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劳改单位二十多年，见证的死者无法计算，但却没有自杀的一例。大概是人落到这番田地，见证了太多的苦难，反而激发了求生的欲望，再痛苦再艰难也要挺下去；反而是我在落难之前经历过一些事例。至于在运动中，尤其是文革那样的浩劫，被迫自杀的就不胜枚举了。这里我只回顾当年的一些事情。

      好友的轻生

   我原来的爱人胡君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工作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黄代玉。黄代玉那美丽的微笑,我曾多次在胡君那本珍贵的相册上看见过。巧合的是,黄代玉的父亲和胡君的父亲一样,都是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有了这一背景的巧合,他们同时由部队转业到地方,显然是同一政策执行的结果，而并非巧合了。这位比胡君大一岁多的美丽女孩被分配到成都某单位， 而胡君到了南充专区阴错阳差成了我的妻子，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军区保育院的保育员是专门给军区高级首长（上至贺龙，邓小平等）带孩子的； 而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还有个陪首长们跳舞的“第二职业”。后来她们伴舞的范围又扩大到苏联专家和著名战斗英雄等级别的人。要知道，这批保育员的身材脸蛋等外观素质条件，不言自明的非同一般, 而黄代玉更是这一批年青漂亮的女孩中的佼佼者。从参军开始，她对胡君几乎是无话不谈,亲如姐妹一般，所以分开之后仍然书信不断。

   从信中知道，黄代玉在某次伴舞中,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西南军区战斗英雄刘子林,当年刘子林三个字的显赫度甚至不会低于今天的成龙，李小龙。就像古今中外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英雄和他搂着跳舞的美人也一见钟情；而出于对英雄的仰慕,黄代玉也接受了他的爱，他们逐渐打得火热。

恋爱到了一定程度，就需要明确关系，而在“明确关系”的程序中,当然男女双方当事人都得向组织上汇报。不久,为了对战斗英雄这四个响当当的字负责,组织部门找刘子林谈话,告诉他黄代玉的家庭出身等背景情况,认为这种关系不宜发展下去。战斗英雄的组织观念肯定高于凡夫俗子,毫无疑问会接受党组织的安排,于是黄代玉便从甜蜜的情网中坠入了失恋的苦海。这里面唯一的原因是她身不由己地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有那样一位无法选择的父亲，且不说那个死刑的正当性。

   黄代玉过了一段失恋的痛苦生活。后来, 又有一位白马王子出现了， 这是是他们单位的保卫干事。 我们都知道,搞保卫工作的在政治上肯定是打了保票的。小伙子对黄代玉体贴入微,黄代玉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之中。我们结婚时,黄代玉也曾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并寄了一床红缎子的花被面表示祝贺。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很难刊登负面新闻的《人民日报》,也许是为了“引蛇出洞”的需要,偶尔也出现了些非正面新闻。那天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李策写的一篇约两千多字的报道。在那个年代,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非同一般的七个字：《他们为什么自杀?》, 题目似乎是在向社会质问，读下去其内容竟是报道黄代玉和她的未婚夫相拥着在成都东门大桥投河自尽的事。原来他们二人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黄代玉家庭出身不好,不宜与干保卫工作的共产党员结婚,否决了那位未婚夫的申请。黄代玉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其痛不欲生的程度便可想而知, 而这位保卫干事也是个情种，宁可背叛组织也不愿放弃爱情，结果他们便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梁山泊与祝英台》。

   胡君读这篇报道时泪如雨下,我只感叹了一句：“红颜薄命。”现在想来,用这个陈词滥调来概括黄代玉的死,只证明当年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

   若干年后,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黄代玉用勇敢地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长的活罪留给了我们。

                倒在溪流里的他

         六十年前,也就是1950年6月下旬,我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三分校四总队当一名学员,住在四川省合川县,那时我不足17岁,身上还残留着一些孩提时代的习惯,例如贪玩好耍。

   我们住在合川城外一座旧军营里,房子背后是一座小丘,小丘下面有一条小溪,为提高水位灌溉农田,小溪上筑着一个三米多高的水坝,这显然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游泳池。我和五、六个和我年龄相仿的贪玩好耍份子,在那天午休时间,邀邀约约地跳到这个“游泳池”里嘻哈打笑,玩得十分痛快。

突然间从这溪流的上游方传来一声巨响,那分明是一枚炮弹或者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中断了我们的嘻哈打笑,几个人站在水中面面相觑,似乎都想从对方嘴里求得对这声音来源的解答,一分钟过后,我们几个人中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判断这声音来源的智者。因为都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一声偶然的爆炸只是一碟小菜。虽然当时四川地区土匪多如牛毛,敌情也确实存在,但真正要对一座县城形成威胁的实力似乎也并不具备,我们没有理由为不存在的威胁而中止在水中的嘻哈打笑。

    正因为这是几个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几分钟后,我们几乎同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血腥味,和这股血腥味一同到达的是水面上漂浮着的血丝和肉渣。这些流来的异样物质告诉我们,在上游方向肯定有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我们赶紧穿上衣服,兵分两路,分别从溪流的左侧和右侧向上游走去,我跑在前面。 刚刚转过一道弯，还没走到100米,我发现在距我只有几步远的溪水里正躺着一个军人。1950年夏季以前全国军人的服装并未统一,干部和战士的服装样式和颜色也有区别,从露出水面的半截衣服可以判断,他是一个进军大西南来到四川的排级以上的干部。这位20多岁的年轻人的整个身子浸泡在溪水中,他脸色苍白,目光凝滞,一支手攀附着溪边的一株小灌木。当他的目光和我对视后,便从水中伸出另一支手,不断地用食指指着他前胸的衣兜(他攀附灌木似乎也是为了不让他的衣兜浸入水中),当我俯下身去准备拉他的时候,他却摆手示意，叫我不用拉他,随即从上衣兜里取出折叠成一个小方块的纸块递交给我,我伸手接过装入了我军服的口袋里,随后我和几个战友拉的拉扯的扯，终于把把他拖上了溪岸。

溪边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加上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拖他也不十分费力。只是当眼看他整个身子都要离开水面的时候,在场的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原来他没有了双脚,脚变成了两尺多长的巾巾吊吊的肉渣,上面还沾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肉渣,其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身边一个残留着硝烟味的土坑,加上这一双变成肉渣的脚告诉了我们,他是刻意来到这里站在一枚手榴弹上执行他的自杀计划的。他为什么要自寻绝路?带着这个疑问,我打开他先前递给我的纸块,我看到的是满纸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其书法娟秀流利令我羡慕不己,这显然是自杀者写下的一封遗书,我看见开头第一句是：

党委：  你们又要说我在闹情绪了……

这时我猛然警觉,因为中队指导员昨天才找我谈了话,批准我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告知,等几天到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我将履行入团的最后一道宣誓手续,我作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 没有权利私下里看别人写给党委的信。想到这里,我立即把信折回原样装入衣兜,只是对那娟秀流利的钢笔字,仍旧羡慕不已。

我们飞快地跑回住地,找到了政委,把我们见到的自杀者的情况向他作了报告。政委打开遗书,匆匆地扫了一眼便向我发问,态度十分严肃：“你看过没有?”我说：“没有。”我其实希望政委能多说几句有关伤员抡救措施或者自杀者自绝于人民的相关情况,但是他的言词十分吝啬,只给了我们三个字：“下去吧。”

在我已过古稀之年的今天回忆起来,我在那十六岁的年龄段上,接触战争,接触这类血淋淋的自杀场面,似乎略早了一点。而当时的历史条件,却迫不及待的赋予了我们早熟的使命,把我和许多同龄人推向严酷的斗争舞台,我们来不及思考,也没有学会真正意义上的思考,因此我的悲剧命运从那时起已埋下了伏笔。

也许出于好奇,也许是对他流利的书法产生一种钦佩的感情驱使,我对这位自杀者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为这事几乎还将我卷入了一场“初恋”,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为了纪念7月1日党的生日,我们这个大队正排练着一部名叫《闯王进京》的大型话剧,这个剧的剧情因为和共和国新近成立的国内形势紧紧相扣,因而在那个年代十分流行。剧中有几位女角,而我们全大队都是男性学员,便从文工队借来了几个女演员,她们只是临时性的参加排练和演出,住宿和学习仍在原单位。在全大队挑选演员的时候,把我也选了进去。同在一个剧组,少不了和这几位女演员有些接触交谈,又因为我后来得知这位自杀者以前是这个文工队的一位区队长(相当于排长),少不了同她们多说几句,打听一下这位书法流利的区队长的方方面面,也可以认为是满足一下好奇心。根据我当时的发育情况,虽然对女孩也有朦朦胧胧的接触愿望,甚至在我参军前的学生时代,也和某些熟悉的女孩有过来来往往的经历,但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恋爱的进程。

这些女演员中,有一个大约也是十六、七岁的女孩,除了具有一般四川女孩身材比较矮小的特点外,模样也过得去。她一有空就来到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些至今我一句也回忆不起来的话,能记得的也就是有关那位自杀了的区队长的点点滴滴。有一天她悄悄地塞了一张小纸条给我,并且小声叮嘱说：“别让旁人看见。”学校早有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的规定,部队里按互相关心的传统进行的互相监督也十分严密,她不叮嘱我也会小心谨慎。我躲在厕所里偷偷的看完了这封“恋爱信”,实际上用的全是那年代最为流行的革命词汇堆砌而成的决心书,内容我一句也回忆不起,但有一个令我哭笑不得的字却让我终生难忘,在信中她把斗争的斗字的左边的两点点在了右边,这足以证明,她和我一样都还是“未成年人”。我没有给她回信,除了军纪的原因以外,这“左点右点”的两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使我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到恋爱的感觉,事实上换一个女孩,我也并不一定会找到那种感觉。因为年纪小胆子也小,最怕犯错误,谈恋爱就是犯错误。

不久,我从军政大学毕业分配远走高飞,以后的四、五年时光,不论在军事院校和部队机关,也曾有过类似“险情”,但是为了伟大的革命理想,我们都“自觉地”压抑着那些原始欲望,从来未敢越过雷池而涉足爱河。因为战争才刚刚结束,许多团级以上的老同志40岁都没有解决个人问题,营级以下的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单干户”,怎会允许我们这些刚刚参军的年轻人加入竞争行列(这些刚参军的连干部都还没当上),偏偏部队里的女同志又是那样的稀少。所以我真正的初恋也是在1954年离开部队才发生,紧接着就结婚生子,一副美满幸福的样子,结局却仍然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后话。

 那位鲜血淋淋的自杀者就是把雷池误认为是爱河,不过,他的初恋并不是从部队开始,关于他的往事也都是我那位“前卫女友”向我转述的……

这位自杀的区队长是江苏人,参军前是南京某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思想进步,在当年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学生运动中,以他出类拔萃的领导才能在同学中很受信赖,同学中有一位低年级的漂亮女孩和他很快地坠入情网。南京解放后,他俩并肩携手地参加了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文艺大队,向往着在革命的烈火中进一步锤炼他们的青春和爱情,后来又随学校进军大西南,来到了四川,分配他俩同在一个文工队。漂亮女孩不论唱歌跳舞演戏在队上首屈一指,我也曾多次看过她的演出,对她也有几分崇拜。常言道树大招风,她很快地被上一级单位的文工团调去,虽然一对恋人依依不舍但服从组织分配是每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原则,他俩也就只好互相安慰殷殷惜别。

分别才四个月,一个晴天霹雳砸向了区队长的头顶,漂亮女孩很快就要结婚了。原来军部的一位老领导在舞台上发现了这位漂亮女孩,按照五十年代初流行的婚姻程序,“老领导”表示了自己的“意向”,组织部门取出漂亮女孩的档案,看一看女方的出身经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如无大碍,便由几位“成员”“碰碰头”,基本取得一致后,就把这件事定了下来。再由一位“下级”出面代表组织找“漂亮女孩”谈话,指出这位老同志为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现在全国解放了,老同志也应该解决个人问题了,组织上经过研究,认为你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可以和“老领导”结为革命伴侣。这有关终身大事的组织决定对“漂亮女孩”同样是晴天霹雳, 由这位和自己的父亲年岁不相上下“老领导”来充当白马王子,在思想上毫无准备,在心理上更难接受。“漂亮女孩”便用目前不准备解决个人问题的借口加以搪塞,虽然经过几番谈话,谈话的规格也不断提高,虽然获得些进展,但始终未能得到关键性的突破。这时二号首长便亲自出马面谈,“漂亮女孩”的重重防线终于被一一攻破,最后她只好说她早已有了意中人,恋爱了两年多并一起参军,首长的回答简直令她大吃一惊：“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作工作。”最后首长教育说：“我们有些青年同志口口声声说为革命愿意牺牲个人利益,一遇到具体考验,问题就出来了……”

“漂亮女孩”终于接受了组织安排,在那种情况下，也由不得她不点头同意。

区队长引爆手榴弹自杀的那一天,正是“漂亮女孩”结婚的日子。

1954年部队决定我转业到地方,按惯例在离开部队前,部队的有关部门将对转业干部作一次谈话,为这事我去到了干部部,说明来意后,一位年轻军人将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门口,并很礼貌地请我在门外的一张长藤椅上坐下,他说：“请稍等。”便踅身前去敲开了房门,一位穿便服的女青年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走出,那女青年回转身对着孩子说：“兵兵,给妈妈说再见。”那孩子举起小手摆了摆,房间里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声：“再见。”他们便匆匆离去。年轻军人进到屋内,不过一分多钟便出来对我说：“周科长请你进去。”我走到门边,喊了一声：“报告!”清脆女声说：“请进。”进门以后这位科长正在看她办公桌上的一摞材料,她头也不抬地用手指着正前方的椅子说：“请坐。”这时通信员进来给我沏了杯茶后退下。

周科长抬起了头,一看见她,我的心就跳得咚咚地响,这位周科长不就是漂亮女孩吗?四年不见她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样成熟那样端庄,甚至令人敬畏,但我仍然在她的眉宇之间,捕捉出几分忧伤几分愧疚。她用很热情的语气说：“你辛苦了。”显然她知道我是从剿匪前线回来的,接着她就讲起支援地方建设的重要性,转业后要继续保持部队的光荣传统等等例行公事。

。

我一直很后悔,那天我完全可以告诉她,我是区队长临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我没有说,是因为我觉这种种语言对她太残酷了,因为她同样是个受害者，而且，可能是受害更深的，需要终身背负着爱情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