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2)

谭合成

卷五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担我担承

关于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样督促杀人的，我们想用一名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口述实录作一个回答。因着偶然的机会，我们采访到了他。我们不想把他称为杀人凶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琐，身材瘦小，一身脏兮兮皱巴巴的衣裳，毫无生气的脸上透着病态的焦黄，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们。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杀人，甚至能杀人，更不用说还曾威风凛凛地掌管生杀大权！他那绝非伪装的朴实憨厚，你会以为是那种只会被人杀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杀人时是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的贫协主席。当时，刚刚被牛斗伤了腿，伤在大腿那里，在家休养。走路一颠一颠，痛得跐牙咧嘴，可还是忙上忙下的给我们端茶递烟。脸上的表情很紧张。在我们再三“不要紧张”的劝慰下，他才心有余悸地说了起来，话一说开，倒有点收不住的架式：(赤坝塘大队杀人情况在祥霖铺区不是最典型的，只能算中下游水平。根据处遗工作组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典型案例应当出现在下面这些大队：祥霖铺公社朗龙大队（杀30人）、达头山大队（杀45人，其中自杀1人）、岑江渡公社先锋大队（杀21人）、田广洞大队（杀22人，其中自杀5人）、审章塘公社红日（送洲）大队（杀33人）、红岩（葫芦岩）大队（杀30人，其中自杀7人）、新车公社祥乐福大队（杀20人，其中自杀3人）。遗憾的是，这些大队有些笔者无缘采访，有些采访了但当事人对杀人的细节又记不清或者不愿意多说，只讲个大致过程，虽然血淋淋，但却干瘪瘪。只有周光召不但记性好，更难得的是讲得特别生动。比如处遗工作组的相关材料上，关于赤坝塘文革杀人事件的内容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1967年8月28日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杀13人。该大队杀人行动受8月25日公社会议（公社副书记莫坤镇主持）影响，同时与上渡民兵指挥部有关。原大队副书记唐绍光、民兵营长唐绍功、贫协主席周光佑负有重大责任，但周光佑应负主要责任。建议：周光佑开除党籍，唐绍光、唐绍功免登。”如果不是周光佑的讲述，又怎能了解到其中还有那么丰富的内情。)

文革杀人那阵，我在祥霖铺区岑江渡公社赤坝塘大队当贫协主席……那时候，乱得很，各地起了舆论，四处刮风，一天好几个消息传到村子里来。有人说，清塘公社有个生产队，三十来户人家有二十户地富，二十户地富先动起手来，把十户贫下中农都杀光了。有人说，全县好多村子都杀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夺了枪，要血洗道县。风声越刮越紧。阳历8月26日，我们公社开始杀人，15个大队有13个杀了人。我们没杀。天天有来鼓潮的，某大队杀了几个，某大队又杀了几个，我们怎么还不动手？那个时候讲究的是依靠贫下中农，我是贫协主席，就喊拢几个大队干部议了议。我问他们：“别个大队都杀了，我们还没动，你们说怎么办？”大家心里都没底，谁也不做声。支书周永斌看到支委没来齐，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齐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开会时，我出了个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来，关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请示，上面喊杀就杀，上面不开口就放。”

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书和周家的周发亭、唐家的唐绍功，他们两个，一个是大队长，一个是民兵营长，一同去公社请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干部黄仁义，三个人问他：“黄同志，杀人的事公社有什么指示。”黄仁义说：“外面打烂了十面战鼓，你们还以为是鸡啄簟盘！赶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动手杀。区里派了突击队下来督战，你们落到后面去了！”

这天中午，我正睏午觉，唐绍功闯进来，把我从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区里民兵司令部来人了，骂我们是怕死鬼，你看怎么搞法？”我说：“既然来人了，还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来再说。”我一边穿好衣服，一边要他通知贫下中农开会，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个时辰，唐家仓库后坪上，贫下中农来齐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个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关到仓库里。我看到富农子女唐寿娥手上抱了个两、三个月的毛乃崽（婴儿），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齐后，由支部副书记唐绍光组织骨干讨论，看杀谁不杀谁。他提一个名，大家讨论一个，举手通过。本想只杀几个应付应付上头。可是那个场合下，气氛一下子紧张得不得了。我们这个大队有三个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们唐家的人就维护唐家的人，我们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绍志第一个提了周家的富农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举了手。周家的人没有一个人作声。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没有一个人做声。你要杀我队里的人，我就要杀你队里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个，周家也要出一个。我一看那个场合，就晓得了，要么一个杀不成，要么就全部杀光。最后决定12个全部杀。

接着开宣判大会。区里民兵司令部派来督战的民兵队长是我表哥，我请他讲话。他呢，因为走了一上午路赶到我们大队，我们又没有招呼得好，没安排他吃饭，心里有气，借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讲，要我讲。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红宝书来，那时候没得红宝书办事不成的，先读了几段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下面的我现在记不全了，我不识字，但那时候，那厚的语录本还是背得几百条。我接着讲：“今天的会主要是杀地富，不杀他们我们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见是同意杀！”我不会讲话，讲了几句，没得词了，说了声“完了”，就站到一边去了。

接着就是宣布死刑名单……开完会，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绍功研究，人杀到哪里去呢？我们两个扯了一气，开始打算杀在岑江河对门山上，一想那里是赶闹子必经的路，怕人；杀到河里，又怕把水搞脏了；上面大队杀人，把人丢下河里，尸体流下来，烂在我们这边的坝子上，臭气熏天，我们还跟他们提过意见。扯来扯去，定在周家对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决定唐绍功安排船过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两个押一个，不能让跑脱了。

周家对面山上那块地方原是个老坟场……茅荒草深，学大寨开了几块梯田，种了些油茶树，稀稀拉拉，长得还没有茅草高。驾船过了河以后，我们选了一块靠山顶的草坪，把地富牵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与地富面对面站了，两个对一个。有鸟銃的站在前三排，我们大队过去和别个大队搞过械斗，家家户户都有鸟銃，后来民兵又制了一点。拿梭标、木棒的站在后面两排。还有些看热闹的也自动站在了后面。安排好后，我哥哥周光保手发软，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边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干民兵，就和唐绍功站在第一排，枪口对准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寿娥突然哭起求情：“你们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有个三个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几遍，对这个喊，又对那个喊，可是，那个时候，谁还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声口令。

我的手也发起抖了，鸟铳上的鹅公嘴费了好大的劲才扳开。一排开完枪，从两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开完枪，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标、棍棒一阵戳、一阵打，接着一窝蜂的人又用石头砸了一阵……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场摆了，浑身稀软的，累得要命，一头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乱跳。那个心情，就像做了强人（土匪）一样。刚躺了一会，听得门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没有死，已经站起来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来，跑到门外，看见周永斌（支书）、周发亭（大队长）和治保主任唐绍木几个人正在动员民兵去补火。好话讲了一箩筐，就是没人肯去。他们几个见了我，又喊我去。我说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没去。他们几个只好亲自过河去补火。唐绍木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搞过，山歌子打得好，他一个人走在最前面，边走边唱：

叫你杀，你不杀，

叫你夺（戳），你不夺（戳），

千斤重担我担承……

他们补火回来讲，过了河，看见毛家屋场的毛田拐在土里锄红薯草。周永斌就对他说：“田拐老头，那边坡上有几个没搞死的地富，你去给我敲死了，大队给你五块钱工钱。”那个时候，五块钱作得蛮大的用。毛田拐是个老单身公，去过朝鲜，是复原军人，胆子大，家里又穷，听得这个话，二话不说，扛起锄头就去了。上到山上，确实还有几个没断气的，在那里哼。他就一锄头一个，把没死的都敲死了。他还从死人身上解下两条汗帕，拿回家去。我们这里有个讲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长寿。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过河到大队部，打了张条子领了五块钱。（这张条子1986年还存放在处遗工作组的档案材料里。）

哦，你问那个嫩毛毛？那个没得哪个打，没得哪个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没打。放在山上没有管，当天晚上，还有人听得哭声……

后来，我就出去工作了，在东昇机械厂当炊事员。这一次清查一开始，刚刚学习了文件，我就主动找到厂党委坦白交待了。

厂党委派专人送我回大队，参加了20多天的学习班。因为我不在，大队上的人把责任全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那不行，要实事求是！我找到他们，当着工作组的面，一项一项讲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们的，一五一十都讲清楚。还有什么不认账的！谁不认账都不行。说记不得了，都是假话，这种事情，哪么会记不得呢？我记得一清二楚，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哪个敢不认账？后来，工作组的同志还对我表示了感谢，协助他们把我们大队的问题，来龙去脉都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