大街上出现了抢东西吃的现象。有人买了一个馍，在街道旁边走边吃，猛不防从后面蹿出一个人来，抢了手里的馍，撒腿就跑。

几家公私合营的食堂关了门，县城里的饭店越来越少。一个星期天，我和两个同学到座落在钟鼓楼西南角的国营食堂里去充饥，走进食堂，服务员刚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给顾客端到面前，突然从他身后伸出一只手来，迅疾把碗里的面条抓起来塞进了嘴里，闻讯赶出来的厨师，抡起手里的铁勺就打，抢饭者哪顾得了头疼背痛和手指的灼痛，只顾把手上脸上沾着的面条往嘴里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