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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度过了十几年劳改生涯的所在）

                   犯人死而复活

        众所周知，看守所是当劳改犯的必经之地，六、七十年代在“犯界人士” 中，曾流行一句“犯谚” 说∶“看守所是屙屎不生蛆的地方。” 作为过来人，我当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守所是不宜人居住的地方，而不是说看守所的卫生条件特别好，因此没有苍蝇也就没有了苍蝇的儿子儿孙。人们惧怕看守所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与苍蝇和蛆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在那里吃不饱饭。六十年代初的一个不易觉察的特点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敢说一个饿字，试想想，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只供应十多近粮食能不饿吗？虽然中国人中的凡夫俗子们都在挨饿，但没有人说饿，因为这个字涉嫌攻击国家的粮食政策，老百姓都不敢说它，我们已经当了准犯人，进了看守所，谁还敢“继续犯罪” 或者“重新犯罪” ？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很容易使我联想到闻一多先生那首题为 《一句话》 的诗∶

“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

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

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饿”字，倒是十分符合这“一句话”的要求，虽然已经把一句话凝炼成了一个字。

        我在看守所关了三年多以后，肯定已被饿得骨瘦如柴，眼看将进入垂死挣扎状态时，终于喜从天降，我像迎接救星一样迎来了灌县（今都江堰市）人民法院恩赐给我的那张判决书，判决书说我犯下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请相信我，那时在我看来，刑期长短对我来说已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我必需吃饭，我想吃很多很多的饭。

       判刑以后，我被分配到崇庆县万家煤矿服刑劳改，第一条好消息便是煤矿的粮食定量为每月45斤，其他肉、食油虽然极少毕竟都有，可说是饿死鬼的天堂。所以我过去曾经在一篇狗屁文章中，十分自豪地称自己是个劳改幸运儿，看来绝非自涂脂粉。

      这是一座中型劳改企业，估计全矿约五千犯人左右，在井下劳动的有负责采煤的挖班，和负责把煤运出矿井的道班，还有打平巷（亦称打路）的路班，此外便是那些电工炮工安全工等零星工种。井上还有一座近两千人的焦场，其主要任务就是将原煤烧成焦炭。不论哪样工种，都绝对是手工劳动，整个煤矿也听不见机械化的轰鸣声，体现的就是用艰苦的体力劳动，改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基本原则。那时我年纪轻，在肚皮吃饱了的情况下，我的体力很快得到恢复，几十天后一个煤炭色的彪形大汉便出现在万家煤矿的厕所和澡堂。

      我被分配到路班，这个工种的劳动方式和我在劳教队修铁路打隧道大同小异，不外乎打二锤掌炮钎，对我来说重操故技得心应手。唯一的区别是隧道不论长短，途中均有电灯照明，而煤矿的电灯就顶在各人的头上，别看这是一件小事，里面也有文章，而且这文章告诉我，劳改队和劳教队在险象环生方面，绝对象挛生兄弟般如出一辙。

      起因是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劳教队的熟人，此人就是我的案子中与我共同逃跑善刻公章者, 按“犯界” 的专用词汇就叫同案犯。我虽不知道他如何落网判刑，但我们却先后来到万家煤矿，只是我和他并不在同一个中队，也就不在同一个矿区。按劳改队的常规，这种人际关系原则上是禁止交往的，不过在结案判处以后，偶尔有点接触，只要双方不出问题好像也无大碍。那天恰好我与这个老熟人都上夜班，同一个班次的人进入矿井以后，在到达各自矿区之前必共同行进在主巷道上。在黑灯瞎火之中，只看见每个人头上的矿灯在闪亮，如果人的脑袋能变成屁股，将这群人比喻成萤火虫到是维妙维俏。这时有一只自作聪明的“萤火虫”在黑幕的掩护下，竟然飞向了另一只“萤火虫”身旁说悄悄话，这另一只“萤火虫”便是我那位老熟人，自作聪明的那个当然是我。

       当晚的学习会上，斗争的矛头就对准我这个刚刚投入劳改的新犯。这才初到煤矿不到一周，我就成了众矢之的，可以说是不祥之兆。幸好我们交谈的内容，只涉及我们共同的几位熟人的命运，与大是大非没什么关系。但这件事的性质,就象旧社会的寡妇偷了男人一样，被认为失了节,名声己败。正如当晚批斗我时，一位积极份子指着我鼻子所说的那样∶“你的反改造面目已暴露无遗。”

      开完批斗会接着就去上班，在主巷道行进途中，突然有一只勇敢的“萤火虫”“飞”到我耳边说∶“你注意我的姿势。”我立即侧脸看他，原来他在我耳边说话时，正用一只手向前端着自已的矿工帽, 帽子和脑袋已经分离， 别人远远看去，只见他帽子上的矿灯直端端射向正前方，丝毫看不出他的远离矿工帽的脑袋正在和我交头接耳。如果走在我左侧的他，把矿工帽再向左移20公分，别人甚至看不出我们是捱着肩膀行进着。最后这位勇敢的犯兄告诉我，人一定要学会适应环境，在这种生存条件下，首先学会的应该是自我保护，其次才是劳动技能。这位犯兄的雪中送炭，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没两天，矿井里出了个不小的事故，据说是有人割断了输电用的电缆。这在井下显然是个重大事故。按当年的思维习惯和侦破方式，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入手，嫌疑犯首先从原犯案情与政治有关的“犯类” （当然不能称为政治犯，因为我国没有政治犯）中寻找。对各式反革命和反改造份子，逐一问话寻找蛛丝马迹，对我这个既是反革命又是反改造的顽固分子问话更为“耐心细致”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取得成果，一个更大的事故发生了，全矿上下，从干部到犯人，全都晕头转向。

       这件事便是井下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瓦斯爆炸，当场死亡九十多人，从矿井里运出这九十多具尸体在礼堂的地上横七竖八的陈列着，其景象着实令人毛骨悚然。据说若干年前也死过几十个人，也是陈放在礼堂的地上，结果被老鼠吃掉几只鼻子耳朵。虽然对死人来说，面貌的丑俊已无多大意义，也不可能有家属前来吊念。但“物伤其类” ，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似乎引起了领导的注意。这晚便派了一个犯人守夜, 以避免再产生老鼠前来执行专政任务的情况。到了半夜三更,这守夜犯人可能打了一个盹，睁眼一看，猛然发现死人堆里竟有一个“死人” 站了起来并向他走来，这守夜犯人大叫一声∶“有鬼哟！”跌跌撞撞的跑出去，黑灯瞎火的竟从山岩上摔下去，没有几天便死了。

        九十多具尸体中确有一具占百分之零点九几的假尸体，他活了过来却制造出一个新死鬼，有人说这是前世冤孽所致，甲命中注定要替乙死，甲就得死，乙就得活，这可能是一种“劳改宿命论” 的说法，我当然不会相信这类无稽之谈。不过井下的犯人特别怕死则是事实，因为我就是其中之一。

        这桩突发事件对我刺激很大，我不再认为吃得好一些就是好事，世界上似乎只有“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才是硬道理。

       不久，为了保证矿里的生产安全，便把有可能制造事故的可疑分子调出。我这个自我标榜的劳改幸运儿，被幸运地调往边远山区的一座劳改农场，虽然这里生活艰苦，但是我却自我安慰道∶在这里，不会有瓦斯爆炸，只要天上不掉下殒石砸中我的脑袋，那就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从此我在这个边缘农场服苦役十余年， 见识了劳改队的形形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