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4)

谭合成

卷四

第二十四章  杀人冠军蚣坝区

蚣坝区位于道县东部，区政府所在地蚣坝圩距县城21公里。该区是道县杀人的区冠军。文革期间，该区辖蚣坝、兴桥、小甲三个公社；1986年我们赴道县采访时，辖蚣坝、兴桥、小甲、上关四个乡。据处遗工作组介绍，蚣坝区杀人的最大特点是时间集中，手段残忍。1976年8月23日到8月30日，除蚣坝公社的鲁草坪大队因地处深山，没有接到通知派人来开会，故尔没有杀人外，全区59个大队八天时间共杀1054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1.98%，约50人杀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四分之一强。之后又零零碎碎杀了30人，整个杀人事件中，共杀1074人，另外自杀122人，合计1196人；其中枪打145人，刀杀442人，沉河90人，炸死21人，投岩洞137人，活埋130人，棍棒打死68人，绳子勒死4人，火烧死37人，其他致死121人，灭门46户。杀人手段门类齐全，残酷之极，亦为全县之冠。

蚣坝区杀人如此之多，后果如此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布置，层层动员：区里召开有区委副书记、区武装部长、“红联”司令、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公社召开有公社书记、公社武装部长，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 革命会”，大队召开贯彻执行区、社会议精神的“研究会”……形式不同，实质一样，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揑造“敌情”，煽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甚至布置杀人任务，下指标。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会议是怎样召开的。

（1967年）8月20日傍晚，蚣坝区武装部长杨衍生从外地回来，刚进区公所大门，就见区“红联”政委、区团委书记叶成虎沿着走廊跑过来：“哎呀，杨部长，你回来了，可把我给急的。上午郑(有志)指挥长打来紧急电话，要你明天务必赶到营江开会，军分区和6952部队的首长要来。”吓，这可是比什么都要紧的头等大事，杨部长心里自然十分明白，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做事最讲究稳重，为了给年轻干部言传身教做个表率，故意漫不经心地答道：“知道了。”叶成虎见杨部长答得轻慢，更急了：“郑指挥长对我们区迟迟没有集中民兵行动起来很不满意，你看怎么搞？”杨衍生说：“急什么？鸭子煮到锅里，你怕它飞起了。找郑书记、何司令他们来商量一下吧!”叶成虎赶忙把革命亮相干部区委副书记郑际田、区会计区“红联”司令何昌学找了来。四个人坐在区公所门边的大樟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开了个简短的碰头会。杨衍生分析了当前阶级斗争的种种新动向后说：“我明天要去营江开会，你们在屋里大胆搞。尽快把民兵集中起来……不组织民兵就要吃亏，不能走在敌人后面，越快越主动。”郑际田接着表示：“组织民兵无非就是要点钱粮，这个问题由我负责。”叶成虎年轻，说话血气方刚：“不把民兵组织起来，要是也让人家把枪抢了，那还有什么搞头！贫下中农都会骂我们有枪保不住，岂不成了饭桶脓包。”郑际田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思想很乱，有必要召开一个各公社负责人和武装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杨部长，你看怎样？”他把眼睛看着杨衍生，按照党内职务，他在杨之上，但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支左，杨衍生是武装部线上的人，自然也就成了区里的实际掌权人。见杨衍生点头认可，郑际田又问：“是不是明天就开？”杨衍生说：“郑书记你就决定吧。”何昌学是当会计的，对会计工作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些，他建议：“考虑到集中民兵需要钱粮，明天的会议最好叫各公社的会计也参加。”“好、好!”大家一致同意了。

召开一个集中民兵、动员杀人的大会就这样简简单单酝酿通过了。

 第二天(8月21日)由郑际田主持，在蚣坝公社召开了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干部、群众组织头头会议。郑际田在会上，大肆渲染和传播了郑家大队的杀人经验(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些谣言)，向各公社布置了组织民兵的具体任务。区“红联”副司令（兴桥公社会计）王盛光接着讲话，他说：“现在，我们与‘革联’已经不是组织与组织的问题了，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是延安和西安的关系!现在地富很嚣张，与‘革匪’遥相呼应，要暴动，要进行阶级报复。梅花区有个四类分子抢枪被搞掉了，郑家也杀了四类分子，我们不能落后!现在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他杀一个、两个，越快越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最后，叶“政委”讲话，他首先带领大家学习了几段毛主席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把他打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只有土地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参加革命战争，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接着说：“刚才郑书记、王副司令讲得很好，很全面，现在是贯彻执行的问题……我们蚣坝区的各项工作从来都是不落人后的，大家要当好革命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 ，回去以后要贯彻好会议精神。”

8月22日，小甲公社率先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贯彻区会议精神，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隆久有感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传来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经开会研究过了，现在打电话来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奎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第二天（23日），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里。这是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被害者。

同一天（22日），杨衍生从营江开会回来，路过兴桥公社，在这里碰上了郑际田、王盛光。王盛光问杨衍生：“听说二区（车头区）的四类分子搞暴动，让贫下中农干掉了？六区（月岩区）、八区（四马桥区）的贫下中农也行动起来了，开始杀地富。”杨衍生说：“二区的事我倒是没有听说，不过六区、八区确实已经行动起来了。清塘廖家一个晚上就干掉了6个坏东西。革命形势喜人啊！”王盛光又向杨衍生汇报：“我们区金星大队反革命分子杨贵清前不久进了二中，现在回来了，扬言要带几个脑壳回二中去，贫下中农要求搞掉他(查无此事)。你看怎么办？”杨部长答复：“群众要求搞掉就搞掉，但是不要开大会，开大会影响不好。”郑际田说：“杀只鸡给猴子看，可以的。”王盛光领到尚方宝剑，立即通过兴桥公社武装部，指示金星大队的民兵将杨贵清捆起来，并于当晚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批斗后，谎称将杨贵清押送县公安局劳改，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按照王盛光等人事先的指示，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在此插叙一段兴桥公社金星大队的杀人情况。金星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29人，在整个蚣坝区只能算中游水平。杨贵清史该大队的一个中农社员，不是什么四类分子，据查杨贵清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有人诬告他参加了“革联”。杨贵清虽然是上级领导点名要杀的，但因为有些秘密处决的味道，杀了以后大队上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对金星大队的杀人行动影响不大。

（67年）8月24日，兴桥公社武装部长杨友道和公社“红联”司令王盛光等人召开全社大队干部会，煽动杀人。会后，部分公社干部下到大队督促杀人，但是没有到金星大队，致使该大队“犹豫观望，行动迟缓”。8月27日，兴桥公社又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会议，通报杀人情况。金星大队收到了批评，支书杨盛满、大队长何中兴等人参加会议返回大队后，立即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讨论，认为“别队杀得多，我队杀得少，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决定“迎头赶上”一次性杀23人。被杀对象大多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也有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贫下中农。杀人的时候，一个名叫杨修凤的基干民兵（20岁）一口气杀18人，浑身被血染红，还问：“（杀得）有（够）不有了？还有没有要杀的？”

之后，杨盛满、杨辉吉等人又报复杀害贫农社员三名：杨平新（20岁）、杨平庆（18岁）、杨平畅（16岁）。

该大队杀人的最大特色体现在最后杀的一个五保户身上。9月3日，该大队已经杀了28人，公社也传达了上级指示，不准再乱杀人了。这时四队的贫下中农却突然发现了一个现实问题，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就忘了杀孤寡婆子何宣翠呢？她已经吃了好几年五保，给生产队增加了很大的负担。这家伙是个富农婆，早拉出去搭在一起杀掉就好了。现在怎么办？有人提出还是要杀，杀了好减轻生产队的负担。但是上面已经开口不准再乱杀人了，说是谁杀谁负责。四队队长一个人不敢作主，召开全体贫下中农开会讨论。群众的意见还是杀了的好，已经杀了那么多，也不差她一个。队长说：“既然群众讨论通过了，那就不要伸张，悄悄地拖到后面山上搞掉算了。”于是安排几个基干民兵去执行（这是要记工分的）。当晚，几个民兵到了何宣翠家，把她从床上拖起来。何宣翠问：“这么晚了，你们牵起我到哪里去？”一个民兵幽默地答道：“看你老人家一个人过日子确实太作难了，生产队决定送你到一个好地方享清福。到了那里，你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

几个民兵把何宣翠拖到石山塘，用马刀砍死，挖坑埋了。

这件事好像做得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直到这次处理工作中才被清查出来。

回过头我们再说8月22日杀了杨贵清以后的事。当晚，王盛光摇电话给何昌学，通报搞掉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何司令”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打电话给小甲、蚣坝两个公社，指示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搞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杀人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标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要求每个大队把“调皮捣蛋的搞掉两个”。紧接着，全区三个公社和几乎所有大队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兴桥公社还专门派出公社干部下到各大队督促杀人。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于出工，可以拿到最高工份，还可以分“浮财”。一时间，杀人成了社与社、队与队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杀了人，唯独公社眼皮底下的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该大队在8月24日开会讨论贯彻公社“革命会”精神时，有人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杀只猪还要批张杀子，杀人恐怕也要有个文才行，是不是等一等，等上边来了文，再动手也不迟，反正四类分子已经圈起来了，跑不脱的，迟杀几天也没关系。二是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以后派工就作难了，好些事没得人肯去做，还有修桥铺路等义务工也没有劳动力好派了。加之该大队几个分子平时逆来顺受，喊东不敢走西，实在表现不错，“雷公不打笑脸人”，小甲大队的干部群众感到下不得手。另外，据说小甲大队还有一批人站到“革联”一边，唱对台戏。这样一来，思想就统一不起来了。公社主任杨盛芳和武装部长廖隆久几次三番给大队负责人打招呼，进行教育，仍然不见成效。特别是8月27日，小甲大队接到公社督促杀人的电话后，治保主任周文光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杀人问题。周文光说：“公社已经来过两个电话了，说什么也得杀他一个两个。”可是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没通过。个别大队干部甚至说：“公社要杀，就让他们来杀，我们不杀。”公社领导气坏了：“他老母亲的，老子的眼皮子底下，不允许出现‘土围子’!”于是，杨、廖等人于8月29日召开了一个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廖隆久说：“别队都杀了，你们怎么还不动？全公社对你们都有意见。”公社秘书杨庆奎说：“定时炸弹埋在公社的边上，这还了得！你们到底杀不杀？你们怕动得手，就把人捆好，我们派自卫队支援你们。”第二天，干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由廖隆久亲自带队，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帮助他们“革命”。杀人的场面也很壮观：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请他们坐“土飞机”。

笔者不敢想象被杀者在导火索咝咝燃烧时的恐惧，也不敢妄自揣摩杀人者欣赏杰作时的心态，但我们在19年后听该大队的一位老人回忆当时的惨状时，仍然周身发寒——“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廖隆久命令民兵们上去用锄头、马刀一顿乱砍……人散后，一群群乌鸦飞来，哇哇叫着，争相啄食飞溅到树枝上和草丛中的人肉……

这种杀人方法，刚开始叫“坐土飞机”，后来因其极具震憾力的视觉效果，又得了个更富艺术性的称谓——“天女散花”。在此需要郑重声明的是，这些“专用名词”，包括此前出现过的和今后还会出现的另一些“专用名词”，都不是笔者的创造，而是这些行为实施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奇思妙想，天知道花费了多少灌饱了红薯稀饭没处发泄的精力!

小甲公社在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237人，其中被逼自杀33人。

该公社杀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火线入党”，凡是预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律要上火线，刺刀见红，“经受阶级斗争的洗礼”。该公社精华大队，杀人不算多，一共只杀了13个（自杀1人）。8月22日，精华大队支部书记蒋上代、民兵营长蒋先启等人参加公社的“革命会”回村以后，当晚就召开大队干部会传达。会上决定把本大队的地富及其子女关起来。第二天（8月23日）又召开社员大会，讨论杀人名单。当晚开始杀人。先后杀了10人。

9月7日，公社开会制止杀人。散会后吃中午饭，公社党委宣传委员张光亮端着饭碗来到精华大队干部身边说：“你们大队怎么搞的，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何清友是地主分子、三青团的分队长，张芝成是特务，杀十个不如杀他一个，你们大鱼不抓尽抓小鱼！他们是定时炸弹，到时候要爆炸的。”听到领导的批评，精华大队的干部当即就在饭桌边开了一个临时支委会，决定回去以后，马上将这两枚“定时炸弹”引爆了。张光亮等人听了非常高兴，连声说：“这就对了，千万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迷惑了。”并要求全社10名预备党员都要到场接受考验。其中一个年轻的女预备党员，胆子小，不敢杀人，就用马刀在死人身上舔了一点血，回来验刀。结果被人揭发了，差一点没入成党，硬是把转正期延长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