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37)

谭合成

卷四

第三十七章  县委组织部长指示杀人

道县文革杀人期间任中共道县县委组织部长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冲击，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作为“犯过错误的当权派”挂了起来。“革联”8·8抢枪之后，“红联”总部从县委大院退守营江，一批受“红联”控制（或曰保护）的领导干部随之疏散到道县各地农村。王安生就是这些干部中的一员，他到了清溪区青口公社团结大队。团结大队是王安生搞“社教”时蹲点的地方，他跟这里的干部群众很熟，这里的干部群众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特殊时期，能到这样的地方暂避风浪，确实是一件让人心情愉快的事情。虽然王安生这一次来青口，远远不如前一次那么风光，但团结大队的干部群众还是认他这个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颇为流行的民谣说得好：鸡是鸡来凤是凤，凤凰落毛不如鸡；有朝一日毛长起，鸡还是鸡来凤还是凤！王部长就是这样一只脱毛的凤凰。

（1967年）8月中旬，王安生来到团结大队，先在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家住了三天，后被青口公社副书记周书接到庙头三队老贫农何文扰家住，和周书两人同住一间房子。王安生来大队时，大队尚未出现杀人问题。以后大队先后两次杀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扰家。

8月21日，青口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会议，贯彻上级领导的精神，说是又要杀地富了。团结大队派去参加会议的民兵营长何昌锟、贫协主席蒋先富、治保主任郑三喜回来后，向支书何家生做了汇报，当晚即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杀地富分子何靖东、魏永成二人。(据处遗工作组查证，杀何靖东、魏永成时在8月21日公社武装部长李敬学主持召开的杀人动员会上决定的。)

8月23日上午，杀何、魏时，王安生和周书都在这个大队 。梅花公社社长何昌金是青口庙头人，正好回家休息，当时，潇水涨水，何昌金到河边看洪水，看见王部长和周副书记也在这里，连忙接到家里。泡上茶，点上烟，摆上红瓜子，刚坐下来不久，就见民兵营长何昌锟等人赶来报告：“王部长，今天我们大队要杀两个坏分子。”王安生点头笑笑，说了一句他平时最爱说的口头禅：“那好！那好！”何昌锟等人风风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们喝杯茶再走，何昌锟摇摇手说：“等一下来喝。”茶水还没凉，何昌锟等人又来报告：“两个坏东西已经干掉了。”王安生又是点头一笑，又说了一句：“那好！那好！”

9月4日，团结大队在大队小学校的大厅屋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参加的干部会。周书和王部长列席会议。周书首先领读了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方面的几条语录。据与会者回忆大概是这么几条，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条是“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一条是“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着要民兵自卫团成员、大队贫协主席蒋先富介绍外边阶级斗争的经验。听了蒋先富的介绍，与会的干部和党、团员一致认为：我们大队太保守了，必须迎头赶上。特别是几个团员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着要杀（阶级敌人）。治保主任郑三喜、大队长魏在华就杀地富反坏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杀就全部杀光的意见。王安生坐在门边，笑眯眯地抽着香烟，看到贫下中农被充分地发动起来，他的心里非常欢喜。具体定杀人名单的时候，怕泄密，又把会议缩小范围转移到四队后面的广山里去开。广山里会议上定下了杀19个人的大盘子。

9月5日，19个对象无一漏网，被干净彻底消灭。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滩去，路上碰见了郑三喜。郑三喜看到王安生高兴得很，问：“王部长，你看我们干得怎么样？”王安生说：“你们的会开得很好！干得不错！这问题是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

王安生从王家滩回到庙头以后，房东何文扰在王的住房边碰见王安生。何文扰问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杀？”因为昨天杀人的时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杀掉了，老贫农人老心慈，觉得杀地富天经地义，杀子女是不是有些过火了，想请教一下王部长。王安生回答说：“子女能不杀当然最好不杀，问题是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敌人，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的。”

另外据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队（该大队文革“杀人风”中共杀7人）的基层干部揭发，文革杀人期间，他们曾就杀人问题请示过王（安生）部长。当时正是大屠杀开始的时候，该大队和附近几个大队均未开始杀人，宜山坪大队支书唐芳明问王安生：“王部长，有的地方在开始杀地富了，我们大队也想杀几个可不可以？”王安生说：“哈，你看不到呀？群众要求杀就杀吧。不过你们的动作要快，再迟可能就不行了……”该村第二天就杀了4个。此事1968年47军6950部队和道县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揭盖子学习班”上，经检举揭发并当面对质，王安生本人当场低头认罪。

但是这次处遗工作开始以后，王安生对以上问题全部否认。道县处遗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组成“王安生同志问题专案调查组”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认定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问题因当事人死亡而难以认定。如此看来，笔者的这段记录似乎有悖于本文写作的基本原则：所写内容，必须是旁证者众口一词，当事者供认不讳的。王安生死不认账，怎么能写上呢？但笔者手上有一份1968年“揭盖子学习班”留下的检举材料，白纸黑字记录着，在这个学习班上，王安生与其他当事人当面对质并低头认罪的情况，这——能不能认为是王安生已经供认不讳了呢？至于以后的翻案说词有多大的真实性，尽可见仁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