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17)

谭合成

卷三

第十七章  血染的梅花

唐林贤是车头（梅花）区文革“杀人风”中第一遇难者。受唐林贤事件影响，8月21日，车头公社社湾大队经请示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杨正东批准，杀了一名叫吴志承（50岁）的地主分子。

8月22日，车头区召开全区“文革”委员会议，区委秘书杨继富主持，讨论和贯彻县抓促领导小组电话会议精神，会上大肆渲染所谓敌情。

第二天（8月23日）上午，又召开全区脱产干部会议，何田主持，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吴荣高讲话。吴在讲话中大肆渲染各种虚假的敌情煽动杀人，他说：“理家坪的反革命分子抢枪搞暴动，被贫下中农镇压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区的群众真正发起来了。人民群众起来之日，就是反动分子灭亡之时。杀四类分子的问题，表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不杀行不行？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反过来杀我们……今后，杀罪大恶极的，一律由贫下中农讨论做主。”

临到散会的时候，吴荣高又笑眯眯地站起来，意味深长地对全体与会干部说：“同志们哪，我有一个建议，吃了饭以后，大家可以到梅花大队去看一看。”

本来安安静静地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熟悉吴荣高脾气和工作作风的区社干部们都知道，梅花大队肯定有好戏看了。但，究竟是什么好戏呢？有人迫不及待地向坐在身边的梅花公社干部打听起来：“好家伙，你们公社又有什么新动作走在我们前面了？”梅花公社的干部带着点小得意的微笑，跟着吴区长一起卖点小关子：“去看看嘛，一看不就晓得了。”

原来，早在区里开会动员杀人之前，梅花公社已于8月22日抢先一步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四巨头”会议，煽动部署杀人。会议由公社书记蒋益信亲自主持，公社秘书廖隆国作重要讲话。散会后，廖隆国将梅花大队的干部专门留下来，指示他们在23号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经商议决定在会上杀该队地主分子何文成（50岁）以发动群众，震撼敌人。廖秘书再三交待：“到时候会有人来参观学习，你们可别搞得不像样子，丢公社的脸哦。”

杀何文成时，先是把他丢到一眼废石灰窑里，治保主任何贤富站在窑眼前向他交待政策：“想活命不？想活，把浮财交出来，保你不死。” 这个政策土改时就有，何文成是土改的过来人，自然懂得，连连表示愿意交钱保命。让他没想到的是，交了180元(何文成一个劳动日收入不足3角钱，180元相当于他两年的劳动收入。)的买命钱，结果还是杀掉了。此次处遗工作组进场后，何家遗属反映了这个情况。工作组找何贤富谈话，他只承认拿了80元，其余100元到哪里去了，至今还是个迷。据何贤富说：“（拿了钱）本来确实想饶他一命，可有人来参观，不杀一个不行，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只好杀了。”

参观梅花大队的杀人现场会后，车头、理家坪的干部马不停蹄赶了回去，第二天就召开公社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区8·23会议精神和梅花大队经验，部署杀人行动。会后，短短5天时间，全区杀了170多人（不包括理家坪公社的杀人人数）。

8月25日，何田离开车头到营江参加政法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以“红联前指”的名义召开的，会期3天，26日至28日，主旨是制止滥杀，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议之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8月28日散会，8月29日车头区再次召开脱产干部会议，由何田传达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就像营江会议一样，这个会也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大会。区委秘书廖隆国在会上念了由47军转发的零陵军分区起草的《社情电报》，何田作重要讲话，在谈到前一段时间的杀人问题时，他说：“贫下中农起来杀了一些调皮捣蛋、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这是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应该大力支持。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杀乱了，有些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现在不要乱杀了，特别是反动组织的头头，杀了，断了线，损失太大。留下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不该杀，而是要通过他们继续深挖，把背后的反动组织一网打尽。至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要求一定要杀的，还是可以杀他几个，但是不要滥杀。”

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营江政法工作会议郑有志等人讲话的一个翻版。这次会议后，车头区也像道县其他各区一样，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

下面我们且就梅花、车头两个公社的杀人情况做一简述。（理家坪公社现已划归双牌县，杀人情况由双牌县负责查处。）

前面说过，梅花公社在区杀人动员会召开之前已经率先开了杀人动员会，并在会后树了一个先进典型——梅花大队。我们对这只麻雀进行了解剖。梅花大队在梅花公社杀人不算最多，仅杀7人（其中自杀1人）。8月23日杀何文成，地主，50岁。8月26日杀王进成，地主，50岁；王炳生，地主子弟，21岁，王进成之子。8月29日杀莫德生(据处遗工作组材料披露，富农莫德生家住在区政府门口不远，区干部感到这是一颗埋在区政府边上的炸弹，危害性太大。区公安特派员何田亲自点名，指示梅花大队杀莫。)，富农，44岁；文尚易，贫农，53岁；文守福，贫农，22岁，文尚易之子。8月29日，吴男珠（女）自杀，地主，62岁。

在笔者看来，它的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紧跟上级领导，上面开一次会，它就杀一次人，配合十分默契；二是杀人虽不多但声势浩大，每次都要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由贫协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罪状”，然后浩浩荡荡地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还要押着没有被杀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陪斩，“接受改造”。

且以8月29日该大队最后一批杀的三个人为例说明之。这一天，区里开会贯彻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梅花大队决定抓紧时间再杀一批，说是“再不杀，以后就没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开会研究时，治保主任何国庆、文革主任何安桃和大队干部吴德学提了文尚易父子的名。可是文尚易是贫农，总不能只杀贫农不杀地富，于是又把富农莫德生搭上了。另一种说法是，杀富农莫德生时，把文尚易父子作为搭头搭上了。杀莫德生好理解，阶级敌人嘛，可是为什么要杀文尚易父子呢？据查，是因为吴德学与文尚易有私仇，“社教”时文尚易批判了吴德学。吴德学想报仇不是一天两天了，一直没有机会，眼前得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岂能让它错过。他勾通大队干部何国庆、何安桃等人决定搞掉文尚易，但文尚易那个崽文守福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恐怕会要报复，斩草不除根，来春又复生，又决定干脆一起搞掉算了，利利索索，安安然然。不过杀贫农毕竟不像杀地富那么方便，搞不好恐怕惹出麻烦。为这事，何安桃利用他文革主任的身份专门请示了公社领导廖隆国。廖隆国说：“贫农又不是红色保险箱，该杀的还是要杀。”

杀文尚易父子时，吴德学、何国庆等人把他们和富农分子莫德生用索子捆在一起，用炸药炸，也就是俗称的“坐土飞机”。不知是炸药放得少了，还是位置不对，“轰”的一声炸响后，文尚易和莫德生倒是血肉横飞、当场毙命，文守福却没有死，只是炸脱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滚。吴德学赶上去，用手指头把文守福的眼珠挖出来，塞进文的嘴里。这里头有个说法，就是要让文守福到了阴曹地府变成个瞎子，找不到回来报仇的路。看到文守福还不断气，吴德学又用马刀将他的喉管割断。杀了文家父子后，吴德学觉得还不解恨，他拎着带血的马刀，跑到文家。文尚易的老婆正在家里哭天哭地，吴德学拿刀比着她说：“哭什么哭？你儿子就死在这把刀上，你把刀上的血吃了，我们就算了。不然就杀了你。”硬是逼迫着文母将刀上的血迹舔干，这才罢手。

地主婆吴男珠（62岁）看到莫德生等人被炸死的惨状，吓得魂不附体，当天晚上，自缢身亡。

杀地富的故事太多，前面已经讲过一些，后面读者还会大量接触到，在此再讲一个斜皮渡大队杀贫农的故事。道县大屠杀4500多名被杀人员中有350余名贫下中农，关于这些人被杀的情况，笔者也有责任给一个交代。

斜皮渡大队在整个文革“杀人风”中共杀3人（其中自杀1人），用当地农民的话说就是：“杀了两个贫农，嚇死一个地主。”

8月22日，梅花公社召开杀人动员会后，公社几位主要干部都下到基层督促杀人，比如公社党委书记蒋益信亲自到了赤源大队，副书记王国祥、社主任何昌宝到了唐家山大队等。到斜皮渡大队指导工作的是公社团委书记李仁桃，前段时间，农村搞“社教”，他就是这个大队的驻队干部。8月24日，斜皮渡大队召开有民兵骨干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干部扩大会，贯彻公社8·22会议精神。李仁桃以公社领导和驻队干部的双重身份主持会议。会上，他讲了大队的生产问题和全县的阶级斗争形势，提出：“我们大队有没有调皮捣蛋的也要杀他一两个？”基干民兵李君生，李次生（铁匠）站起来答道：“怎么没有，何仲功就是一个。”但是群众都没有做声，没有出现其它地方那种有人提名，大家就跟着喊杀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何仲功是个贫农；二是李家兄弟与何仲功有过节；三是李家兄弟毛病太多，喜欢小偷小摸，还经常乱搞男女关系，特别是李次生因盗窃罪还被劳改了半年。虽然革命性很坚决，但品质太坏，群众不拥护。散会以后，李仁桃把大队主要干部留下来研究。大队支书何如顺认为：“何仲功这号人确实调皮捣蛋不好领导，杀也杀得。”但是李仁桃没有批准：“杀贫下中农还是要慎重一点，先关到起，把问题审查清楚再说。”李君生、李次生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立即把何仲功捆起来，关进大队的仓库里。当晚何仲功跑掉了。他是怎么逃跑的，由于两个当事人（何与他的儿子）都已遇害，现在很难搞清楚。要命的是何仲功逃跑时把儿子何如长也带走了。这是他最不明智的地方，自己逃跑就算了，把儿子带上算怎么回事？可能何仲功怕自己跑了，大队会找他儿子算帐，可就没有想一想，带着儿子一起逃跑，危险有多大！整个道县到处都有民兵拦关设卡，天罗地网一般，何仲功父子跑出去没两天，就在东门公社被抓住了。斜皮渡大队派人领回后，捆在大队祠堂的柱头上。有人问:“怎么处理？”何如顺叹了一口气说：“这回想不杀都做不到了。”不过还是做慎重地搞，打发李君生到公社请示李仁桃。李仁桃答复：“打铁趁热，干掉。”李君生一路小跑回了大队，传达道：“李书记批判我们了，叫我们打铁趁热，赶快把他们两爷崽通通干掉。”何如顺说：“打铁就打铁。”

8月30日，杀何家父子的时候，李仁桃亲自去了。因为步枪子弹非常珍贵，所以用鸟枪打。执行的民兵开枪没有打死，李仁桃急得直跳脚，叫何如顺赶快上去补枪。何如顺穿一身白褂子，怕把衣服弄脏了，隔着老远打了一鸟铳，还是没打死，气得李仁桃直骂他没用。幸亏一个基干民兵冲上来跟着补了一铳，才算解决了问题。

杀了何家父子后，9月2日，一名叫吴成媛的地主婆吓得上吊自杀了。

梅花公社杀人最多的是东风大队，即处遗工作组同志总结的十大特色杀人案例中那个吹号杀人的大队。该大队包括西田、正鹄、黄土洞三个自然村，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8人（其中自杀3人）。

8月22日，公社书记蒋益信在公社主持了杀人动员会后，23日，马不停蹄来到东风大队督促工作。东风大队当即召开大队干部会，研究杀人名单。8月24日，第一批杀5人。8月29日，区里召开脱产干部会议，贯彻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精神。9月1日，该大队抓紧时间大杀一批，这一批16人。之后又零零碎碎再杀了几个。

该大队有一个名叫何铁贤的基干民兵排长，一个人就亲手杀害11人，强奸被害人妻、女多人。笔者手头有一份控诉材料，控诉他杀害地富子弟何若盛（30岁），强奸何若盛的妻子周教玉，还企图长期霸占周教玉为妻。

那么吹号杀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东风大队的一名基层干部说：“其实简单得很，杀第二批时，何国生这个背时鬼吹了冲锋号。那刻（时候）我们大队杀得不算最恶的，樟武坊(樟武坊大队原属车头区梅花公社，1984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到了清溪区青口乡。文革“杀人风”中，樟武坊大队杀33人。)比我们恶得多，就是不该讨论杀人时，何国生提出吹号为令，号声一响，三个村子一齐动手。他在部队里当过号兵，生怕人家晓不得。结果这一次处遗运动中被揭发出来，搞得我们大队一下子出了大名，全县都晓得了。”

这时，该干部突然问道：“反正都是杀，吹号也杀，不吹号也杀，吹不吹号有那么重要吗？”

我的心头猛地一梗，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实际上要说的话很多很多，能说的话也很多很多，但在当时那个场合下，最明智的选择还是“多听少说，只听不说”，否则我们的采访难以进行下去。

9月1日，东风大队杀了16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上级关于制止“乱杀人”的精神传达到了大队。9月2日上午，大队召开干部会，传达上级制止杀人的会议精神。傍晚时分，该大队社员何若贝从县城搞副业（打工。那个时候人员流动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外出打工必须得到生产队、大队同意，并出具证明，打工收入要按规定数额上交生产队，折算成工分，年终再参与分配。）回来，晚上，一个名叫何定信的中农社员和他的儿子何若英到何若贝家谈白（天），乡下人想听听城里的新鲜事也是正常的，更何况当时道江镇“红联”、“革联”打得天翻地履，有消息说地富分子翻天了，抢了枪，盘踞在二中做大本营，在里面挂起了蒋介石的像，还散发反动传单……何定信父子怎么说也是村里见多识广的人物，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来找何若贝探个究竟，也在情理之中。这个情况被何若贝的邻居看见了，认为何若贝从“革匪”窝子里回来一定是来搞串连的，马上报告了基干民兵何友贤，何友贤打起飞脚跑到水库管理所报告了大队民兵营长何子良。何子良当即吹起紧急集合的哨子，带着十几个民兵把何定信和何若英抓了起来。为什么不抓何若贝呢？据说何若贝是回生产队交副业款的，是何定信和何若英心怀鬼胎，找他打探“革匪”的情况。可见何氏父子的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只是刚开过会，杀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随便了，上头说了实在是“罪大恶极”，贫下中农坚决要求要杀的，也要整材料，报上级(公社)批准。不过，这也难不倒何子良等人，他们迅速以大队支部的名义整了何定信通匪的十条罪状，附带整了一个“漏网的富农分子”何喜生（中农）的材料，一同报请公社批准。公社同意了大队杀何定信的意见。(据处遗工作专案组有关材料披露，涉嫌报复杀害何定信父子的还有副大队长何开贤，因何定信在“社教”运动中，按照工作组指示，批斗过何开贤。此次“乱杀风”中，大队研究杀人名单时，大多数不同意杀何定信，但何开贤坚持要杀，民兵营长何子良也支持他。他们为首杀害了何定信，后又杀了何的儿子何若英。)

9月5日上午，何子良等人召开社员大会，宣读了何定信和何喜生的罪行材料。会后，他亲自带领民兵二十多人把何定信、何喜生五花大绑押到狮子山槽古里去执行。何定信的儿子何若英也被捆去陪斩。先杀了何喜生，要杀何定信时，何子良喊了声：“慢点，我还有句话要问你。”原来，何子良要让何定信死个明白，免得他到阎王爷那里报到时，问起为什么死的，讲不清楚，惹阎王爷不高兴。他走到何定信面前，问道：“我问你，你还砍不砍我屋里的樟树？”

原来，1950年何定信任区代表时，曾带人将何子良的父亲何上光与他两家有争议的生在众人塘边的一株樟树强行砍了，做了禾桶。为这株树两家此前已争吵多次，何上光说是他家的，何定信说是他家的，何定信仗着区代表的身份，在上面走得起，强行把树砍了，霸为已有。于是两家发生了纠纷，还到了乡、区政府打官司。官司是何定信打赢了，但两家从此结下了仇。何子良说：“那时候你嘴巴大，我们讲你不过。但是那棵树实实在在就是我屋里的，还是我爷爷亲手栽种的。”

“什么樟树？”因为年头隔得太久，何定信一时没回过味来。

“什么樟树？你记不得了，我还记得哩。你到阎王那里好好想去吧。”

杀了何定信以后，何子良感到心里还是不踏实，我杀了何定信，他的儿子会不记恨?这个何若英也不是个吃素的角色，万一哪天得了势，保不住又要来杀我，索性一趟水做了，心里安安然然。当天晚上，何子良假传圣旨，说：“公社来了电话，何若英参加了反动组织，今晚去几个民兵把他押到公社去。”带领三个民兵把何若英从关押的神堂屋提出来审问：“你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组织，搞了些什么活动，老实坦白交待！”何若英说：“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搞过任何活动，就是在外面搞了一点副业。”何子良说：“你同你老父亲一起参加了神岩的那个反革命组织，公社来电话说有你一个。你要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何若英说：“你们去调查，如果查出来我有一个，坐牢、枪毙都可以。”何子良一拍桌吼道：“你还不老实，给我捆起来。”两个民兵上来把何若英五花大绑起来。何若英一看这个架式，知道不服软不行，他向何子良求情道：“子良哥，我究竟犯了什么错，你给我提个头，让我好好想一想，我保证老实交待。”何子良说：“你还没犯错误？你老子砍了我家的樟树。”何若英说：“那是我父亲的事，我那时还年轻，晓不得，你怎么怪到我身上？我父亲已经死了，也算是罪有应得了吧……”何子良听得心里烦燥，打断何若英的话：“不要讲了，话讲多了是水。”一边就喊上路。几个人将何若英押到盘家石灰窑边时，何子良命令民兵开枪。三个民兵觉得，不是讲押到公社去吗？怎么就在这里搞掉算了呢？都不肯开枪。何子良狠狠地骂了一句：“屌你老母亲的，留着他不怕翻天啊！”拿过一杆鸟铳亲自将何若英打死。何若英临死前大叫：“何子良，你敢公报私仇！”何子良冷笑道：“就是公报私仇，你又咬得我个卵脱！”

然后叫手下民兵用马刀将何若英的脑壳砍下来带回去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