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前，习近平说：“对高级干部来说，我们党需要的是一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政治家，而不是胸无点墨、利欲熏心的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是“政治人物”的褒贬说法。在现代国家中，政治人物主要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人，而所谓政治是指竞选和担任民选政府官员（行政首长、议员和法官等）。倒退回前现代的国家如中国、纳粹德国，没有政治人物。“政治家”是谥号或吹捧和自我吹捧，“政客”是攻击用语。

习近平怎么好意思用“胸无点墨、利欲熏心”来骂别的高干？读者想到习近平用抄袭的论文（包括找人编造的自己都不认识的英文注释）骗取在职假博士头衔，为了揽权无恶不作，会觉得这八个字用来评价习近平，倒是挺合适。

民选政府官员是政务官的一部分。政务官的另一部分是民选行政首长任命的。这种任命被称作“政治任命”，区别于公务员系统对事务官的行政任命。政务官是决策官员。

相对于政务官的是事务官，也叫作公务员、文官、官僚、技术官僚。事务官需要考取公务员资格，为官后受到定期评价，逐级提升，不犯罪不被解雇。事务官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事务官在职务活动中对于竞选和担任政府官员者的不同政见保持中立立场。这被叫作“政治中立”。职业军官也是事务官，也要保持政治中立。

中国的党政军正式官员即公务员，并非政治中立的事务官，而是被要求忠于中共，是被中共政治任命的官员，如同以往王朝政治任命的科举考取者。

民选行政首长任满或被弹劾，如果新任民选行政首长的政见很不相同，很多政治任命官员就会被免职。这些政治任命官员下台后的去向很多是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且政治任命官员很多来自智库的与民选行政首长政见相同的政策研究人员。智库的政策研究人员与政治任命官员的双向流动，被叫作“旋转门”机制，

智库的经费来源于捐款、研究项目资助和研究报告销售。研究人员有下台的政治任命官员、特定政见的研究人员（潜在的政治任命官员）、非特定政见的研究人员等。一般来说，智库报告的学术性不如学术研究机构如大学。

中国的国有智库是由退休高官和其他中共官员控制的，学术性更加不堪。

习近平：在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http://hqjt.lnnu.edu.cn/res/jituandangjian/llxx/shiliucihuiyi.html

（2016-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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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乐山水：中国没有非政治任命和政治中立的事务官

《大事件》杂志近期专访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其中说到中国的“技术官僚”：

“……李成在20年前就預測太子黨和共青團將在中國政治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當時也已能看出技術官僚正開始崛起。1982年，中國正部長、正省市長、正省委書記的100多人中，只有一個人，不到2％的比例，是技術官僚的背景，那就是李鵬，當時他擔任電力部部長，5年後的1987年，技術官僚的人數在各部門已上升到30％多，至1997年更是達70％左右，不過隨後又能看出技術官僚的人數正在逐漸下降，從2008年開始到今日又回到30％左右。”

李成把“技术官僚”看作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的官僚，而且他拿来并列的太子党和团派，也是指高干家庭出身和团干部出身的官员。就出身来看，中国政府高官第一代主要是打天下的军官、解放区官员和地下党干部出身的。第二代主要是技术人员出身的，因为共产党的主战场变为工业建设。第三代主要是太子党、团派和秘书帮，因为主战场变为官场，近水楼台先得月。

“技术官僚”中的“技术”主要不是指工程技术，而是指政府事务中的技术，如同说“起草公文的技术性问题”。“技术官僚”也叫做官僚、公务员、事务官或文官，由政府考试雇用，进入事务官系统，一般担任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副职及以下职务，一般不解雇，不随执政党替换而任免，必须政治中立（行使职权时不可有政党倾向），经考绩晋升。

与事务官相对的是政务官，是执政党或民选官员政治任命的官员。此外还有民选官员，是民选获胜的政治人物（也叫做政治家、政客或党人）。

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名不符实，尽管部分中国特色的“公务员”经过资格考试，一般不解雇；但是中国实行一党专制，政府官员都是共产党政治任命的，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因此更接近于政务官，没有类似于事务官的。此外中国没有真正的民选官员。

现代政府为什么需要非政治任命和政治中立的事务官呢？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说过，现代国家机器必须是中立和技术性的，才能有足够的稳定性和效率。中立和技术性的事务官系统，正是为了使国家机器获得足够的稳定性和效率。

国家机器不限于狭义政府（行政当局），还包括立法机构、法院、军队、中央银行等，这些东西的中立（或国家化）和技术性，也是为了使国家机器获得足够的稳定性和效率。

中共上台近63年了，还是只顾一党之私、小集团之私，还是帮会观念，没有现代国家机器观念，不让国家机器中立和技术性，连个公务员制度都做不到非政治任命和政治中立，也就缺乏国家机器的稳定性和效率。

《大事件》访李成：现在最有年龄优势的是央企领导人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bpctBQAAQBAJ&pg=PA174&dq=李成在书中&hl=zh-CN&sa=X&ved=0ahUKEwjz06Wlkb_NAhXBtBoKHelUB9oQ6AEIIzAB#v=onepage&q=%E6%9D%8E%E6%88%90%E5%9C%A8%E4%B9%A6%E4%B8%AD&f=false

（20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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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从察哈尔学会看中国智库

有一篇悼念吴建民的文章挺有意思，标题是“吴建民大使离开了，和平外交的思想长青”。作者叫韩方明，挂出了头衔：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文章开头就借吴建民之死为自己和察哈尔学会做起了软性广告：

“吴大使是与我有私交的好朋友，他从法国离任后在全国政协担任了一届外委会副主任，也兼政协的新闻发言人，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很多交集。就在前不久举办的首届中法文化论坛上，我们还纵论外交走向，讨论如何继续推动中西方文明对话特别是青年们的对话，甚至也还讨论了他的前部下张国斌总领事主持的察哈尔学会秘书处的智库运营改革。之前我们都在建外外交公寓办公，不时会在院子里碰到聊几句相熟的人和事，音容笑貌宛如眼前，于我而言，吴大使的离去，令我失去了一直关心、支持察哈尔学会的老友；于外交界而言，我们失去了一位常年致力于和平外交、毕生推动中外友好事业的前辈同道；……”

韩方明自诩为外交界人士，什么来历呢？查找他的公开资料，大多是他的自吹自擂，让人眼花缭乱却难明究竟：

韩方明（1966-），生于河北尚义县。佛教徒。北大博士，曾在哈佛做博士后。1995年起出任海内外多家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的董事。1999年加入TCL集团。至2006年任TCL多媒体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2006年出任执行董事。2011年6月20日，任集团副董事长。2014年，转任集团董事长高级顾问。还担任过中国国航、中水电、中船舶等央企的董事。2015年10月，任乐视网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研究范围极为广阔：国际关系、东南亚区域问题、公共外交、和平学、公共政策等。2009年创办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任主席。此后创办学会期刊《公共外交季刊》，任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总编辑请的是前中共中央外宣办/国新办主任、时任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兼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

去年8月，调查网民伯通李的文章“如何玩残一家上市公司并能全身而退”扒开了韩方明的油彩。韩方明的主要身份是中国移民出去的香港商人，在香港资本市场中非常剽悍，但是企业经营能力极差。

很多香港商人的政协委员头衔是行贿买来的，看来韩方明也非例外。韩方明在全国政协靠上了赵启正，当上了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

赵启正（1940年1月－），北京市人。1963年，毕业于中科大核物理专业本科，进核工业部第二研究设计院任技术员。1975年，进航天部上海广播器材厂，历任车间副主任、设计科副科长、副厂长。1984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副书记。此后，历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副市长。1990年4月，兼任浦东新区筹委会主任。1993年1月，任中共浦东新区工委首任书记兼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后被免去浦东新区工委书记，不再分管浦东新区，转为分管外事。1998年1月，任中共中央外宣办/国新办副主任。3月，升任主任。2005年8月，年龄到线，卸任外宣办/国新办主任，任全国政协委员、外委会副主任；2008年3月，任全国政协常委、外委会主任、新闻发言人。2013年3月，卸任全国政协职务。

赵启正被剥夺分管浦东的权力，是因为他想把浦东搞成像深圳那样的计划单列特区，惹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等大怒。对此，我在旧文中谈过：“赵启正原是上海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他公开提出浦东要办成深圳那样的特区，言下之意是半独立于上海的计划单列特区。这惹得政治局委员兼上海书记黄菊大怒，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声色俱厉的说，浦东是上海的浦东，不要想搞独立王国。因此不要他管浦东了，免去浦东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保留是避免外界猜测），改管外事，而之前的分管副市长是管外贸和外事。赵启正后来谋得了正部职务中央外宣办/国新办主任，离开上海。”

赵启正遭到黄菊打压，更深的原因是派系权斗。赵启正是从上海军工系统（国防工办）升上去的，而吴邦国、黄菊等是从机械电器工业系统（机电一局）升上去的。上海军工派的大哥是红二代阮崇武（1933年5月－）。1983年，任上海副市长。1985年，任公安部部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总书记，阮崇武受连累，被贬为国家科委副主任。1989年7月，任劳动部长。1993年，任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2003年3月，在全国人大的常委选举中落选。

赵启正2008年3月当上全国政协常委、外委会主任，韩方明当上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2009年筹办《公共外交季刊》，请赵启正当总编辑。赵启正当官，管过外事和外宣，没干过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主要是民间团体外交。韩方明经商，也没干过公共外交。因此，察哈尔学会和《公共外交季刊》避开民间团体外交（不是官办假民间团体外交），谈论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和宗教外交。

察哈尔学会自称主要研究公共外交与和平学，是商人傍高官而办的智库。这种智库在中国智库中比较少。中国智库大多是官办智库，例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隶属于国家发改委，理事长是前副总理曾培炎。

韩方明：吴建民大使离开了，和平外交的思想长青

http://toutiao.com/i6297718841677971969/

伯通李：如何玩残一家上市公司并能全身而退

https://xueqiu.com/6146070786/55542169

时代传媒网：上榜全球智库“琅琊榜”扒一扒神秘的察哈尔学会

http://mt.sohu.com/20160131/n436447339.shtml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简介

http://www.cciee.org.cn/list.aspx?clmId=18

（2016-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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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水：美国议会游说者和智库

“游说”听起来有点吓人，好像行贿似的。议会允许注册的游说者活动，他们向议员助理送大量的智库报告。游说是很清楚的活动，就是向议员办公室送智库报告，只是汉语译名吓人，不应该不明究竟就当作金钱决定政府决策的吓人吓自己的东西。

议员一直需要议案草案，不可能养一个庞大的智库，需要很多游说者送来的大量智库报告，由助理挑出少量议员感兴趣的，作为议案草案的基本资料。

民间智库是非营利的，需要捐款，会受到捐款者的课题需求影响。但说起来总是独立研究，也不好说是拿了捐款，就为捐款者的利益诉求论证。

一个富豪对政治的影响力当然比一个穷人大多了。比如还有竞选资金捐款，还有其他途径。但都受到法律限制，违法被曝光，麻烦就大了。

这种政治影响力要看知情者、调查记者等展现的事实，还有对立法、行政所做的利益调整的分析，不能想当然。

（20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