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迎面碰见蒋委员长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退守以为四川为根据地的大后方，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中国著名的老教育家，南开大学和天津南开中学的创办人张伯苓先生高瞻远瞩，还在日寇全面侵华之前就在重庆沙坪坝买下土地，创办了重庆南开中学，成为当时大后方规模最大设备最完整的中学。我在1943年插班进入南开中学的初二班。

当时沙坪坝是重庆市的文教区，是重庆大学所在地，南京的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就借住在重庆大学里面。1943年由于学潮等原因，蒋介石委员长兼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每个星期一上午来中央大学视察，据说中午在学生食堂吃一餐午饭，下午回城。

话说这一天的下午三点半钟，下午的两堂课结束了，到了课外活动的时候。南开中学大门进来有一条大路约五六十米长，连接到一个广场，初中部芝琴馆和高中部范孙楼在广场两边相对而立。那时候学生全部住校，校规很严，平时不准出去，私自出校门记大过一次，所以我们一般下课后不向校门那方向走去的。话说的这一天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是低着头从那条大路向大校门走去。没走到一半抬头一看，对面一群人已经走到我面前， 当中为首的正是蒋委员长，穿着那件我们熟知的黑披风，身后跟着七八个人吧。这时候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五六米了。我们初中生都是穿着童子军制服的，我一下子条件反射地立了正，向他敬了一个童子军的三指礼，委员长点了个头就过去了。我向前走了六七步，不知道身上哪根筋犯了，觉得还不满足，於是扭回头来就追，直跑到委员长面前站定，再敬了一个礼，看见他露出一丝笑容，这下子才心满意足地走开了。

在那个历史时期，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充满领袖崇拜的热情，这样行动是很自然的。今天复述这段历史，却有些值得细想的地方。那天蒋先生是来看望老校长张伯苓的，从大校门到南园的校长住宅有两百多米，他的汽车完全可以开进来，开到忠恕图书馆门口，就可以至少少走一百米的距离。 然而他让车停在大门口，宁愿多走路，避免开车进来影响教学环境，而且步行上门探望老教育家，这是何等的平等作风。

其次，安保问题。在今天的大陆，像这样的大事会是何等的严密，要做足多少功夫，要扰多少民，以确保万无一失。 而蒋先生轻轻松松而来，既无事先布置，又没有前呼后拥，岗哨林立，我一个小顽童，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在他身边跑了一转。难道还不值得称道吗？

南开中学的大操场也是当时重庆最正规的，所以1944年大后方大专学生运动会是在南开举办的。运动会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运动项目万米赛跑的最后阶段，蒋委员长来到了会场， 替运动会大大增加了热烈的气氛。

南开当时也常常邀请名人来演讲，有一次请孔祥熙来，就在大操场向我们讲培养人才的问题，也是十分轻松随便，从来没有见过如临大敌那回事， 包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校访问也是如此。这样的旧社会，现在的青年人能想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