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深知，振兴经济仅靠理财、节约一条腿走路不成，还必须与开源相结合，而在某种程度上，开源比节约更重要，而开源的关键就是大力发展生产，没有生产的发展，没有收入的提升，理财就成了无源之水，节约也持续不了多久。而当时农业生产基本还是靠天吃饭，因此，营修水利，减少灾害是关系到丰收与否的关键。为此，雍正三年（1725年）冬，雍正命允祥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把发展生产的重任放在了兄弟的身上。知弟莫若兄，雍正的这一任命，绝对是知人善任。这不仅在于允祥对水利并不陌生，康熙时他就曾多次扈从考察水利工程，而且在于允祥是个不怕吃苦，尽职尽责的人。接到任命后，他不避风寒，跋山涉水，实地勘查，从疏通河道，筑堤置闸，开引河渠，开挖入海直河，到区域田土疆界等大事小事，都详细规划，有条有理，一丝不乱。

        首先，从设置机构入手。经奏准，设立了营田水利府，将直隶诸河分为四局管辖，各设专员，负责疏浚河渠，筑坝置闸，区分疆亩。允祥数次亲临指导，修河造田，辟荒地数千里，募民耕种，经划沟縢，使千里之内，化作良田万顷。

        其次，亲自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允祥是个实干家，他治水的特点是多到实地考察，然后做出因地制宜的决策。因此，总能收到不错的效果。比如，据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编的《丰润县志》记载，为治理丰润西北部的天宫寺、牛鹿山、铁城坎等地方的水害，允祥实地勘察后指出：对积水处“或疏泉、或引河、可种稻田数百亩。”并指导说，要在河的沿岸修筑堤防，多设水闸，根据水旱情况及时对河水加以存蓄排泄，这样就可以在沿河两岸拓展出无数水田。再如，丰润县南部毗邻渤海，水源充足，允祥从实际出发，要求开凿水渠，使水源相互通联，互相调剂，无雨之际，能引水溉田，农作物无干旱之患；逢雨多时，则田内水达于沟，沟水达于渠，渠水汇于河，河水归于泊，可保农田无水涝之灾，从而避免水患。

        第三，教京畿农人种植水稻。针对北方有些水源丰沛地区的实际，允祥提倡种植水稻，提升土地产量，不让水流白白浪费掉。可当时北方人不善耕作水稻，为解决此问题，他特意聘请南方农民教北方人耕种，提升其管理水平。在他的支持指导下，雍正五年（1727年）直隶水稻获得大丰收。欣喜之余，没料到又遇到了新问题，因以吃面食为主的北方百姓，吃不惯稻米，使得水稻丰收，却很难卖出，砸在了手里，如果销路问题不解决，会损害百姓利益，而且会影响今后的种稻积极性。为此，允祥又奏请政府拨款按价收买，保证了农民的收入和种水稻的积极性。因治理京畿水利有功，雍正特写下诗句赞曰：“经理度之需赞画，畴咨水土奏丰穰。”“淤流通外成膏壤，田垅开时养稻粢”等。

        第四，在治理北方水利的同时，允祥还密切关注着江南的情况，当得知“江南水道，自河淮而外，多致浅塞”后，便奏请修复江南水利，并依据资料和实情，指导规划，督促检查，使东南数十州县河流疏畅，灌溉便利。比如，对苏州太湖和大运河航道的治理，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国家聚集了大量的物质基础，而且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利国利民，既有短期效益，又有长远谋划，深得雍正之心，难怪允祥去世后，为表彰其福泽于民的功绩，雍正特下旨，允许在他治河兴水的地方，直隶（河北）、南京及苏州一带立祠纪念。这就是后来白家疃、苏州山塘街普济桥畔等地建有怡贤王祠的缘故。

        允祥年轻时就随父皇康熙多次视察水利，查勘河渠，雍正后掌管水利，亲力亲为，再加上善于动脑筋，使他成为了一位既精通治水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水利家。道光年间，吴邦庆将允祥治理畿辅水利时，所上奏章进行了收集整理，编辑成《怡贤亲王疏钞》，并将其编入《畿辅水利丛书》中，可见其在治水方面的地位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