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自由这样的字眼

          差一点使我流出泪来一一

          你要是有我的经历，

          就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美) 休斯∶《自  由》

 相识与相交

  1958年3月,我这个被反右斗争折腾得精疲力尽的所谓极右份子,终于被四川省南充县人民法院判处5年管制送劳动教养,到了劳教队以后, 首先集中在自贡市上田坝进行了一番认罪服法遵守劳教纪律的学习,历时十余天。其间我留下最深刻的记忆是,不论开饭点名,总之只要集合站队,必得在一位有音乐细胞的劳教份子指挥下,齐声高唱当时最流行的政治歌曲,歌名叫《社会主义好》,其中有一句是“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让我们这群右派唱着歌儿来作践自己,我相信在场的管教干部一定有一种特殊的快感。

        我们这个刚刚成立的劳教单位,全称为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筑路二支队, 这里汇集了大约8、9千名劳教份子,甚中右派占65%左右,其余35%,则是偷摸扒骗奸之类的坏份子。经过10天左右的入监(应为“入教”)学习,便从自贡出发,开赴到云南省盐津县,那里有一条内江至昆明的铁路等待我们去修筑。

        我所在的中队番号为201中队,也就是筑路二支队一中队的简称。这个中队全都是依法剥夺了政治权利的管制份子,不像其他中队那些没判管制的劳教份子,他们比我们高一个档次。人们能感觉到的档次也仅仅体现在选举权上, 据说是在法定选举日那天,劳教公民们将领得一张印有5、6个人名的小字片,他们用自己神圣的选举权,在这些陌生的名字中,选出几个看起来比较顺眼的人名,然后在这个名字的上方,画一个圆不圆都无所谓的圆圈。以此证明他仍然是有权利决定领导人的一个公民,甚至是国家的主人,我希望这些劳教幸运儿在画过圆圈以后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管制中队里的“非公民”劳教份子,平均年龄比有公民权中队的劳教份子高得多,因为其中绝大部份人多多少少有点历史问题,例如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青帮红帮之类,当然是一般成员。众所周知,那些反动党团会道门的所谓骨干,在前几年三反、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关的关杀的杀,早己失去了在反右运动中“跳出来表演”的机会。

       那时,我刚满24岁,在这个中队里已属于小老弟层次,队上却还有一个被我称为朱老弟的,他才22岁,不排除年龄因素在起作用,我和他交往较多。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和他都爱好文学,背包里都带有几本爱不释手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的交换阅读摆谈读后感之类的人之常情,便成为我们友谊的添加剂, 虽然刚刚经过的反右运动，已经让我们吃到过友谊二字的苦头，但友谊的甜头毕竟魅力万千，一番审视以后，我终于和他成了知根知底的好朋友。

       到达盐津后,我们住在有20户左右人家的一座小镇上,那里有一条江,名叫横江,我们从早到晚站在江水里淘洗河沙,以备用于铁路上的混凝土。

                           朱老弟起根发脉  (四川土话，相当于来龙去脉）

        中央在综述右派份子特点时曾经指出,他们出现在那些“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这位朱老弟的正式学历却仅仅是初中一年级,很难和知识份子四个字嫁接,又有人在右派份子四个字前面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 而朱老弟的袒父正因为在“世袭贫农”的位置上呆了几代人,才痛下决心令他这个长孙背上了书包。祖父去世以后,朱老弟的父亲再也支撑不了朱老弟的学杂费用,在对着他父亲的灵位叩头三响表示惭愧以后,就让朱老弟辍学在家,令他干些农活以便日后继承父业,当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此时的朱老弟已养成了学习习惯,不断从他原来的老师那里借来些书籍,利用空余时间阅读,除了因为买不起灯油家里不准他夜间阅读以外, 像朱老弟骑在牛背上看书,母亲煮饭时他负责烧火对着灶堂的火光看书,他父亲也从不干涉。

       1949年冬,位于四川中部的朱老弟的家乡解放了,朱老弟见到了威武的解放军,听到他们高亢的军歌,在得知这支军队是替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以后,朱老弟只恨自己年纪小个头又不高,难以参加进去。后来部队开走,接着又来了一些穿灰制服的干地方工作的同志,他们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其中有一位姓张的北方人,经常找朱老弟的父亲谈话,了解一些他们村里的情况。在家里,他常常看见朱老弟抱着书本阅读,似乎对他产生了些好感,也顺便问了问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父亲告诉他：“家里没钱供他上学,只得让他在家放牛割草做些农活。”又说：“前几天这娃想去当兵,解放军嫌他小,没要他,他还大哭了一场。”

        几个月后,清匪反霸工作结束,工作同志纷纷离去,行前这位张同志特别到朱老弟家与他父亲话别,正准备起身离开之前,看见打猪草回来的朱老弟,张同志摸着他的小脑袋说：“快快长,长大了跟叔叔一起干革命。”这一句多少带有点逗孩子味道的话句,朱老弟却当成一句严肃的承诺,深深地嵌入了他的小脑袋里。

        一年多以后,也就是1951年,朱老弟终于熬过了15岁的生日。有一天,区上召开一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据说要枪毙五、六个恶霸地主,朱老弟和几个小伙伴步行20多里,前去看热闹。那一天场镇上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朱老弟也兴奋无比,更使他兴奋无比的是,大会上作报告的竟是摸过他脑袋的张同志,也就是今天人称张书记的区委书记,这时朱老弟下定了决心,要找张同志也就是曾经自称要和他一起干革命的叔叔兑现他的承诺。

       在区公所,朱老弟没费多大力气便找到了张书记,张书记笑盈盈地问他：“你为啥要参加革命?”朱老弟斩钉截铁地回答：“为了我们穷人翻身求解放。”张书记的笑容更加灿烂,说出一个好字却立刻打住,继续问道：“你父母同意了吗?”朱老弟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反正你说过你要带我参加革命的。”张书记沉思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回去跟你父母谈一谈,他们同意了再来找我”。

       三天以后朱老弟便成了这位张书记的通信员。

       所谓通信员也就是送送信叫叫人顺便打洗脚水倒洗脸水，照顾一下这位三十岁出头仍然单身的书记的个人生活,剩下的时间朱老弟不外乎看报读书写字,张书记也很支持他的业余学习。朱老弟更是感到一种如鱼得水的幸福。

       看来张书记对朱老弟这个出身好,历史清白,爱好学习平常又寡言少语的小伙子印象不错。1955年,张书记结婚后,调到县委组织部任部长,19岁的朱老弟也被这位部长推荐到宣传部当了一名干事,成为工资级别23级的国家干部(多年以来,我们国家党委机关的干部和政府部门的干部似乎都叫国家干部)。作为宣传干事,朱老弟也开始给省报和地区报纸投寄些报导农村新气象的稿件,偶尔也有几篇刊登出来,县级机关的同事竟有人戏称他为青年作家,朱老弟虽然口头上不承认,内心深处仍然有一股甜滋滋的暖流在涌动。

        其实这股甜滋滋的暖流并非来自距离遥远的青年作家的桂冠,而是他和在县妇联工作的一位同龄女孩最近才明确了的恋爱关系。这位周姓女孩在学校里的绰号就叫“周美人”,就凭这不同凡响的绰号你就可以把他和银屏上任何一位楚楚动人的窈窕淑女挂上钩,如果她那一口顽固不化的土腔土调稍微有点可塑性,去报考一所电影学院或戏剧学校,那些负责招生的老师肯定不会吝啬他们的给分。

        一年以后, 已到婚龄的一对“郎才女貌”,按当年的婚姻程序向组织人事部门呈交了结婚报告, 像他们这种历史清白,家庭出身也还可以的人当然顺利批准,便决定在十月一日国庆节,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婚礼。婚礼也真正的举行得空前隆重,用隆重二字的原因是一对刚参加工作的小不点共青团员的婚礼竟然由县委组织部长主婚,宣传部长证婚,加上统战部团委妇联工会办公室的一、二把手,率领他们的众多部下,几乎倾巢出动济济一堂。众宾客一致称颂新郎新娘是才子佳人的完美结合(“文化大革命”以前,才子佳人还不是一个贬义词)。这场婚礼也成为县级机关未婚男女仰慕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