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国共内战败逃台湾之后，民国政府人人都在总结经验教训，“点点滴滴记心头 ”！啊！蒋介石怪美国，特别是马歇尔和杜鲁门不支持他；国民党高官怪蒋介石任人唯亲，军事指挥失败；普通国民怪蒋介石家族贪腐、权贵敛财、政府经济破产；有人说是“失去民心”，“失去知识分子”等等，不一而足。   

网右津津乐道民国“黄金十年”，怎么又突然飞快“经济破产”了呢？主要当然主要是日本入侵，另外就是权贵集团贪腐，凑巧在网络看到这篇文章：

国家资本主义的末路:权贵食利葬送国民党

作者：海外视角

正如许多亚非拉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之后的发展道路一样，国家资本主义不失一个不错的选择。国家意志集中全社会资源发展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尤适合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

国民党政府在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上，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但却在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之下，由国家资本而官僚资本，进而权贵资本，官僚权贵大发横财，民族资产阶级、民众深受其害，国家沦为寡头政府，一步步使中华民国走上绝路。

1935年的上海外滩街景，各式各样的广告占满了公共汽车的车身，可见当时上海的繁荣，由国民党一党领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

国家资本主义造就“黄金十年”（1927年－1937年）

1927 年初步实现国家形式上统一的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面临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对于经济并不怎么在行， 能够依靠的是连襟孔祥熙、妻弟宋子文。宋子文作为深受英美自由资本主义熏陶的国民党内财经专家，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的亲近，也曾邀请工商界人士出任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参与经济决策，曾经支持蒋介石的江浙财团的虞啸卿、陈光甫、钱新之等人都在国民政府财经系统任要职。国民政府与资本家合作的自由资本主义，支配着这一时期的经济。

政府之所以与资本家合作，给予其自由，关键在一个字——钱。纵观整个国民政府在大陆二十2年的历史，没有那一年财政不是为赤字，为钱发愁，靠借债维持。1929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平均每年的收入五分之一来自借款、政府公债、银行垫款和透支，1927 年至1934年政府光发行公债就达到146,500万。通常政府发行的债券在销售时候给银行有一定的折扣，最低能达到六折，在加上每年7-10%的利息， 银行是稳赚不赔的，年收益最高能到25%。这是一笔巨额的、令人垂涎的收益，但反之也成为政府的巨大负担，为平衡预算宋子文殚精竭虑。

继宋 子文之后掌控国民政府经济大权的孔祥熙，同样为平衡预算发愁，试图寻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然这样的办法不是没有——那就是印钞票。要印钞票，首先要收回铸币权，要有具有足够金融实力的银行支持。

当时的国民政府掌控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一家，实力弱小。实力强大曾为北洋政府控制的私人银行中国银行、交通 银行进入了国民政府的视野，通过向两家银行发行债券，以债券强行入股的形式，国民政府空手套白狼地掌控了两家银行。中央银行也通过债券增资到1亿，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银行。由此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与新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的支柱。

1935年的白银危机，更给了国民政府货币改革的机遇，以四大行发行的法币统一全国货币，印钞票解决赤字问题成为可能，巨额的债券收益也可肥水不流外人田。货币的适度超发不但可以填补财政赤字，也有助于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到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控制了全国金融资本的70%，中央银行经理国库，交通银行负责固定资产投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兑换，中国农民银行特许经营鸦片特货，邮政储金汇业局特许经营邮政汇兑，中央信托局特许经营全国信托业务，国有金融企业完全掌控了国家金融命脉，作为经济中枢的金融业，先于其他行业建立了国家资本主义。

在掌控金融的同时，一批所谓的“敌产”，曾由北洋政府及地方军阀掌控的企业被收归政府所有，包括铁路、邮政、轮船招商局等等，建立了最初的国有企业。以国有金融企业为核心，国民政府也投资兴建了一批工矿企业，将触角伸向实业。

1927 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十年，在国家资本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推动下，国家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史学界将这十年称为“黄金十年”，是国民政府统治大陆 22年中唯一的建设时期。

十年间，国民政府修筑了浙赣、粤汉、陇海淮南等铁路3，793公里（不包括东北1,600多公里），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 12，000多公里（不包括东北）；

修筑公路超过4万公里，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超过10万公里，尚有65，979公里未完工；

国民政府交通部设立邮电总局， 各地建立分局，局长、副局长由中国人担任，全国长途电话线路超过4万8千公里。

1931年至1936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达到9.3%，其中钢铁工业更 是达到40%，1936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06.12亿元，是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中国还实现了关税自主，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镇江、厦门的英国租界、天津的比利时租界。

十年间，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国家资本已经在交通运输中的铁路、公路、空运、邮电等部门垄断乃至独占地位，但其相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仍很弱小，并且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厂矿等需要大额投资的重工业、基础设施领域，而当时的中国工业经济中占据主导的是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这样的轻工业。就算是在工矿业中国家资本也不占主导，据统计1936年中国国家、民营工矿业资本总额为13.76亿元，其中国家资本只有2.06亿元，仅仅占15%。

总的来看，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下，以国家力量集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开始走上资 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可以说没有这十年的发展未来的八年抗战将更加艰难。不过国家资本在显示其推动经济发展的正面功效时，其与生俱来的追求垄断的本性也开始显现，以金融业为中心向民营经济伸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即是一例。

抗战中的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

1937 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十年的黄金时期由此结束。短短一年之内，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半壁江山沦于敌手。为了开发西部资源坚持抗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转隶经济部，专责后方的资源开发、工矿企业，在自己创办工矿企业之外，鼓励其收购合并公私工矿企业。

资源委员会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筹建，次年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国防经济调查研究及创办国防重工业，力图在中 西部地区建立重工业区，以应对国防需要。

1935年，与军委会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资源委员会，获得钨、锑等稀有金属的垄断专营。卢沟桥事变后，又获得汽油、煤炭、国防物资运输的专营，以及协助私营工矿企业内迁。国民政府拿出每年预算的1%，以及允许从钨锑垄断贸易中抽取部分利润，用作建设资金，据统计自1936年起至1945年间资源委员会获得收入折合抗战前法币1.8亿元。

以充足的资本为后盾，有“战时所需之矿业、制造军用品之各工 业、电气业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的政策便利，资源委员会大展拳脚，无论国企、民企只要被看上只有乖乖合并的份。截至1945年，资源委员会下属工矿企业79个，其中28个来自吞并的公私企业，30个与地方合办，自己创办仅21个，而抗战前资源委员会仅有16家工矿企业。1942年时资源委员会总资产高达法币8亿元，约占整个大后方工业资本（不包括军需工业）的40%，占国有资本的55%。

资源委员会高歌猛进，国民政府其他机构也未放弃这场权力与资本的盛宴。财政部下属的中国银行创办了雍兴实业，总资本2,000万法币，下属18家企业经营遍及纺织、面粉、机械、皮 革、制药、火柴等。其中仅纺织一项就拥有纱锭过10万枚，占当时后方纱锭总数的三分之一，1942、1943两年棉纱产量更占到40%。粮食部与中央信托 局、中国农民银行合办中国粮食工业公司，资本1,000万法币，是当时后方最大的粮食加工企业。交通部、铁道部也有交通工具制造、电厂、煤厂、酒精厂等 22家，资本过法币1亿。至于资源委员会的东家经济部，其对工矿企业的投资据不完全统计达到4亿法币。

乘着抗战统制经济的东风，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国民政府大力投资工矿企业，掀起一波国进民退的高潮，大批民企破产或被吞并。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民企”，同样高歌猛进，疯狂发展，中国建设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1934 年，因与蒋介石产生矛盾，而辞去公职的“国舅”宋子文，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注册资本法币1,000万，包括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内 的11家商业银行为主要股东，个人股不到9%。宋子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弟宋子良为协理。作为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抗战前主要致力于债券发行，凭借良好的政府关系，至1937年就为国民政府代理发行债券2.6亿，获利上千万。其间也曾为企业发行债券，近代著名的上海永安公司就曾因资金困难出现危机，在建设银公司帮助成功发行抵押债券500万渡过难关，建设银不但获得了债券发行收益，还以极低的价格获得了永安公司10%的股份。

1937 年开始建设银公司不再满足于代理发行债券，将目光转向实业，通过参股控股蚕食公私企业。首先被看中的是三家国企，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的首都电厂、戚 墅堰电厂、淮南煤矿，三家企业经过多年经营规模实力与盈利能力都属行业前茅、国企中的典范，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私有化的。就像许多侵吞国有资产一样，首先得将企业弄得经营困难，才好名正言顺地出售。

1937年5月9日，建设委员会突然宣布三家企业发展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无法解决，提请国民政府允许引入民间资本，推荐由建设银公司负责相关事宜。三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火速批准了计划，饬令将两家电厂改组为扬子电气股份公司，煤矿及铁路两局改组为淮南矿路股份公司。两公司资本1,000万，除保留200万官股外，全部由建设银公司募集民间资本充实，其中建设银一家所占股份就接近50%，取得了两家 公司的控制权。

几天之内，三家国企完成私有化，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原因何在，都是自己人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江浙财团大佬张静江，同时还是建设银公司监事长，常务理事李石曾、张嘉璈为公司常务董事。三家企业私有化后，又有一批建设委员会高官进入建设银公司任职，包括事业处处长秦瑜、设 计处处长潘铭新等。大家都是自己人，揩国家的油何乐而不为。

在整个抗战时期，建设银公司一边吞并实业，一边担当外国援华的通道，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它还完成了自己的私有化，成为宋子文等少数权贵掌控的企业。建设银公司原本由11家银行占主导私人资本极少，从性质上来说也算是国企，但到抗战中后期，随着国有银行所持股份的低价隐秘转让给包括孔宋家族在内的权贵，其国有股已不足5%，完全成为权贵渔利的工具。

抗战八年，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凭借国家资本，以权力为后盾，在统制经济政策之下大力扩张，国进民退。而与此同时，权钱结合的权贵资本也没闲着，凭借权力内外勾结、暗箱操作，将优质的国企私有化，化公为私，大发横财。追根溯源，其资本原始积累期的代理国家债券发行、创办企业，都离不开权力的开道。孔祥熙就曾令中央银行向其私有的裕华银行，授予1亿法币的无抵押担保贷款额度，为其扩张打开资本之门。

政府“劫收”官僚资本大发横财

抗战的胜利是国家资本的另一场盛宴，沦陷区一切与伪满、汪伪、日寇相关的动产、不动产，工矿企业、房地产、金银外币、银行、铁路、公路及各种物资，都被冠以“逆产”之名，全部收归国有，由国家处置。

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安排，经济部负责工矿企业，交通部负责公路、铁路、航运、空运及邮政，财政部负责银行，中央信托局负责房地产的接收。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各部委根本没按计划办，谁先接收就是谁的，谁胳膊粗就是谁的，经常是一个地区经济部接收一遍，财政部再接收一遍，交通部再接收一遍，甚至军方还插手接收一 遍，无论逆产非逆产只要被看上了，就是逆产，被接收。

接收后的处理方式包括归接收单位所有、发还原所有人、移转、标卖，除发还外基本都是由 接收单位自行处置，尤其是移转、标卖猫腻尤多，低价内定自己人中标是常事。根据经济部长王云五的一次报告，经济部共接收厂矿企业2,411家，其中仅 127家发还，标卖、移转681家。国家资本吃肉大发横财，权贵资本喝汤获益不小，民族资本、升斗小民深受其害。

截至1946年底，除东北外全部逆产接收处理工作完成，刨去各种国防军用物资及军方接收的资产，国民党政府接收逆产总资产折合战前法币232,456万元。而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建设的大后方，仅工矿业投资就有20亿美元，约合战前法币155,882万元。不过由于东北同时存在中共、苏联红军、国民政府三方接收，总体接收资产总额很难说的清楚，不过仅沈阳一地接收资产总额就折合战前法币33,216万元。

老资格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按照国民政府的安排只能接收工矿企业， 实际上在其接收的292家企业中，除了电力、钢铁、煤矿、机械、化工、水泥、电工、金属矿、石油之外，还包括台湾的13家制糖企业，平津、台湾、东北的 12家造纸企业，以及37家其他行业企业，总资产折合战前法币24,216万元。资源委员会所接收的企业，几乎囊括了日本在华兴办企业的精华，包括鞍山钢铁公司、本溪煤矿、抚顺矿务局、东北电力公司、华北钢铁、天津化学等等。

经济部下属的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虽没有资源委员会资格老，但其在接收中同样获得大丰收。1945年12月，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将其接收的112家纺织、印染及相关的机械、化工、木工等企业，整合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这 一中国纺织行业的巨无霸。1947年其拥有纺锭170余万枚，线锭33万余枚，布机4万余台，分别占全国的39.26%、70.7%、60.9%；当年布 匹产量1612万匹，占全国的40%。作为国民党政府首屈一指的特大型的国有企业，中纺公司董事长法定由经济部长出任，总经理同时兼任纺织事业管理委员会 主任，被授予全国纱布的收购与分配的特权。背靠政府，一手垄断生产，一手垄断分配，高额利润可期。1946年中纺公司盈利10,000亿，1947年也有 7,000亿。1948年，中纺公司资产膨胀到金圆券11亿，约合2.75亿美元，如果当时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排名，中纺一定名列前茅。

抗战后的几年，国家资本通过接收，迅速在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尤其是重工业几乎是独占，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只是其中的典型。依靠垄断，国家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民营企业深受其害，大失人心。（过去一直说中国没有要日本的战争赔偿，其实日本先后在东北和华北华南的投资和工业企业铁路建设投资 ，被国民政府接收，也应该看作是战争赔偿吧？——蜜蜂）

权贵食利将政府推上绝路

抗战期间，在物资紧缺、统制经济、大发纸币、权贵食利合力之下，通货膨胀极其严重。抗战胜利后，为了缓解物资短缺、通货膨胀，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宣布废除统制经济政策，完全放开市场。企图以大量进口物资缓解短缺，抑制通货，却因此给了权贵又一次捞钱的机会，扬子建业、孚中实业就是其中的典型。权贵的参与，不但未使经济形势好转，反而使通货膨胀加剧，肥了权贵，亏了党国，失了天下。

扬子建业公司，大名鼎鼎，1946年1 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1亿法币。总股本100万股，其中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独占24.9万股，其余大股东包括杜月笙、范绍增、赵季言、顾心逸、姚文凯等上 海滩名人，孔令侃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独家代理美国60余家公司产品的进口，其下属的利威汽车独家代理美国雪佛兰、奥斯汀汽车的进口，每辆进口成本不到1,200美元的汽车，其售价常年在5,000美元以上，获得了三倍以上利润。1948年蒋经国打虎查封了扬子公司在上海的仓库，虽未发现违禁日用品的囤积，却也曝光了其进口量的巨大，其中仅汽车就有100辆，零配件几百箱。

孚中公司相对名气不显，同样也是成立于1946年1月，由中国国货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发起，孔祥熙任名誉董事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任董事长，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实际掌控公司。公司总股本1亿，孔祥熙、钱新之、宋子良三人合占三分之一。孚中公司独家代理美国13家公司的产品，其中仅钢铁一项就占全国总进口量的90%。汽车也是孚中公司的主打产品，早 在公司成立前宋子良就获得了吉普车的独家代理权，仅1946年就进口吉普车700余辆、旅行车数百辆，获利颇丰。此外，孚中公司还垄断了猪鬃、茶叶、桐油、生丝等工业原材料的出口。

孚中公司虽然有大量的独家代理进口业务，但反映在其账簿上的却是销售业务的连年巨亏，盈利极少。1947年全年亏损77亿，依靠外汇兑换差价获取的80亿其他收入，才勉强盈利3亿。盈利少了，国货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这些国有大股东自然分红极少，1946、 1947两年的股东分红为2312.1万元、19,530万元，从数额来看不算少，却拖到1948年12月才予以发放。在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天一个样的 时代，到分红发放时超过两亿的法币只能兑换一百多美元，对于国有大股东来说，股票仅比废纸好一些。与对国有大股东的吝啬成反比的是，对个人股东的大方，董事长钱新之一次获得的分红就有8,000美元，还曾获得交通补助2,400万法币。

权贵买办公司垄断进出口，获利丰厚，为了规避通货膨胀造成的货币贬值，利用官方外汇汇率的偏低再捞一笔，买办商行通常在获得法币后最短时间内利用特权兑换为美元外汇。以工业原料硫化元为例，一担硫化元进口成本 为40美元，出售所得的法币按官方外汇牌价，却可以换的500美元，又可订购12.5担的硫化元。1947年7月29日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第4版 披露，孔宋家族的扬子、孚中公司套取外汇超过3亿美元，舆论一时哗然。虽然第二天《中央日报》登文澄清，是编辑将小数点弄错，将数额放大百倍，实际只有 300多万美元。无论是3亿还是300万，毋庸置疑扬子、孚中都从中获利丰厚。

《中央日报》的小数点错误，故意也好，无意也罢，都从侧面体现出社会对权贵资本不顾民生，依靠特权大发横财的憎恨。民情汹汹，社会掀起倒宋倒孔风潮，国民政府的处置无力，大失民心，埋下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伏笔。

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声讨权贵资本，也传导到了美国，美国政府发现其对华援助为权贵套取，杜鲁门异常愤怒，不查封了被怀疑为国民党政府权贵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还停止了对华援助，这对全靠美国输血吊命的国民党政府是致命的，不到一年即败亡。

纵观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22年统治，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并在抗战前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国家资本在权力与资本结合之下，畸生出官僚资本、权贵资本，所谓的国有企业就成了官僚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比比皆是，肥了官僚权贵，亏了国家、民众。官僚权贵食利，一步步将国民党政府推上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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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在台湾国民党一致声讨宋子文孔祥熙“发国难财”罢了他们的官，蒋介石认识到这些了？应该认识到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