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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從杜潤生的殺豬謠言到復旦教授的殺牛謠言——兼談“學術不可能”的條件是什麼
送交者: 公孫明 2016年01月13日06:32:58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老田:從杜潤生的殺豬謠言到復旦教授的殺牛謠言——兼談學術不可能的條件是什麼

公孫明按:自從鄧矮改開之後三十年以來,妖魔化毛的一切是假共的既定政策。繼傷痕文學之後,以學術為名包裝謠言的勾當也已經變成時尚,也要從學術上把毛澤東理論連根拔起(另一勾當是要從娛樂藝術方向去除毛澤東如袁騰飛畢福劍等之在央視舞台)。但時至今日,鄧矮假共在背後推動的這一系列惡行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所謂緣木求魚猶無後災,老田這篇擊中要害的文章反思得很好,值得大家一讀!】

 

老田 · 2016-01-13 · 來源:烏有之鄉

 

說點合作化的壞話,是毛後時代體現貴族造反意識形態要求的重要努力方向。說合作化減少牲畜數量的壞話,在老田的閱讀經驗中間,先有杜潤生編造了殺豬謠言,現在又讀到了復旦教授們編造的殺牛謠言。把合作化與牲畜減少扯在一起做因果鏈接,這個方面的學術想象力,理應歸於杜潤生先生的首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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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點合作化的壞話,是毛後時代體現貴族造反意識形態要求的重要努力方向。說合作化減少牲畜數量的壞話,在老田的閱讀經驗中間,先有杜潤生編造了殺豬謠言,現在又讀到了復旦教授們編造的殺牛謠言1993年杜潤生寫了一篇回憶文章,說農民殺豬宰羊是生產力起來暴動,是農民反抗合作化的表現,杜潤生還把這個謠言安在毛澤東的頭上,說這是毛澤東的原話,這個謠言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理論上都很容易證偽,屬於謠言的低級階段。不過,把合作化與牲畜減少扯在一起做因果鏈接,這個方面的學術想象力,理應歸於杜潤生先生的首創精神。

  復旦教授及其高足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編造了殺牛謠言,在說服力方面比杜潤生的殺豬謠言有了巨大進步。殺牛謠言迴避了最容易證偽的部分,還加入了很多數量方法和難於驗證的局部統計數據。不管怎麼說,在謠言編造技術方面,二十多年來還是有了巨大的進步,對照杜潤生的殺豬謠言,教授們把謠言編織得更為細緻,也算是學術進步的表現。從杜潤生的殺豬謠言到復旦教授們的殺牛謠言,雖然找回了與合作化時期產權變動真有相關性的代表性牲畜種類,但是,從反面向我們昭示了:學術不可能的條件有些什麼樣的內容。本文先分析一下杜潤生的殺豬謠言,再來對照檢驗復旦教授的殺牛謠言,然後來展示一下謠言盛行與學術不可能的相互關係。

一、對杜潤生殺豬謠言的事實檢驗和文獻對照

  杜潤生1993年的回憶文章中間說:“19553月中旬毛主席又找我們幾人去談話,有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陳正人和我參加。當時由我們簡略地談到:現在統購統銷和合作化搞到一塊了(繼上一年度之後,1954年至1955年度購糧891億斤,增加106億斤),有幾個地方,如浙江等某些省區,糧食任務重。合作社辦得急了一點,不但追求社的數字,還追求全村居民入社的比例,弄得農民殺豬宰羊、賣牲口、不上糞,春耕受了影響。但全國大多數地方還是好的,尤其是大量互助組辦得不錯。貧農對互助組是很歡迎的。互助組能解決勞力、牲口、農具缺乏問題,那些富裕戶缺勞力,貧農缺牲口,他們自己協議好,互相等價交換,所以受歡迎。毛主席聽過後就講了那段最有名的話,說: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杜潤生:憶50年代初期我與毛澤東主席的幾次會面,載《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80頁】這個著名的謠言,經過杜潤生生產出來之後,很多專家教授格外喜歡引用,成為非毛化時期最著名的謠言之一,後來在2005年出版的《杜潤生自述》中間,又一次重複了這個謠言。

  杜潤生的回憶文章,關於生產力暴動那段話是用了引號的,表示這是原文引用毛澤東的原話。這個說法雖然得到學界很多人的喜愛和廣泛引用,但卻經不起事實的檢驗。在南方地區,合作化期間作為耕畜的牛,存在着個人所有轉為集體所有的問題,而豬和羊不是耕畜,不是合作化的內容,一貫是私養(1958年後集體食堂時曾有短期公養)。因此,只有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和耕畜,在合作化進程中間有一個由家庭私有轉為集體公有的變化;而肉畜如豬羊等,則繼續作為副業保留了家庭飼養的形式,並不在合作化過程中間變動生產關係或者產權關係。所以,只要對照合作化時期的做法,就可以了解到殺豬宰羊與生產關係變動和生產力暴動之間,是不存在因果關係的,也不是生產關係變動過程受到影響的具體例子。

  對於作為副業的豬養飼養減少的具體原因,當年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杜潤生的頂頭上司之一),通過實地調查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豬減少僅僅與收購價格有關,而與生產關係變動無關(實際上豬飼養方面並未發生產權關係變動)我帶了一個工作組,南下到江、浙,(1956)413日出發,525回京。王觀瀾經過兩省農村調查之後指出:副業方面,找不到必要的材料算一次細帳,但據1955年全國統計,動物飼養業產值(包括牧民的)和農家副業產值的總和,占全國農副業總產值的1/3以上。浙江省的比例更大,該省農業產值只占農副業總產值的64.12%,而副業和土特產產值(除去經濟的農作物)卻占到35%以上,但目前情況都有下降趨勢。江蘇長江兩岸地區,副業產值一般亦下降30%80%以上,就豬只一項情況看,問題也相當嚴重,據浙江省4月份統計,全省只有豬250萬隻,僅及今年養豬計劃的一半,而且部分地區,仍有繼續下降趨勢。臨海縣去年有豬9萬多隻,今年4月下降到4萬多隻,只完成今年計劃13萬隻的1/3。發生副業減少原因很多:有些由於現代的工業與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代替了農民的一部分家庭手工業和人力畜力或以畜力為動力的運輸業,減少了他們的工作和收入(同時也應帶來發展土特產和副業生產的有利條件)。有些由於商業收購供銷部門所訂的購銷差價,幅度太大(商業收購供銷部門一般人員過多,經營管理不善。中間流轉環節過多,開支過大,成本過高。例如江蘇崑山縣食品公司經營生豬,僅中間流轉費用即達37.5%,平均每經營一隻豬要賠本1.85元。太興縣只經營豬的幹部即有447人,超過該縣委和縣人民委員會的行政編制總數),使農民吃虧。有些則因缺乏資金原料或出售市場等等,而減少生活門路。【《中央轉發王觀瀾關於江、浙兩省農村情況的報告》(1956722),載《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384頁】

  如果毛澤東真的說過農民殺豬宰羊是生產力起來暴動的話,顯然,講話內容就高度符合分田之後的政策辯護需要,格外值得廣為宣傳。奇特的是,官方出版的各種《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以及內部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都不收錄這一次談話。結果杜潤生的殺豬謠言長期只能夠作為孤證,讓那些愛好者引用(官方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倒是有相關記載,但明顯是從杜潤生的回憶文章概括而來的)。而文革時期武漢造反派編輯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中間,倒是收了一篇毛澤東關於合作化的談話,在時間、內容兩個方面都能夠與杜潤生回憶的毛澤東講話對上。這次談話的標題為《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插話(一九五五年上半年)》,談話中間毛澤東對於牲口減少和合作化關係的看法是:

  多購了點,不良結果是影響牲口和豬,實際略多了點,如影響豬、牲口二百萬,因素多種,自然殺也是一條。回民就是殺牛的,河南項城打起來了,打也是好事,得到教訓。延安很多了,還是殺,皮價太貴。二百萬,河南殺六十萬條。但河南總數量是增加的。事物要有分析。瘦弱有之,不是多數。”“不積肥等十幾個例子,一講形成觀念,不分析。損害積極性不符合事實。只豬牛有點損失,三年內可以恢復。

  對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的關係,毛澤東的原話是:據社會經濟法則,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的性質,統購是生產關係與所有制有關,帶有強制性質,沒有專政手段絕對辦不到的,不能靠資產階級。生產力發展,生產關係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要挑皮,搶糧暴動都是生產力要挑皮,各種辦法(餓肚辦法——示威性質)。有的是假不進會進,要求資本,有的是真的,要注意,不注意要報應。大體是適合的,開花、種麥、搞肥料等等,也有小破壞。現在措施是穩定的,購糧減、征不加。一萬二千幹部下鄉說服。【載19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第57-58頁】

  1955年另外一次談話——《在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一九五五年)——中間,毛也談到牛的問題,觀點很穩定,不認為是農民反抗合作化的舉措,未經編輯的原版講話內容是:

  耕牛死亡,一部分是合作社的罪過,但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死牛的原因是糧食問題,牛皮價格問題、牛的年老問題、水旱問題等。”“今年春季農村緊張,有人說是合作社辦得多了引起的。根本不能這樣講。主要是地主、富農的叫囂,富裕農民也叫囂,不缺糧的也爭着買糧。部分是糧食問題引起的,部分則是虛假現象。叫囂一下也好,我們把糧食問題摸了一下底:去年遭災減產,我們多購了六十億斤,今年增產二百億斤,又少購了六十億斤,在農民方面,就增加了二百六十億斤糧食。【同上,第74頁】

  這一次講話經過編輯之後,發表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中間是這樣子的:

  第九,所謂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這種說法是不完全合乎實際情況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於水災,牛皮價格過高,飼料不夠,還有一些是老了,應當殺了。

  第十,所謂農村緊張根本由於合作社辦得太多了,這麼講是錯誤的。我們今年春季農村的緊張情況,主要是由於糧食問題引起的。所謂缺糧,大部分是虛假的,是地主、富農以及富裕中農的叫囂。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廣大農民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充分的教育,同時我們的糧食工作也有缺點。去年究竟購多少適當,那個時候我們還不摸底,多購了七十億斤。現在我們就來一個調整,準備減購七十億斤,加上今年又豐收,這樣,農村情況也就可以緩和下來。【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4月第1版,第195--217頁】

二、復旦教授們編織的殺牛謠言

  復旦教授們用學術的外貌來編織農民殺牛謠言,比杜潤生用心多了,最起碼殺牛是與合作化事業具有相關關係的事項,而不是如杜潤生拿殺豬這樣毫無相關關係的事項編造謠言,這是思考方面的一大進步。

  據他們自己的概括,殺牛謠言的具體內容如下: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陳碩和蘭小歡教授合作撰寫的最新工作論文‘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實證考察了中國農業集體化運動對役畜存量的影響。”“作者們搜集的1952-1957年全國1600個縣級數據及最新解密的大量集體化資料,該文發現集體化過程顯著地降低了投資:集體化使得中國當時役畜存量增長率下降了6個百分點。該負面效果主要體現在運動開展的前兩年,累計役畜損失達12-15%,相當於740-950萬頭役畜。役畜是當時中國農民農業生產的最主要資本品。

  作者經過測算發現,集體化運動使年度糧食產出下降了6.7%,其中5.4%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所致,另外1.3%則是由於農業資本品即役畜減少所致。最後,作者也發現,農業集體化運動並未能通過將資源集中而產生規模經濟。

  【引自:論文大燜鍋:集體化與殺牛

  教授及其高足們說,他們聚合了1600個農業縣份的數據,並經過靠譜的分析得出了靠譜的結論。我們沒有條件在這裡重複教授們的局部數據加總分析,但是,由那1600個縣份局部數據加上另外600多個縣份的匯總數字,我們很容易找到,我把全國2200多個縣匯總後的數據列在下面,來粗略地觀察一下合作化進程與耕畜數字變動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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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1354

  從上述表格數字可以看出,1954年年中,初級社入社戶數大約占全國農戶數的2%左右,1955年年中初級社入戶數也只有14%左右,但是到了1956年年末,高級社入社農戶數已經占據90%以上了。【另外據《人民日報》報道,1955年底,全國已經有了190多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入社農戶7000多萬戶。(已占農戶數55%以上)……19563月底止,……全國農業生產合作社共達1008000個,入社農戶10668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0%”(《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載1956430日《人民日報》)

  可以看出,合作化加速期是從1955年秋天開始的,年底初級社入社農戶數超過55%19563月底基本上完成了初級社化,90%以上的農戶已經加入了初級社。到了1956年年底,90%以上的農戶均已加入了高級社,實現了高級社化。耕畜在合作化時期的產權和收益權變化情況是:在初級社時期,耕畜是以作價入股方式進入合作社,主人仍然保留耕畜產權並且享有分紅。高級社的最大變化,是取消了家庭所享有土地和耕畜股份的分紅,同時耕畜的產權歸集體所有了,土地上的收益完全按照農民投入勞動數量去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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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編輯《新中國五十年農業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2000年,第55

  合作化前後耕畜數量變化,從上表數字可以看出,耕畜產權發生變化的1955-1956年度,同期牛和馬的年末數字都是穩步上升的,只有驢和騾的數量出現較為明顯的下降幅度(分別於19541955年達到最高點,然後年年下降直至1962年才止跌並緩慢回升)。在農民的耕畜使用中間,馬牛常常要用來耕田種地的,驢和騾主要用於拉車做運輸工具使用。牛馬的數字出現下降是已經產權集體化之後的19571958年兩年,這連續兩年牛馬數字的下降,可以肯定不是出於農民家庭決策帶來的。

  在上文所引王觀瀾的調查報告中間,作為副業的運輸業衰敗,被工業化的交通工具替代,恰好可以解釋驢和騾數量下降的原因——“發生副業減少原因很多:有些由於現代的工業與交通運輸業的發展,代替了農民的一部分家庭手工業和人力畜力或以畜力為動力的運輸業,減少了他們的工作和收入(同時也應帶來發展土特產和副業生產的有利條件)藉助王觀瀾的調查報告,我們可以粗略地把握到:驢子和騾子的下降,是因為鄉村運輸業中間汽車替代驢車騾車的結果,反應的是作為鄉村副業的運輸業的衰落過程,與農業中間的種植業相關關係不明顯。

  因為完全不了解農民拿着什麼樣的牲畜是做什麼樣的用途,所以,教授們坐在書齋裡頭憑想當然做研究,完全是不靠譜的,教授們這個所謂的假設完全缺乏經驗根據——“替代假設是集體化後增加的農業機械對役畜的替代作用,以及集體化之後對役畜濫用導致其死亡。由於當時中國的農業機械化水平非常低,平均只有2.4%的可耕地採用機械耕作,因此前一種假說在事實上並不能成立。……確實存在立即顯現的役畜損失效應,即對役畜的濫用並不能完全解釋本文前述發現。”(引自《集體化與殺牛》)教授們的假設完全錯誤,前一個假設機械替代牲畜首先是發生在交通運輸領域而不是農業耕作環節,而且,從全國的匯總統計數據看,並不存在所謂的立即顯現的役畜損失效應,馬牛的數字損失開始出現於集體化之後的19571958年。

  要是象復旦教授們那樣,甩開常識和經驗去做想當然的研究,會得出怎麼樣的驚人結論呢?我們來模擬一下。從上表數字可以看出,1970年年底大牲畜數字,比1965年年底數字上升很多,假如完全遮蔽掉常識,僅僅憑着想當然去拿數學工具做相關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的可笑結論。計算1966-1969年幾年期間大牲畜數量的上升幅度,其中牛增長9.9%,馬增長21.8%,驢增長12.9%,騾增長55.1%;在這個期間文革政治運動的規模很大,這是一個很顯著的歷史事件,如果把大牲畜數量上升與政治運動這兩個共時性事件,硬性扯在一起做數學上的相關分析計算,毫無問題地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騾子與文革政治運動呈強烈的正相關關係,馬驢次之,牛與文革政治運動的相關性最弱。如果更扯一點的話,可以把相關關係硬性栽污成是因果關係,然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得出結論說:騾子和馬數量的大幅度上漲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了。如果有一天社會輿論風向變了,特別適合說文化大革命的好話,復旦這幾位教授和他們的高足們,完全用數學工具論證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成果,是怎麼樣兌現為大牲畜數量大幅度上升的,而且從數據及通過相關分析計算得出結論的推理過程看,比他們的殺牛謠言論文肯定要靠譜得多。

  復旦教授們的殺牛謠言之所以是謠言,是因為把農民反對合作化的態度作為解釋因子,這在時間段和邏輯上都是無法成立的。在牛馬減少的時間段(1957/1958),其產權已經歸集體所有了。此時,如果真的出現殺牛決策,那顯然只能是集體決策而不是個人決策的影響,並不能夠反應個體農民對於合作化的抵制或者贊成態度。

  退一萬步講,我們姑且假定殺牛決策就是農民家庭對於合作化運動抵制而做出的,依然有很多常識的門檻需要跨越。非常重要的常識是:在土改之後,農村耕畜近乎平均分配,幾乎少有單個家庭擁有整頭耕畜產權的事例——通常是幾家共有一頭耕畜(這與解放前地主富農家庭獨家擁有耕畜的情況不同),要好幾個家庭共同做出決策殺掉牲畜賣肉得錢,這比單個家庭的決策過程更為困難。而且,耕牛作為農民最主要的力畜和財富,即便是集體化時作價很低,由於其對於農業生產過於重要,缺乏耕畜對於農業生產的損害過於嚴重,即便在合作化中間很吃虧,農民也不大可能做出殺牛賣肉這樣的激烈對抗舉動來,除非農民實際上有着非農就業的選擇。

  而且,農民要做出殺牛賣肉的決策,也缺乏足夠的信息和可靠保證。一個農民,除非可以事先確鑿地了解集體農業後來執行的全部經營和分配方案,沒有對這個方面信息的完備了解,農民就不可能了解到底殺牛賣肉合算還是耕牛入股合算;同時,農民還需要事先了解據以做出核算結果的分配方案(乃至於農業集體本身)是否會發生改變,因此,做出激進殺牛決策需要同時具備兩個前提條件:一是關於集體農業分配方案的完備信息,二是分配方案肯定不會改變的可置信承諾。實際上,在合作化開始階段的幹部動員中間,大都承諾不讓耕牛入股吃虧的承諾(這是農民能夠得到的決策信息),還往往承諾社員入社自願、退社自由”(也就是說幹部並不承諾合作化的長期穩定性),這兩項信息恰好都不支持殺牛決策。非唯如此,在合作化的起始年月,農民不僅對合作化分配方案和前景缺乏了解,甚至連共產黨能不能站得長這一更為關鍵的問題,都是不無疑問的。【195210月,經過地方組織審定,介紹了兩位農民,一名曹象波(貧農)、一名曹興(下中農)來京面談。,農民告訴陳雲鄉間人心不安原因之一,就是擔心共產黨政權穩定性。參見周太和:陳雲同志四下農村調查的前後,載《陳雲與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三、合作化政策的共時性事件——統購統銷政策的巨大影響

  真正在1950年代農村產生巨大影響,並決定性地影響到農民和政府利益衝突的因素,不是合作或者單幹的選擇,而是統購統銷政策。之所以把合作與單幹拿出來,作為主要的解釋因子去臧否合作化那段歷史,並不是因為合作化本身就是歷史演進過程中間的重要因素。合作還是單幹,作為歷史解釋因素的重要性,是跟着分田政策辯護需要而被人為拔高的。杜潤生也好,那幾位復旦教授也好,都是陷入這個局中而不能自拔,喪失了對於歷史和現實因素的敏銳性。

  統購統銷政策致命之處在於:每個家庭都必須按照收貨季節的糧食價格,出售全部餘糧。對於農村中下等家庭來說,這個政策即便不是中性的,至少也是無害的;對於那些獲得吃返銷糧最下等農村家庭來說,作為統購政策組成部分的救濟糧安排,則是一個極大的利好政策。但是,對於農村的富裕中農家庭而言,統購統銷政策是真正的絕戶計”——完全乾淨徹底地葬送了個人或者家庭按照舊時代經驗——從富裕中農上升為富農再上升為地主——的發家致富渠道。1949年之前,由於全國糧食產量不夠全部人口吃飽,這個總供給不足在市場上的表現就是巨大的糧食季節差價,收穫季節的價格僅僅相當於青黃不接時期糧價的一半左右。正是依託市場化的季節差價的巨幅高利貸收益,才是鄉村社會最強有力的社會分化機制,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讓一些家庭富起來,同時讓另外一些家庭窮下去。統購統銷政策,才是真正抑制鄉村社會分化的強有力政策槓桿。

  在1950年代,真正處在上升通道最有利候補位置的,多數不是舊時代的地主富農(其中地主家庭其實是最靠近下降通道的),而是擁有勞動力、土地和耕畜優勢的富裕中農家庭,而這些富裕中農家庭中間,相當一部分處在共產黨政權的末梢上——基層幹部,韓丁的《翻身》一書中間,基層幹部師才元等人就處在最有利的上升通道邊上。

  1957年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間,湖北省委抓出一個劉介梅忘本回頭的典型,這個人是土改的根子(解放前最窮困的貧僱農),後來是基層幹部,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通過放債積累了很大的本錢,這個典型真實地揭示了——能夠通過傳統的社會分化機制攫取巨額經濟利益的群體,常常是鄉村社會中間同時具有政治優勢的人。同時,在這個典型所揭示的反面,統購統銷政策則阻斷了他們嚮往的舊式上升通道。劉介梅這個小小的基層幹部:1953年開始放高利貸(放了二百元人民幣,六石穀子),三、四年時間他就成為有四百擔穀子的富人了。但是合作化和國家的統購統銷政策堵塞了他所要走的資本主義道路。”( 為什麼身在百花園中卻聞不到花香”? 資本主義思想使劉介梅迷路忘本,載1957917日《人民日報》第5)在縣以下的政權中間,湖北的幹部情況是:南下幹部級別高、資格老(一般擔任縣區兩級幹部職務,多來自於根據地時期的河北冀南地委轄區),但是有着通過放高利貸上升機會的恰好是鄉村兩級經過土改出來工作的小幹部,劉介梅被這麼快揪出來,可以合理地假定為:南下幹部對土改幹部的快速發家致富,也有那麼一點點紅眼病紅眼病作為一種常見的心理態度,能夠順利參與創造歷史的變革過程,主要在於:害紅眼病的群體同時還有着權力場域的壓倒性優勢。

  與此同時,統購統銷政策還有一個深刻的利益衝突:必須部分地剝奪農民的口糧來支持工業和城市的糧食消費。這個利益衝突的存在期,起點和終點都在於:全國糧食產量夠還是不夠全國人民吃飽。1953年秋後之所以要搞統購統銷,就是因為經歷過土改之後的農民,其消費糧食的能力提高了,由此導致國家的糧食收購任務無法完成。

  所以,糧食統購統銷政策,與農民的利益有兩個方面的衝突:一是與鄉村多數農民的口糧需要有矛盾,二是這個政策徹底終結了基於季節差價的高利貸行為,根本上堵塞了鄉村富裕農民的上升通道。所以,執行統購統銷政策的難度也很大,交易成本極高,一個時期之內牽扯鄉村基層幹部的大部分精力。

  1955年陳雲下江南農村調查,後在24日的全國財經會議上講話中間指出:糧食形勢從現在開始,至少還要緊張十年。因此,糧食工作已經成為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的中心問題。糧食是農民的命根子,糧食緊張了,各種工作就一定緊張,同農民的關係就必然緊張了。”“各級黨委若想要把糧食問題暫時擺一下、安安穩穩搞生產是不可能的,事實已經是生產、辦社和統購統銷相互牽連在一起,不可能避開一個搞另一個。如果這個前提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很長時間內在糧食問題上和農民的緊張關係是不可避免的。黨委做買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買賣黨委也還要繼續若干年。”“因此,現在地方黨委不管願意不願意,一年當中總要有半年到八個月的時間做買賣。有人叫買賣黨委”(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929-930)

  陳雲通過這次調查所得的體會,與毛澤東本人的認識相當一致:1950年代農村第一位的人民內部矛盾(農村關繫緊張),不是合作化,而是統購統銷。本文所引毛澤東的幾次談話內容,都揭示出他對統購統銷政策帶來的利害衝突的深刻體認。

  更為嚴重的是,統購統銷政策之所以出台,原因就在於統購數量與農民的口糧數字有矛盾,執行統購統銷政策不僅讓基層幹部處在與多數農民的對立之中,而且還讓幹部與鄉村社會最有聲望的群體,處於嚴重對立狀態。一般而言,餘糧多的家庭通常是鄉村中間社會聲望較高的家庭成員所在,統購統銷目的是要求餘糧戶賣盡全部餘糧——這等同於剝奪其沿着舊通道變成富農和地主的可能性,實質上,執行統購統銷政策,等同於逼迫基層幹部與鄉村社會聲望最高的群體對立起來——按照經典的階級分析,幹部與富裕中農家庭的對立具有階級對立性質。

  因為統購統銷政策的執行成本過高,結果從反面促進了基層幹部對於合作化事業的熱烈追捧,目的當然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降低自身的工作難度,避免自己成為農民(特別是農村的富裕農民)的憎恨對象。為什麼中央決策的合作化進度,累次被基層超過,而且,合作化過程僅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超額完成了,超越了中央決策層面最激進領導人的預期速度,這實際上是一個基層幹部蜂擁而上的過程。從基層幹部的視角,對照毛澤東與鄧子恢的爭論及其後果,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意見壓倒鄧子恢的結果是什麼:基層幹部趁機擺脫了官場按部就班做計劃下指標的限制,按照自己的體驗和意願,盡其可能以最快速度完成了合作化進程。

  以此而論,在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政策這1950年代兩大農村政策中間,統購統銷政策不僅是重大利益衝突的焦點,而且還是推動合作化進程的重大誘因。借用數學術語,統購統銷政策是一個更具有解釋力的自變量,相比較而言,合作化反倒像是一個因變量

  與一個個的農民家庭打交道,去執行統購統銷政策,難度之大和花費的時間之多,近乎全部基層幹部都嘖有煩言,反過來,只要是完成了合作化事業,統購統銷數字可以輕而易舉地分解落實到每個合作社,幹部只需要用從前幾十分之一的時間和精力,就能夠更好地完成政策任務。這一點在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一書中間有着清晰的梳理。2006年老田在湖北京山見到溫鐵軍教授,他對合作化節約交易成本的印象極其深刻,甚至由此得出一個經驗主義的結論,他親口對我說過:統治階級熱衷於推動制度變遷的目的,是為了節約交易成本,歸己所有。

  教授們之所以喜歡以產權變化來解釋重大歷史事件,有着學術傳統上的依據。有一種極端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可以用生產關係決定論來概括,同時,在馬克思學術傳統之外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中間,產權作為一種制度安排,也具有壓倒性的優先解釋地位。

  對照合作化進程中間農民自身的體驗,可以看到理論認識與現實感受之間巨大的落差,與農民對統購統銷政策強烈感受不同,初級社到高級社這個化私為公的變革,則近乎處在無感境界——農民僅僅關注分紅權的正義與否。在初級社向高級社演變的過程中間,多數農民對於取消分紅的態度是較為積極的,具體的調查顯示,農民對於紅利的否定態度,主要是肇因於離開村莊的非成員所擁有的分紅權,這不符合農民的正義觀。1956年薛暮橋在青島寫書時曾去農村調查,他發現我國農業合作化雖然發展過快,但起初並未受到農民的反對。從初級社變為高級社,土地從農戶私有變為合作社公有,是有少數人反對的。1956年秋冬我在青島寫書時,曾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反對的大多是軍屬、工屬、干屬。那些家在農村的軍人、工人、幹部本人已經脫離農業生產,但家庭曾經分了地,可以享受土地分紅。一般農戶普遍反對土地分紅,因此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過渡,在農民中沒有遇到多少阻力。”(《薛暮橋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9)

  薛暮橋這個調查結果很有啟發性,但是很粗略,沒有具體指出為什麼農民對於非成員分紅權的否定,就會導致贊成向取消分紅權的高級社轉化。主要的原因在於:由於土改到合作化的時間尚短,村民在土改時期形成的資產平分的態勢尚存,幾年之內農戶之間的資產分化幅度不大,而且農戶家庭之間的分化還被政府的貸款所燙平”(合作化時期國家財政安排了10億元的貧農合作基金,執行結果是給4000萬貧農家庭提供了7.4億元的貸款,幫助貧困的農村家庭繳付股份),這樣,就最終形成了人人股份都大體平均的局面,結果,一個家庭所得的分紅數量主要是與人口數量成正比的,在分紅權存在的情況下占便宜的家庭也是有着非成員的家庭。通俗地說,由於合作社內部的股權均等化了,紅利相當於是按照人頭分配的,而分紅權就變成了主要是有利於擁有非成員的家庭。最後是農民中間對於成員資格的絕對化思想——要求剝奪非成員的分紅權,結果幫助實現了初級社向高級社的轉化,以此追認了基層幹部中間推動合作化以節約交易成本的動機。

四、學術不可能的條件是什麼——為什麼寫不出自己的重大歷史事件

  1980年,韓丁名著《翻身》翻譯成中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一個名叫白夜的人,在《寫在<翻身>的前面》中間說:《翻身》可以說是部革命的教科書,對世界許多地方有借鑑的實際價值。所以,它已經出了多種譯本,在許多國家流傳。我國的學者、作家、記者,也不是沒有能力寫出這樣的作品來。但是,時代在導演各種英雄行為的時候,往往沒有同時準備為它們作出完整的記錄。特別是由於十年浩劫,許多人筆焚硯毀,以致現在我們這樣類型的作品還如鳳毛麟角。這是把學術不可能的條件,完全歸結為政治上的不許可。

  從那段話被寫下來到今天,已經三十五年過去了,中國人自己寫的土改專著,還是一本都沒有,今天我們要系統了解中國的土改運動,依然還要回到韓丁和柯魯克兩本外國人寫的書。

  為什麼那麼多年過去了,四人幫也粉碎了,文革也被否定,白夜所找到的阻礙學術進步的理由都不存在了。遺憾的是,至今為止,中國的學者硬是寫不出一本像樣的土改著作來呢?前些時閱讀《柳城土改回憶錄》(陽翰笙主編),看到土改運動時期,有那麼多的學者和名流,都在共產黨的要求和安排之下曾經親自參與其中,但至今沒有人寫出過哪怕是一本系統的專著。

  在閱讀復旦教授們的殺牛謠言論文中間,能夠讓我們看到什麼樣的論文寫作方式導致學術不可能,那麼多的智慧頭腦,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被引導到用學術包裝謠言的努力中間去了。從這裡,我們也可以部分地領會到真正的學術研究,一定需要深入實際,需要尊重常識和經驗,還需要與官方按照特定時期需要而確立的問題框架和解釋路徑,保持最低限度的距離,此外,也還需要認真地對待數據和分析工具,特別是需要在既有的學術理論與現實經驗中間,保持足夠的敏銳性,最低限度是做到:不以理論遮蔽和剪裁現實。

  二〇一六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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