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年，林丹汗被满洲人所败，林率10万人马西退，一路溃不成军。1633年春，林丹汗来到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分师几路，驻鄂托克、乌审旗、杭锦旗、达拉特草原，自己则亲率察哈尔近卫军驻准格尔旗。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即汗位的继承人，也是血统的传承人。因此，他的军队既领有白纛(国旗)，又领有花纛(军旗)。林丹汗权盛一时，一到鄂尔多斯，便把额璘臣的济农(副统帅)免去，并将额璘臣的母亲挟持到军中，挟持鄂尔多斯部，号令蒙古各部。

　　鄂尔多斯是蒙古草原上黄教(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中心，又是成吉思汗陵的圣地。林丹汗在与满洲人争锋失利后，意识到黄教对蒙古社会及蒙古族的发展有害，开展了一次灭佛运动。这次灭佛，直接导致了林丹汗的政治失利。当右翼三万户起兵反对林丹汗时，额璘臣就坚定地站在反叛者一边。林丹汗驻准格尔期间，多数时间住在黄河岸边的察汗固少召(即喇嘛洞)。察汗固少召，一面临水，三面临渊，是个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就是因为林丹汗住在这里，供奉九足白纛，远近的蒙古族群众都要朝拜，固喇嘛洞才被称为察汗固少召(白旗召)，这便是喇嘛洞被称为察汗固少召的由来。林丹汗在这里发号施令，先是令人烧毁了鄂托克旗阿尔寨山上的召庙，又令人将供奉在各旗的成吉思汗八白室(陵寝毡包)集中到一处，带离鄂尔多斯。这遭到鄂尔多斯蒙古人的强烈反对。迁移供奉在准格尔旗扎拉谷(贾浪沟)的三白室时，就发生了暴力事件。林丹汗一意孤行，他来到准格尔召，对准格尔召进行大规模破坏，很多喇嘛不愿受其驱使破坏召院，便纷纷躲了起来。林丹汗进到大殿，手持马刀，来到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起马刀要砍掉佛祖的腿。躲在佛祖身后的一名高尼尔喇嘛惊恐之下，发出一声惊叫，林丹汗受惊，马刀落在地上。随从们以为是佛祖发出的怒吼，吓得倒地就磕头。林丹汗也惊恐不已，当晚即病，竟自不起。由此，准格尔召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刀不入召——不论何人，地位高下，也不论兵器长短，即入寺先弃刀械。

　　林丹汗离开准格尔，西去青海，病情一日重于一日，遂听从大臣建议，将移走的八白室又送回鄂尔多斯原地供奉，以求圣祖庇佑。三个月后，林丹汗病逝。蒙古帝国最后一位可汗西去，蒙古帝国也由此衰落，直至分崩离析。

　　林丹汗去世多年后，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莅临准格尔召，成为准格尔召史上的一件大事。仓央嘉措的生死历来是政治之谜。但这一记载的发现，使仓央嘉措几百年来道死青海的说法成了悬案，也打破了仓央嘉措遁入阿拉善的孤证之说。他在听到林丹汗在准格尔召的所作所为后，曾私下里对弟子说：可汗是被准格尔召的喇嘛吓死的。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皇帝巡幸准格尔时，也听说了林丹汗灭佛之事。当晚，康熙在忙完军务后，决定改变行程，不再向准格尔西地深入，而是转进达拉特，途经贺德勒苏莫召，将《古文观止》原编赠与该召。如沿此方向深入，康熙将与鄂尔多斯最大的召庙王爱召相遇。次日，康熙在行进到达拉特旗吉格斯太时，再一次改变路线，又折向准格尔宿亥图。这样，康熙就避开了鄂尔多斯草原、也是藏传佛教最大的两处召庙。其后，康熙亲临汇宗寺，使多伦淖尔的宗教地位迅速超越鄂尔多斯。这便是政治家的谋略。就在这个谋略推进正酣之时，康熙却出人意料地把刚刚驯服的噶尔丹准格尔部的降众安置在鄂尔多斯左翼前旗，这是准格尔旗旗名的由来。两年后，康熙改张家活佛为章嘉活佛，并准许将章嘉活佛的家庙建在准格尔旗巨合滩，因是康熙御赐而建，民间又俗称康熙庙。黄河涨水，活佛家庙一夜就飞过黄河，落在了托克托的庙滩，这才有了托克托县飞来寺的传说，有了康熙庙会飞的传奇。后来，康熙皇帝赐其驻锡之地却在多伦汇宗寺……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政治大手笔下，准格尔已深入到清王朝的核心战略中……

　　需要提醒的是，康熙从鄂尔多斯离去不久，就在蒙、藏草原上大力倡导藏传佛教，并且给予空前绝后的优待。十年后，蒙古族男子出家为僧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一个风暴般席卷过世界的马背民族，“消失”在青灯黄卷之中，而一个庞大的清王朝正喷薄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极盛的封建帝国。

　　很多年后，我们聆听着马背上的歌谣，古老的套马杆，像一缕滑落到手中的风暴的游丝，曾经烈马般的草原，寂寂无声。失落过成吉思汗马鞭的大地，却再也寻不到马鞭的主人。

　　千里纵马，万里雄风。那些魁梧的、喝下一条河酒量的、能把大地撂倒的蒙古汉子，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马头琴，或许是他们的另一个草原、另一个故乡吧。（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