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土改基本结束，我被调到江津地区初级干部学校担任教育干事。学校不大，只有几百个学员，工作人员不过二三十人。就在土改刚结束这时候，共产党又开展了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这运动在共产党内来说，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对整个社会是反对五个什么投机倒把偷工减料之类的运动，目的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今天听来好熟悉的政治口号，在那时只可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你现在才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他把他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准遭殃！
运动照例一开始是以杀人开路，老毛拿天津地委的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师级干部来祭了旗，(他对人命向来是无所谓的，不论党内党外。)在我们四川的重庆市，是拿了一个满出名的营造公司的老板开张，以他在承包西南军区的营房工程偷工减料为由，要了他的命。当然这种杀人照例都是召开大会，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索要了这几条命的代价在今天看来，也许判刑都不一定够得上，只可怜他们的这个头一开了, 后面多少万人跟着踏上了这条鲜血淋漓的不归路。
我们江津地区一开始也风风火火的，先抓了江津军分区司令员，那天干校是派我去听传达。会议规模很小，就几十个单位代表，在一个小会议室里。当时川东军区政委是谢富治。（陈谢兵团曾经很有名气，不过当时川东行署主任是阎红彦，）谢富治个子不高，一个大光头，满口湖南腔。他宣布了罪状之后当场就把窦司令员抓了。我们地区的运动就算开始了。
我们这个小小的干部学校，完全是清水衙门，应该是和这种运动不沾边的，用它来评说这场运动也实在不够格, 没办法，也只好用这个小麻雀，来看看共产党的心肝内脏。
这么个小单位,又没有搞基建, 不过借用个学校的校址就办了起来,真的连财务科都没有, 不过倒有个伙食团. 而且也只是我们这几十口子的伙食, 那些学员并不在学校吃饭. 办伙食要有一个司务长,一个炊事员,他们可是要经手钱的, 看来只有拿他们两人开刀, 来 展开我们干部学校的三反运动.
其实我们这个干校的校长，原来是X川县县委宣传部长，他对开展这个运动并不热心，但是外面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也不得不跟上；于是动员报告，座谈学习，个人联系思想检查，交代问题，一切进行如仪，很快把火烧到了厨房的旁边。
开头几天要求他们自动交代，自然不得要领。因为我们比其他单位慢了半拍，这时候外面已经传开了“反对和平三反”的消息，虽然不是什么正式文件，不过说明了阶级斗争复杂，“敌人不会自动投降”，“贪污分子”还在负隅顽抗，共产党考虑不动“真格的“不行了。自此以后逼供信就大行其道。
首先我们也成立了 “打虎队”，我赫然名列其中。怎么打呢？对司务长真下不了手，都是多年的老同志，就叫他跪着交代吧。跪着不起作用，听说人家有跪煤渣的，（光着膝盖跪在那上面），地委来的于秘书说，”那咱们来块劈柴吧。“于是把人家叫来，跪在那劈柴的棱上，我们在旁边打扑克。“你几时想要交代了就喊报告”，打不多久那人扛不住了，于是乎我们就有了战果。
对那炊事员可没这么客气了，因为他是个“解放成份“（是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过来的。）对他可动了大刑。我只听说是吊打，但看没亲眼见，不过一天晚上我到校长卧室去谈事情，只听见厨房后面传来嗷嗷的叫唤声，颇为刺耳；校长同志捂着耳朵对我说：”我就听不得这个“，（这就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年后他可是担任了西南矿业学院的党委书记。）其实我们这算是比较和风细雨的了，在其他地方更加搞得阴风惨惨的，要不怎么会那么多自杀的？
经过运动的人都知道，你作了交代，得到的答复往往是：“交代不彻底，要继续交代。“这三五反当然也一样，不管你怎么样编也好，造也好，何时算是交代彻底呢？我们知道毛太祖十分钟情百分比；肃反有百分比，反右有百分比，这三五反也有百分比。对你的贪污，是根据你的经手的总金额来计算，你交代贪污的金额达到了总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了，就算你基本坦白，不再追了。（这百分比我也可能记忆不准，可能有一点误差。）这样倒也好，不然无休止地追下去，如何了结？
在这三五反时期，工商业大受影响，有些商店开不了门，开门的营业也大受影响，世面萧条了。不过倒是添了一道新风景：每天下午放学之后，那些已经被收押还没有被认定已经彻底交代的“贪污分子“：不法资本家”被从看守所带到公园里排成一排，然后把他们在学校上学的子女带到公园去，面对面进行动员教育，就和土改中弄地主子女去斗地主一样 。这些个专门破坏人伦关系的共产党！
我们这两个办伙食的交代完毕之后，看起来战果辉煌；不过这不比交代思想，还要把赃款交出来才能完事。于是又成立了追赃队，而且倒霉要我当队长。我们是从璧山迁到江津的，他们交代的贪污事实都发生在璧山；只好把人押到璧山，寄押在县看守所。他们所谓的交代毫无凭据，什么这家杂货店，什么那一家粮店，这里寄存了几百，那里存放了多少，都是空口一句话，人家凭什么来承认呀。那一个月，简直是拿人开玩笑，我也明知道不靠谱，还得不停地把店家带到看守所来对质。他居然交代有一笔赃款存在地主婆家，人家现在已经土改了，我从破房子里把地主婆找出来，还清农会的协助，又有什么用？
这个运动在我们那里最后是不了了之。他们怎样进行的善后我不了解，是否为人家改正了，恢复了名誉，挨了冤枉打是否要道歉？我只知道他们的交代是假的。
这次运动尤其在上海等大城市，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上海的资本家自杀的不计其数。有跳楼的，有跳黄浦江的，有上吊的，有服毒的，有单独的，有夫妻双双的。上海市长陈毅在上班时会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 其冷血可见！共产党居然把这些苦命惨死的人定性为”以自杀来对抗运动“。当时因为突然大批人死亡，棺材都卖光了。政府竟然规定不许再做棺材，一律进行火葬。
这次运动中的死亡人数没有公布，据估计上海一市死亡七八千人，全国估计超过十万。至于判刑劳改的绝对超过死亡数多少倍。
十年之后，我的身份转变，有幸和我参加过的历届运动中的不幸劳改者为伍。请别说自作自受之类的话，其实我还算有良心的。兹举数例看看这些时代的牺牲者：
五三一大逮捕：李介民，为旧政权的盐务署小职员，有亲戚是国民党军官，存有两口皮箱在他家，他的罪名是窝藏敌赃。此人刑满留在劳改队至死。另有高松荣，蔡廷锴29军工兵团付团长，参加过淞沪抗战，胜利后退伍，并未参加过内战。照样逮捕判刑，刑满留劳改队，72年被特赦，已经近70岁，得以回家。
清匪：我所在那个劳改建筑队的木工，砖工，石工绝大多数是50年参加过起事的农民，他们也将绝大多数终老于劳改队。
三五反：我与两位贪污犯共事。据我观察他们是被冤枉判刑的。但是在劳改队有一条他们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痛苦经验，即不论任何人绝对不得不认罪，你只要掉进去了，你只有认命。你绝对听不到任何人说自己是冤枉的，或是判刑过重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永远是加刑，没有人会再去自讨更多的苦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