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9)

谭合成

卷四

第二十九章 要活命就得变成野兽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被逼外逃人员有688人，这些人曾经被诬为上山为匪。他们到底是怎样刀口逃生，怎样逃亡，外界一直是个谜。笔者在道县采访之初，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特别希望从他们的嘴里得到道县大屠杀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照我们主观想象，688个大活人人还在心不死，采访这方面的情况，应当是最为简便的事，可是大谬不然，大多数逃亡者被吓破了胆子，不敢乱说乱动，或者不善于表达，嗫嗫嚅嚅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讲得最多的话就是，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平了反，让我们重建家园。也许我们走的路子不对，我们从乡政府出来，走进大队书记的家门，然后由大队书记或处遗工作组的成员陪同“接见”这些外逃人员，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提问才好，更不用说深入采访了，常常是谈过几句之后，双方就感到无话可说了。也许外逃人员中不看场合敢于乱说乱动的人并非没有，但是人们不希望他们破坏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不提供我们见面的机会。我们只好另辟蹊径，通过私人关系，与这些人暗通款曲。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先打开缺口就在蚣坝公社，在这里我们采访到了三个逃亡者：一个摘帽右派，一个小学教师，一个地富子弟。下面是他们的口述实录。

许振中，摘帽右派，退休老师，男，63岁（1986年）。

那个时候，只要任何一个大队干部甚至贫下中农开句口，谁谁要搞掉，那他的脑壳准保不住。

我原来在道江镇东阳小学教书，1957年，帮助党整风，领导上动员我给领导提意见，我讲了几句真话，其实也没说什么，你想，既然是提意见，总不能全部都讲歌功颂德的话吧，实际上我也讲了好多歌功颂德的话，附带着讲了几句提意见的话，就被划成右派，开除公职，遣送回家。67年那场动乱中，我也在“搞掉”之列的，幸亏命大，跑得快，才保全了这条性命，总算得了今天这个好结果。要是像村里那几个地富在家死捱，这会骨头都打得鼓了。

我所在的蚣坝大队第四生产队，是1967年8月24日晚上开刀的。事情来得很突然，在这之前，看不出有什么迹象。

那天白天，我割了一天禾，腰酸背疼，我体质弱，原来是当教员的，干农活本来就比不过人家，可是又不能比人家少干，比人家干得少了那也是个不得了的事情。要是哪个说你不好好劳动，抗拒改造，就要挨批斗。只能拼老命拼命干，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架子都散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我有个80岁的老母亲，耳朵背，平时打雷都听不见。当天晚上，民兵来喊门时，我睡得死猪一样，我母亲耳背，都没听见，所以就没开门。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擂了一阵门，见没动静，以为我们不在家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跟平常一样，早早地赶到田里，我从遣送回农村起，一直就坚持出工比别人早一点，收工比别人迟一点。我刚割了一行禾，贫农李发顺挨到我身边，一边割禾一边挤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喂，老庚(道县有结老庚的习俗，湖南其它农村也有，一般多为青少年男子，同年所生，脾气相投，互称老庚；结为老庚后，谊同兄弟，相互帮助，很多老庚，及至老年尚来往密切。后来，同年所生，关系不错的人也互称为老庚。)，晓不得你留心没有，今天割禾，有哪些人没有来。”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平时出工总是来得最早的几个“分子”，其实大多数都是些子女，不见了。李发顺又悄悄地说：“昨夜晚搞了一夜……你要及早打主意哦！”说完，他就走到一边，干活去了，再不理我。

这时候，我心里打鼓一样，不知道怎么好。

中午回家，我母亲也已经听到了杀人的风声，她对我说：“桂兴（我的小名），一个人死要死个明白，像昨晚上，把人象抓笼鸡样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就埋在窑眼里，太不抵了！你还是快跑吧，不要让我这个80多岁的人倒过来给你送终。”我听了这话，眼泪水往肚子里倒流。对于老母亲，我内心是有愧的，我们家本来是响当当的下中农，家里不是很有钱，为了送我读书，不知吃了多少亏，怪就怪我嘴巴上缺个把门的，自己领来一顶“帽子”戴起，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得老母亲成了“四类分子”家属，跟着做人不起。我老母亲听到说昨天晚上，大队上把二十几个“分子”，其实大部分都是子女，抓去了，押到村子后背的钻子岭上，往一眼废窑里一推，用稻草点了一把火，熏一阵子，再把黄土一盖，就埋掉了。她老人家很为我担心，催我赶快逃命。我从打成右派也有将近十年了，经过反右，又见过“五风”那个场合，知道厉害，心里想，这一次恐怕是真的要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四类分子”了。虽然我被遣送回乡以后，一直老老实实改造思想，表现得也很好，但是我知道那没用，被杀了的那二十几个人，哪个表现不好？一个个老实得阿弥陀佛。他们大部分是子女，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分子”，逃得了初一，逃不过十五。我晓得杀人也一批一批的，就象当年反右一样，右派分子也是一批一批宣布的。看来只有逃跑这条路可走了，逃出去，被抓了，由政府判了死刑，也比在屋里被活埋了强。我就安慰母亲说：“放心吧，生死有命，我既然逃过了昨晚那一关，幸许能有条活路。”心里已经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样同社员一起出工，不露声色地割禾、扮禾，一边寻找逃跑的机会。一直没有机会。快收工时，我趁别人不注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我的一个侄儿许家兴身边，说：“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没有力，你先走一步，等会在路上来接我。”他说：“好。”收工的时候，我故意担着一担湿谷子捱在后面，捱到天渐渐黑了。我侄儿送完一担谷，打倒回来接我。他接过我的担子，我问他：“队里有什么动静没有？”他说：“没什么动静。”我装做身体不舒服的样子，叫他先一步，自己到沟里洗了手脚，四顾无人，就不顾一切，转身钻进一座茶树山，拼命地向深山里跑。

我在山里躲了一夜，第二天盲无目的赶路，慌慌张张心里没个主张，只晓得要跑得越远越好，翻过丰村大岭，来到小甲坝山冲里。连续两天没命的奔跑，我又累又饿，只在路上挖了几个生红薯吃了。饿得实在不行了，想冒险到山外去找点东西吃，刚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的一个本家兄弟许振思，他也是逃出来的。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下山弄点吃的。”他说：“去不得！山下到处是岗哨，对来路不明的人盘得很紧，不要去自投罗网。”他逃出来时，身上带了点过鬼节（阴历七月半）打的粑粑，就分了一点给我吃。说也奇怪，人吃了东西，又多有一个人在，心里就安了许多。我们商量了一阵子，决定一同躲到江华他妹妹家里去。有了个方向目标，我们行动起来，就不像刚开始那样，象个无头苍蝇到处乱窜。我们昼伏夜行，过了大河（潇水的一条支流），绕过大坪岭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到江华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见了我们，一个民兵朝我们开了一枪（鸟铳），我们扭头就跑，结果被冲散了。

冲散以后，我独自一人继续逃命，在山上乱走了一阵，又在笋冲园的荒山野岭上睡了一晚。我搂着一把纵树毛睡在一棵大树下，那滋味，不亲身经历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的。虽然是刚刚立秋，但晚上山里已经很冷了，寒冷、饥饿、干渴、潮湿、孤独、蚊叮虫咬……还要时时提防毒蛇野兽的袭击和民兵搜捕。我因为太累了，居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睡了一阵子，又在恶梦中惊醒，醒来以后吓得半死，一看没什么事，又赶紧继续逃命。由于和许振思冲散了，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妹妹家是去不成了。我像梦游一样，慌不择路地在荆棘和灌木丛中穿行，浑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惫不堪，荆棘划破了我的皮肤，留下一条条血痕，幸亏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厚，还不致于将衣服挂得稀烂。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所服从的是否是我自己的意志，我象一只被鞭子抽打的野狗，受本能的驱使，拼命地企图穿过那些无法穿越的深山密林。有时我碰到了野猪和豹子留下的脚印，我非但不害怕，反而产生了一种与其他动物接触的亲切感。只有一个感觉像烙铁一样烙着我的心，我总觉得，有人在追捕我，我看不见他们，却深信不疑他们是存在的，而且就在附近，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面前，拿着马刀，举着鸟铳，向我开枪。我甚至根本没想过，我犯了什么罪，他们凭什么追捕我，相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逃犯，他们追捕我是天经地义的事。一种尖利的、无孔不入的声音总是在耳边响着，听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只觉得浑身发抖。我觉得我已经濒临绝境了。一个逃命的人，只有变成一只野兽才能自卫。他必须完全抛弃文明所赋予的一切东西，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才有避开危险的可能，才有在深山野岭中生存下来的可能。

在山里窜了两天，我逃到了江华县的竹营寨。这时，这里还没有杀人，也没有民兵巡逻盘查,我一摸口袋里还有几块钱和一点粮票，这是准备逃跑时带在身上的，就在街上剃了头，吃了东西。但是那时候，出门在外，都要大队、公社开证明，没有证明寸步难行。在这深山瑶寨，举目无亲，吃没有吃的，睡只能露宿荒野，我一下子灰心了，心想，长此下去也不是个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家门口去，做个鬼都离屋里近些。俗话讲：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我就返身又黑心回丰村大岭。我扯起一根长棒子，背起一把管草，装做上山打柴的样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到地主子弟朱贤厚几兄弟，他们也是逃出来的。一看就晓得，又没背铳又没背刀，慌慌张张，狼狈不堪，一眼就认出来了，绝对不是民兵。于是便与他们结伴同行。他们几兄弟看到我年纪大一点，又是读过书的人，都向我讨主意。可怜的天啦，我哪里有一点主意！连逃跑都晓不得往哪里逃好，只是觉得几个人在一起心里安些。

下午两点钟的样子，我们在生产队出工时，队上也没有哪个有钟有表，都是靠看天估计时间，大河大队十几个民兵牵着狗，扛着鸟铳，背着马刀，带着号，又来搜山。发现了我们，就追。我躲到柴草里，躲过了。朱贤厚几兄弟逼得走投无路，就跪在地上，向他们求情：“我们都是安分守纪的本份人，跟你们一样都是受苦的，没有享过一天福，也没有吃过一天剥削饭，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硬要抓我们呢？求你们放了我们，我们会一辈子记你们的恩情。”搜山民兵说：“你们投降吧，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我们不杀你们，只把你们送回去。”朱贤厚几个人见告饶求情不顶用，把心一横，站起来了，手握着纤担说：“反正我们是要死的人了，你们硬要抓我们，就拼了算了。”他们几个兄弟也跟着喊：“拼了算了！”一句话把那些民兵吓住了，就放了他们，一路吹着号，下了山。

朱贤厚几兄弟脱身后，拼命地向深山里跑。我因看到他们有反抗行为，害怕招来更多的民兵搜山，不敢去追他们，就朝另一个方向，赶紧逃跑。就这样，我们又冲散了。朱贤厚几兄弟后来是生是死我不知道。我自己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丛中，晚上藏到石灰窑里，饿了吃生红薯，渴了喝山泉水，足足在山里熬了半个月。到了9月13号，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咬着牙，偷偷摸摸跑下山，找到蚣坝公社金鸡洞大队下河洲村我表哥家里。悄悄地敲开门，我表哥一看吓得一跳，想不到我还活着。开始表哥害怕，不敢留我，表嫂心好，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总不能在我们家推出去送死。”经表嫂劝说，表哥勉强同意我留下来。白天躲在表嫂房里，晚上到表哥的杂屋过夜。躲了几天，我看着表哥人都瘦了一圈，怕太连累他们了，就要走。表哥说：“不是我不留你，出了事，只怕我们都会被一起杀光。”离开表哥家，我又躲到兴桥公社许家大队我叔叔许修德家。那时候杀人风已经没有那么凶了，再加上我屋里的几个亲戚都是贫下中农，所以还躲得下。只是有时间我叔叔气不顺的时候骂我：“你好好地端着公家的铁饭碗，不知好歹，还要提意见，找死！要是我能端你那个铁饭碗，要我天天嗑头都做得。你呀，生在福中不知福，都是自找的。”我呢，只要叔叔不赶我出去，除了拼命地跟着骂自己，还有什么多话可说。可是没想到农历八月二十（阳历9月23日），我叔叔家娶媳妇，我被我们大队一个前来吃酒的人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我们蚣坝大队前来捉人，说我上山当了土匪。幸亏叔叔这边生产队有人给信，我躲在阁楼上的柴堆里才得逃脱。叔叔这里也住不成了，我只好又逃出去，逃了几个地方，到10月初，杀人风开始平息，我在县城工作的妻子得了信来接我，我这才历尽千辛万苦被妻子接回县城。这个时候，47军6950部队已经进了道县，道江镇这里绝对不允许随便抓人、杀人，我这才算保下了一条命来。

我后来了解到，我逃跑以后，大队上竟有人说我是上山当土匪了，还派人搜捕过我。还有好多像我这样被追杀得东躲西藏，流落荒山，无处安生的人也被一些人说成是上山当土匪，聚众顽抗，并总结成材料上报，广为传播。真是天理何在？天良何在？旷古奇冤，欲哭无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