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遗漏的分队长

   我在这个农场服刑近15年,而这位分队长代表政府对我直接改造了近五年时间,如果这篇谈论顶头上司的文章将他遗漏,将是对我个人历史不负责任的疏忽。

   他是我所在中队的二分队分队长,也就是这个分队唯一的国家干部。前文写到的张队长是三分队分队长,这两个分队因距离中队部较远,便另行成立了伙食单位,但行政关系仍隶属中队部。后来三分队撤销,张队长也调到了二分队管水稻班(也就是我所在的班)。这位不可遗漏的分队长管旱地班。后来两人关系日益紧张,水火难容,只好又将张队长调回中队部(三年后我也调去),二分队就由他一人掌管。

   经过我仔细回忆筛选比较后可以认定,在我身边停留过的众多人物中,这位队长便是全世界对我恨的时间最长而又恨得最深的一个人。当年劳改时,在我身上堆积如山的贬义词,绝大部份都是他不辞劳苦粉刷上去的。我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他没有文化,贬义词汇在脑袋里存储量不大,翻来覆去都只是那几个老调重弹,因此杀伤力不大。如果他具备前文提到的管教股长那个档次的文化素质,在五年的朝夕相处中,不断用一些鲜活的贬义词作为添加剂来饲养我,即使我死里逃生未被气死,也得变成个精神病患者。

   他是河南人,和蔡队长一样,他也是一位转业军人,不同的是这位队长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资格,蔡队长却是四川解放后才参军的翻身农民。这队长的左眼虽有眼球却无视觉功能,剩下的右眼也是个次品在那儿瞎凑合。但他经常向犯人们炫耀说,他当兵时枪法极好,有百步穿杨之功。可我认为凭他那似有似无的视力,未必能在20公尺内射中一头大象。这些对他的贬义词当年我一句也不敢说,只能让它在自己肚皮头烂掉。

   他特别喜欢别人给他拍马屁,而且对马屁的“浓度” 要求也极高,其实某些马屁的高浓度按物极必反规律已接近讽刺挖苦,显然已为一般人难以承受,他却怡然自得让拍马者继续拍之,有时学习讨论会偏离讨论主题甚至开成对他个人的“竞拍会”, 他也就趁状此机会大过“马屁瘾” ，反正他就是这 方寸之地的“皇上”。

旱地班有个50多岁的龙姓犯人,绰号叫“马屁博士”(此绰号是我取的),这队长十分喜欢他。他可以在发言中说这样的话：“我们的队长论资格论能力当场长也当得下来,只是他愿意留在最艰苦的基层才没有上去……”这时被马屁滋润得十分舒服的队长的脸上，会泛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似乎在表达“知我者,龙犯也”的感受；“马屁博士”或者换个说法：“我深深感到,能够在我们队长这样高水平的领导下进行改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这位队长在总结时便会说：“龙犯能认识到这些是不错的,可总有那么一两个不安心改造的家伙在下面捣鬼……”这时他的脸便会转向我坐的方位,而那只瞎凑合的眼睛正对着我咄咄逼人。

   只要中队里出现一点问题,大一点的如捕回了逃犯,小一点的如逮住偷吃生红苕的反改造分子,肯定得开一次批斗会,对过失者施行捆绑吊打之类的“大力挽救”(在劳改队,这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我觉得大力二字用得很贴切),批斗中这位队长会示意极积份子发言,喝令被斗者交代出幕后支使者,这时的队长最希望被斗者吐出的名字便是张谋,如果未能听到,他也会在总结训话时指出：“我们知道这背后有黑手,有摇鹅毛扇子的……”这时他的脸又会转向我坐的方位,而那只瞎凑合的眼睛又会对着我咄咄逼人。

   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张队长调来之前和调走以后。按理说他们俩都是贫苦人出身,都没有文化,都热爱毛主席,完全有可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可偏偏势若水火互不相让。这位队长强调“抓革命”,张队长注重“促生产”；这位队长管旱地班盼望天晴,张队长管水稻班希望下雨；张队长在会上说：“张谋的劳动表现不错。”这位队长在会上讲：“我们要注意不能让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其表现似乎证明了“江山不可有二主”的古训。由于他讨厌的张队长对我的认可,益发增添了他对我的敌视,这个可能性我认为也是存在的。

   这位队长有时候也似乎很快乐,比方说在大背毛主席语录的日子里,他每每会指定一些和他文化程度相当的半文盲站出来当众背诵,如果背错一字一句,将会被认为是篡改或者故意歪曲最高指示的政治错误,这种压力会压得背诵者战战兢兢,声音颤抖，头上冒汗。此时这位队长会按亮手电筒,其光柱直射在背诵者的脸上,以便在这股强光的帮助下,让他那只瞎凑合的眼睛,欣赏到背诵者那张因惊恐而变形的脸,而这位队长的脸上,也就会泛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狞笑。按常理,像这位队长这类没文化的人，对于犯人中没文化的人,在背诵语录这类高难度的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应该有点恻隐之心,但他却以能蹂躏文盲同类为一种精神享受; 这就像有文化的冷面管教股长，以能蹂躏我这个也认识方块字的人为乐一样; 这些完全异乎寻常的实例,也许能给心理学家提供一个研究课题。

   这位队长最令我恶心一件事,我在那篇《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考虑到读过它的人不多,今天再简要地复述一下。

   那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这个以文化冠名的大革命,实际上是神州大地上一场最为野蛮的血腥演出,连开国元勋们都能被捆绑吊打“喷气式”等等肉刑折磨至死,更不用说我们这些被称为死有余辜的犯人了。那是秋收大忙季节的一个深夜,劳累了一天的犯人在睡梦中突然被一个排左右的“战斗力”(按劳改犯又称为“劳动力”的公理推算)包围,他们一脚踢开寝室门,喝令犯人们滚出来并呜枪示警,列队完毕后由率队者宣布今晚将执行机枪点名。将接受“机枪点名”的一共是八个犯人,他们依次从犯人丛中呼出,站定后,身后会出现一名“战斗力”,该“战斗力”猛一弯腰伸手抓住受刑者的脚踝,防不胜防的犯人直挺挺地扑倒在地头破血流。然后对该犯压在地上施以五花大绑,再用棕绳缠成的鞭子猛抽猛打。这个工艺流程将反复三至五次,直至犯人头破血流进入垂死挣扎的状态时才罢休。此刻率队者会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判决书,在手电筒的照射下,用充满革命激情的嗓音念读出该犯的滔天罪行,最后八个字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便掀他站在一旁等候“机枪点名”。

   我本人是第六个将被“机枪点名”者,暴打中被打掉牙齿一颗,下巴颏上摔开一条四个分长的口子流血不少,至今留下一条永不消逝的伤口。

   当八个死刑犯被宣判完毕,众战斗力便拖拽着有的吓昏,有的吓瘫的死刑犯到地坝边,我是唯一一个自己走去“刑场”的,当我刚刚站定,身后便传来几声枪响,接着听见众战斗力高呼：“同志们,我们占领了XXXX高地,冲啊!”便向几公里以外他们的营房冲去了。

   不一会,住在中队部的卫生员来到现场,为这八个遍体鳞伤的“幸存者”处理伤口,伤势最重的并不是打断了手臂或打断了肋骨的人,而是吓得发了疯的那位60多岁的老年犯人。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20年,已经服刑了近19年……,不过以后的喜怒哀乐,对一个疯子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毫无疑问,这幕精彩的武打戏的总导演是我们这位队长,当卫生员为我们缝合伤口时,他竟然在一旁自言自语地说：“咋搞的?我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哇。”事实上,这又吼又闹外加鸣枪的热闹都发生在他家门口,平常能捕捉犯人悄悄话的他竟然会不知道? 不过这件事并不应该归咎于他。 实际上据我事后分析，这次行动应该是通过了农场最高领导的认可的。这应该是当时的对劳改农场实行军管的解放军，为了锻炼士兵的“对敌斗争”的意识，为了培养士兵对“阶级敌人”下狠手的实战经验，便用我们正在服刑的犯人作为活靶子，用无缘无故地折磨毒打，乃至假枪毙真射伤这种毫无人性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培养刽子手的罪恶目的， 比之于日本战犯用中国人作毒气弹实验等罪行，其本质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