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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1)
送交者: 芨芨草 2016年09月26日18:03:5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1)

谭合成

 

卷三

第二十一章 富塘公社不能承受之轻

 

819日,丁天志参加了区里的“战备会议”,回到富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公社干部肖XX带领民兵将东阳大队的双料货(地主兼历史反革命分子)熊贯益抓起来。

这位29岁的公社主任心头压着一种“临危受命”的沉重感觉,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富塘公社党委瘫痪得很厉害,干部群众思想混乱,几个主要领导,有的“靠边站”了,有的躺下来不工作了,千斤重担一下子落到他的肩上。丁天志不是怕担重担的人,更不是没能力挑起这副重担,干革命工作,他从来都是认真负责、雷厉风行。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他虽然年纪不大,大大小小的运动经历不少,反右、反“右倾”、整风整社、搞“社教”,都经历过,哪一次不是积极分子?可以说他本人就是在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理所当然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积极参加县里抓“小邓拓”和“政治扒手”的各项行动,但紧接着,《十六条》下发了,县里派到各单位的文革工作组撤出了,改派联络员到各单位指导工作,这时候,有些外地学生挂着“红卫兵”的袖章跑到县里搞串联,煽风点火。一下子乱了套,县里几个中学,有人贴“大字报”,有人散传单,有人破“四旧”,搞得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接着又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城里出现了“改组道县县委”的标语,还有“炮轰县委”的大字报。丁天志看在眼里,心里暗暗冷笑。他是参加过反右的人,明白什么是“引蛇出洞”,怎样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这帮家伙离死也不远了!他想起反右那刻,前几天那帮“右派分子”一个个还人模狗样的大放厥辞,给党提意见,结果上面一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工人阶级说话了》),县委一个会议,你再看这帮家伙,一个个哭着喊着,找领导解释,作检讨,骂自己,丑态百出——迟了!反动本质已经充分暴露了,露出来的狐疑尾巴想缩回去,不可能的事情。只几天工夫,一个个脑袋衔到裤裆里,连小乃崽都用石头打他们。果不其然,这一次这些“反动标语和大字报”出笼以后,县委连着召开了两次大会,一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一次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全县四级干部大会,部署“抓右派、促生产”和批斗“政治扒手”。这一次是贫下中农说话了!那些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和“政治扒手”,顷刻之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丁天志做梦也没想到,没过多久,这帮家伙居然咸鱼翻生,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这一下把人的思想彻底搞乱了。县里出现了尖锐对立的两派群众造反组织,一边是受到县委支持的“红战士”(“红联”的前身),一边是“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革联”的前身),丁天志理所当然参加了“红战士”。令丁天志又没有想到的是,“革联”这个成份严重不纯的群众组织竟然在县里得了势。88日,他们抢了县人武部的枪,第二天,县公、检、法机关也被砸烂了,道江镇成了“革联”的天下,他们背着枪在道江镇耀武扬威,到处巡逻,到处发通令,逼得“红联”总部不得不退守营江。但丁天志深信,“革联”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党不依靠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人,会去依靠那些屁股上有粑粑的?他从自己成长的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要想进步,要得到党的培养和信用,就必须在运动中好好表现。在运动中好好表现的关键,第一是站稳阶级立场;第二是紧跟上级领导;第三是加强阶级斗争精神。任凭风云变幻,这三条到任何时候都错不了。目前,富塘公社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一、领导班子涣散,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二、“革联”势力渗透严重,特别是紧挨道江镇的东阳大队,不但地富蠢蠢欲动,很多贫下中农也跟着起哄,简直要成了“革联”的天下。关于这一点,区里开会时作了专门的研究,要求公社领导要站出来,采取断然措施,把阶级队伍整理好;进一步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治;严防“革联”下乡串联。关于“革联”的性质问题,上级领导已经定了性: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革联”已经演变为道县牛鬼蛇神的总代表、阶级敌人的总根子。要采取果断措施斩断“革联”伸向农村的黑手,建立起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道路。

把熊贯益控制起来,可以说是富塘公社贯彻区战备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措施,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二、对东阳大队那些与“革匪”眉来眼去、勾勾搭搭的人也是一个严正的警告。

XX带领民兵去抓熊贯益时,熊正在田里搞“双抢”。他是老“运动员”了,每次运动都要受到不同形式的批斗,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被触动,使他感到非常意外,因此更有些忐忑不安。看到公社来人抓他,心里反倒踏实了,以往的经验告诉他,捉到公社里,日子可能会被留在大队要好过些。因为在公社里接受批斗虽然也要触及皮肉,但比在大队上要轻得多。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捉了去会被杀掉。而且会死得很惨。

821日,公社召开全社各大队“四巨头”(支部书记、宣协主席、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议,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会议煽动杀人。

“四巨头”会议之后,823日,东阳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熊贯益死刑,立即执行。为了取得震撼性效果,采取了用炸药炸的办法。据笔者调查,熊贯益很可能是道县“坐土飞机”的第一人,在他之后“坐土飞机”的案例很多,在他之前似乎还没有听说有类似案例。

丁天志说:“我们把熊贯益控制起来,是贯彻区会议的精神,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事。区里开了(杀人)现场会,要求每个公社都要抓一、两个典型,我们公社也不能例外,只好拿熊贯益开刀。这是历史的错误,没有理由要求个人来承担责任。不杀熊贯益,就要杀了马贯益;我不批准杀,总要有人批准。何况跟别的地方比起来,富塘公社在‘乱杀风’中只能算一个轻灾区,杀的人比其他公社一个大队都要少。”

尽管我们不能苟同丁天志的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道县37个公社,大部分杀人的都在一百到二百之间,杀得特别多的,如四、五百人,很少;杀得比较少的,如一、二十个人,也少;像富塘公社这样只杀24人确确实实要算“轻灾区”。(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杀人最多的是蚣坝公社,杀524人;第二名是审章塘公社,杀285人。倒数第二名是富田公社,杀24人。)

那么,这个“轻灾区”到底怎么个轻法呢?

还是从东阳说起。东阳大队823日率先杀了熊贯益之后,826日又杀了一个19岁的四类分子子女梁先莲。据说这个姑娘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美人,不但人长得乖(漂亮),而且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县剧团曾有意招收她,政审没过关。当地村民说:“可惜生拐在地主屋里,不然是个飞得起的角色。”当年道县农村,女孩子一般十七、八岁就订了亲,20岁之前都嫁了人,梁先莲拍满的19岁了,还待字闺中,这姑娘成份高心气却不低,太褛水的她看不上眼,看得上的,人家又不敢沾她的边。要说一个女崽能够长得这么乖也实在难为她了,要是放在前些年,有得这个资格(姿色),公社当领导的、城里穿可可鞋的都会抢起要,可现在就是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了。人家石秀华石书记,南下干部老革命,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都整得五痨七伤,其他人谁还敢触这个霉头?反过来,梁先莲本人也应当人贵有自知之明,差不多找个人家嫁了算了。她这个样子,有些成份好条件差一点的人家,也会要。老老实实生儿育女过日子,也许逃得过这一劫,至少不会自己惹来杀身之祸,还害得家里人跟着遭殃。这人呐,一旦没得根索子拴着,就容易身子发飘,招惹是非。那年头,成分高的人家,躲在屋里不出门,树叶掉下来怕打破头,都不一定保得住不出问题。她呐,一个女崽,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挣工分,跟着那帮人“造反有理”,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一个牛鬼蛇神屋里出来的,革什么命?梁先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然逃不脱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有人亲眼看到她拿着一个小本子鬼鬼祟祟地跑到道江镇去抄大字报,还有人看见她偷偷摸摸钻进二中参加了“革联”,从二中带着反革命任务回大队搞“串联”。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老鼠舔猫仔屁眼——找死!

对于梁先莲的问题,上关区领导非常重视,(1967年)818日,刘厚善(上关区武装部长)、罗书文(东门公社武装部长)、万光裕(富塘公社植培、“红联”头头)、肖家旺(东门公社植培员、“红联”头头)、何维清(公社干部、红联头头)、左昌赐(上关公社组织干事)等人,专门开会研究过,一致认为,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参加“反动组织”,“进二中接受反革命任务”,是上关区“四类分子翻天”的一个典型代表,必须对其果断措施。会后,由万光裕带领民兵自卫队将梁先莲抓捕归案,关到冯家小学,(当时学校已经停课,冯家小学是上关区民兵自卫队的一个据点。)由肖家旺负责审讯。

具体怎么审讯的,动没动刑,动了哪些刑,由于死无对证,时间又过去了19年,现已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项内容确切无误,就是逼迫梁先莲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活动”和在二中接受的“反革命任务”,并揭发“革联”的反动内幕。我不知道梁先莲到底是怎么“交代”和“揭发”的,但估计她很难交代得令人满意,因为她压根就没有参加过“革联”。为此事我专门采访过一位原“革联”负责人,他说:”梁先莲参加‘革联’的事情我没什么印象,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我们虽然坚持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不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投身文化大革命,但是当时‘红联’攻击我们很厉害,为了避免给‘红联’提供口实,对于农村中四类分子子女一般不接受他们参加‘革联’,主要是在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中发展成员。”

1967825日,区里通知东阳大队派人将反动组织成员梁先莲领回去,交贫下中农处理。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地主阶级孝子玄孙梁先莲“坚持反革命立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据说杀之前,出了一点小状况,几个看押他的民兵觉得,看到这号女崽,哪能个不流口水?看那个头发,看那个奶子,看那个屁股,都关在笼子里了,还透着好大一股子骚劲,就这样白白的杀掉,太过于可惜。几个人一商量,反正要杀的,不搞白不搞。想想从前一起在生产队出工的时候,跟她开一点子玩笑,偷空子摸一下她的奶子,掐一下她的屁股,你看她那个鬼样子,就像要强奸她一样,你不是摸不得,掐不得吗?对不起,这一回,我们不但要摸要掐,还要搞你一个痛快,叫你到阎王老子那里还记得我们。

826日,梁先莲在惨遭轮奸之后,“坐土飞机”上了西天。(梁先莲杀前曾被轮奸之事,处遗工作组曾立案进行调查,因缺乏证据,无法落实,故作出了不能成立的结论。笔者所记是根据原始控诉材料写成,特此说明。本纪实文字原则上不写未经处遗工作组落实的内容,但因此事在道县流传太广,故记之。)

829日,杀地主分子何麟。

94日,杀梁先莲的哥哥梁先琅(26岁)。

910日,杀梁先琅的妻子周平珠(20岁)。像她的小姑子一样杀前也被轮奸,另一种说法是轮奸后被杀人灭口。

东阳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5人,梁家占60%,只留下一个46岁的老母亲和一个3岁不到的小孙子梁月明。人杀后,梁母带着孙子梁月明改嫁道江镇航运公司工人蒋某某,梁月明亦随继祖父改姓为蒋,梁月明这个无缘得到父母管教的孩子,跟着祖母和继祖父在道江镇慢慢长大,他后来的故事叫人痛感命运的乖舛无常和人性的繁复幽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会与读者朋友们好好地聊聊他。

下面,我们到富塘公社五星大队看一看。

五星大队公社化前叫五候村,现在也叫五候村,因村边五老山上的一座古寺——五候庙而得名。《清道光·道州志》记载:唐德宗年间(公元780-805年),名吏阳城被贬迁道州刺使,赴任途中,行至襄阳,有五位童颜鹤发的老人前来迎接,问及何事,曰:唯愿使君能为道州百姓多行好事。问及五老家住何处,曰:“道州城西北五里处。”阳城感谢五老远道相迎,以彩帛五匹赠之。赴任后,问道州城西北五里处是否住着五位老者,旁边的人告诉他,那里只有一口五龙井,并无人住。阳城讶之,亲自前往查访,但见五龙井边撂着五匹彩帛,正是自己所赠。知五位老人为仙人所化,遂立庙祭祀,称为五候。

如此看来,五候庙应始建于唐德宗年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1986年我在道县采访时,到过此庙。岁月的侵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该庙已破烂不堪。庙门是个旧式牌坊,庙里有块断成几截的残碑,上书:“五候庙历唐、宋、元、明以迄于今”。当是清代所立。我对着几已空空的神位,双手合十,顶礼膜拜,没有任何求愿,只是虔诚的祈祷,纯粹的祈祷。

在我看来,五候庙与其说是道州百姓为五位仙人修建的神庙,不如说是为唐代名臣阳城建的一座纪念碑。唐史载:阳城(公元753-805)唐定州北平(今河北省定县)人。唐德宗年间官授谏议大夫,因弹劾权相裴延龄被贬为陕州剌史,后又迁道州刺史,以博学多才,耿介直言而名重一时。阳城迁任道州剌史后,勤政爱民,兴利除弊,深得道州民众爱戴。时,道州年年向朝廷进贡侏儒(称为矮奴),供皇家赏玩,为“道州任土贡”。一时道州以侏儒为贵,更有为父母者,以违背人伦天理之手段,残害亲生骨肉,使之成为侏儒。阳城痛心疾首,立志革除。上书德宗:“臣按《六典》之书,任土贡,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出,只有矮民而无矮奴……”德宗阅罢奏章,终于废除了道州岁岁进贡侏儒的虐政。史称阳城罢侏儒。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一篇脍炙人口的古风——《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市作矮奴年进奉,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意,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道州民,老者少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如今受其赐,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厚道了,太善良了,太容易满足了,一个人只要为他们做了一点好事,就子子孙孙记着他,感激他,歌颂他。

步出庙门,眼前大片的山、大片的水、大片的田畴,置身其间如依偎于母亲的怀抱而回归于婴儿。在这个地方谈论杀人的话题,真的有点不合时宜。

我坐在庙门的石礅上,看着门前空坪上石缝中丛生的杂草,心头一阵恍恍惚惚……

也许是真的得到了五候的保佑,五星大队在文革“杀人风”中,仅杀4人。

1967年)821日,五星大队支部书记蒋龙祥到公社参加“四巨头”会议,回村以后,没有马上贯彻公社会议精神,因为蒋支书认为,公社领导讲的是“调皮捣蛋的可以杀他一两个”,但目前看来,大队上的几个分子还没有发现“调皮捣蛋到非杀不可”的程度,要说“调皮捣蛋”的,贫下中农里头还真有几个,可惜上头又没有开这个口子。当然,这个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因为这是立场问题,话一出口,屁股就坐歪了,屁股一歪就站到了阶级敌人那一边,站到阶级敌人那一边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人民的敌人脑壳就危险了。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活思想,行动就不免迟缓了一些。

一连好几天没有行动。

后来看到别的公社、别的大队杀得热火朝天,公社又打过两个电话来催要(杀人)数字。再不行动就说不过去了。于是,825日,在大队部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公社8·21会议精神。会上,经研究决定杀地富分子胡荣等2人。抓人的时候,却只抓到了胡荣,另一个家伙不知道如何得信跑脱了。蒋龙祥非常生气,指示民兵营长带领民兵追捕。结果还是没抓着。蒋龙祥说:“数字已经(向公社)报上去了,怎么办?再补一个上来吧,报到公社的人数不能少。”经研究决定再杀2个,一个是16岁的周德吉,另一个是25岁的胡荣权,都是地富子弟。之后又杀了一个53岁的中农社员何清明。

杀何清明的情况处遗工作组有专案调查材料。何清明被杀与大队副支书文仕才报复杀人有关,何在“社教”运动中,根据社教工作队的安排提过文的意见,并参加了对文等人“四不清”问题的批判,文怀恨在心,文革“杀人风”中,文仕才借口何清明参加了反动组织“革联”,提出要杀。讨论时,多数支委不同意,但文坚持要杀。此案经过处遗工作组多方查证落实,定性为报复杀人案。

再讲一讲李家园大队的杀人情况。

李家园大队是富塘公社杀人最多的大队,共杀7人,其中自杀1人。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就是这个大队的贫协主席,他是以贫下中农代表的身份担任公社文革主任的。说到杀人又得从821日公社召开的“四巨头”会议说起,支书吴永茂到公社参加会议回来后,于825日召开支委会传达公社会议精神,经研究,决定杀5人。次日,又召开全大队基干会,具体部署,当晚开始杀人。

826日杀4人:地主分子魏正福(男,50岁)、唐原娥(女,50岁)两公婆,地主分子聂连杰(男,44岁)、地主分子陈仰瑞(男,51岁)。

魏正福和唐原娥是“坐土飞机”炸死的。据知情者说:“因为别的大队杀地富,坐了‘土飞机’,所以我们大队开会研究时,支委陈帮学(已故)提出也让他们‘坐一坐土飞机’。当时大队的人没有什么经验,晓不得怎么搞,就把魏正福两公婆背靠背用绳子捆在一砣,中间插一包炸药,装上雷管,牵一根引线出来,就跟修水库炸石头一样,把引信一点燃,结果炸药放得太多了,炸得血肉满天飞,那个场面嚇死人。”

大概是场面过于惊心动魄,接着杀聂连杰和陈仰瑞时,有人动了怜悯之心,提出杀了算了,别“坐土飞机”了。好,不坐就不坐,就用刀砍了。

第二天(827日)又杀两人:富农分子文绍富(47岁)和他的老婆杨月英(45岁)。

本来大队开会研究名单时,没有杨月英。妇女主任李瑞娥带着一帮女民兵把她也捆了来,已经捆来了再放就不合适了,只好一起杀掉算了。

富农分子陈发寿看到魏正福两口子被炸的惨状,嚇得魂不附体,不知道自己哪天被杀,一天到晚神神道道地念:“我留个全尸就好!要给我留个全尸就好!”91日,民兵到他家通知他到大队参加四类分子训话会,一敲门,陈发寿以为要杀他的来了,拿起早已准备好的脖子,上吊自杀了。

829日,富塘公社在李家园大队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扩大会议。这个会议规模很大,有300多人参加,主旨是制止滥杀。会议的召开有两个背景,一, “红联”营江前指牵头,于826日至28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虽然这个会议最后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大会,会后很多地方搞了平衡杀人和补火杀人,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但也有部分区社还是召开了制止滥杀的会议,富塘公社可以算是其一。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6950部队之一部奉命进驻道县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制止杀人,已于829日上午进入道江镇。笔者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从821日到29日,富塘公社一连开了四个会议。前三个是动员部署杀人的,第四个是制止杀人。这四个会议全部是丁天志、唐咸书等人主持的。尽管笔者对这个说法还有一些疑问,但,无论怎么说,829日李家园这次会议应当算是一个制止杀人的会议,至少是一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唐咸书在会上说:“今后不准再乱杀人了,谁杀谁负责。实在罪大恶极的,也要先整材料报上级批准,批准以后才能杀。”

但在会议快结束时,公社文革主任刘安先站起来说:“开会讲的听他那么多,各大队自己考虑,有调皮捣蛋的,杀几个也要得。头发打湿了总要剃,该杀的还得杀,贫下中农同意杀,不要报公社,自己决定。”

会后,立埠等大队又抓紧时间杀6人,其中立埠大队杀3人。

立埠大队在“杀人风”中属于行动比较迟缓的大队,最大的问题出在领导班子比较涣散上。821日,公社召开各大队“四巨头”会议,只有大队长曹发开去参加了。回来以后,一直拖到827日才开会传达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研究杀人名单时,又因为有人思想右倾,没能达成一致,最后决定先将四类分子何告昌、何仁胜两爷崽,还有一个中农何润胜三人关起来,请示公社后再作处理。

没想到去抓人的时候,3个家伙全逃跑了。太明显了,肯定是出了内奸,走脱了消息。这个内奸是谁呢?简直吃了豹子胆,公社领导早就说了通风报信的按“叛徒”论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情。本来要严肃追查,可是一看可能当“叛徒”的嫌疑犯太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查得不好伤了和气,查出问题来又得杀人,也就网开一面了。(至今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给通风报的信。

829日,公社在李家园开会,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制止滥杀的会议,公社领导在会上讲了立埠逃跑的三个坏东西,两个在梅花落网,一个被清溪的民兵抓住,要大队去领人。与会者一阵哄笑,搞得立埠大队的干部感觉到很有点颜面扫地。开完会,把人领回来以后,当天晚上,支书何富胜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3人。由于公社领导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罪大恶极一定要杀的,要先报材料,开会时大家都不吭声。大队贫协主席何能昌看到这帮人一个个怕死不革命的样子,心里有气,就站起来说:“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字,杀!他们不逃跑还可以宽大,逃跑了抓回来的,还留得么?你们怕负得责,我来负责,以后要作检讨我去作。”既然贫协开了口,还有什么可说的,当晚,便将3人杀害,抛尸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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