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祥有许多过人之处，而最为人称道也是他人最难及处，首先表现在他居高不傲，谦抑为怀，不追名逐利，严于律己上。

        雍正一朝，他位居高位，做事万千，成绩斐然，深得皇帝嘉许，但每获嘉奖，面对白花花的银子和令人眼红的美名，都不为之心动，力辞不受。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按康熙时分封皇子为亲王之惯例，雍正帝赐允祥钱粮23万两，他辞谢不受，最后不敢违圣命，勉强收下13万两；雍正又仿父皇康熙对待其兄裕亲王福全之例，令其支用官物六年，允祥又是坚辞不受。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以总理事务之功，加封其一子为郡王，允祥仍然是辞而不受；八月，命加俸银一万两，辞之不允；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又命增加仪仗一倍，其以逾礼辞而不受；同年因为皇上选陵址有功，赐予中吉之地，又以造化不到固辞。允祥不但不要皇上赏赐的东西，还把皇帝赏赐的东西保留起来，留给皇帝急需时用。雍正说：“朕每年加赏亲王俸一万两，吾弟悉封贮未动，遗言嘱其福晋及诸子曰：皇上所赏当铺及我之产业已足敷尓等之用，此历年所赏奉银可仍旧缴进，以备皇上赏赉之需。”做到拒绝钱财的就不多，能做到把已经属于自己的钱财，再拿出来的就更微乎其微了。

        允祥的过人之处还表现在“敬谨持身，廉洁立品”上。可以说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他早年就有诗句云：“勤俭昭淳俗，劳思爱古风”（《恭读御制耕织图诗》）；“纯诚自是承欢本，仁厚端为受福基”（《恭贺兄雍亲王寿》）。其府宅外观宏广，而内草率不堪，连妒忌他的年羹尧都不得不暗下折服。在为雍正选择陵址的过程中，他费尽辛苦，往来审视，常至昏夜始进一餐。就是在其病重时，雍正欲每天前来临视，他也再三恳辞，并旬月间拖着病体前去入见，就怕皇帝前来探视，劳顿费心。为表彰他的这种精神，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皇帝曾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予他，并逐字解释云：怡亲王“公而忘私，视国事为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是其忠；“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是其敬；“精白一心，无欺无伪”是其诚；“直言无隐，表里如一”是其直；“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是其勤；“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渲漏”是其慎；“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是其廉；“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得弊周知，智愚立辩”是其明。雍正认为本朝大臣能做到“忠勤慎明”四字者尚多有之，而做到“诚敬直廉”四字的就只有怡亲王了。并云：对怡亲王来说，此八字并无一毫过量之词。

        允祥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的善于与人合作。一方面他能够听取合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绝不以王爷的位子压人，搞唯我独尊，颐指气使那一套；另一方面他善于调动合作者的积极性，不争功邀赏，而是常在皇帝面前替合作者说好话。这些凡与其合作过的人都深有感触，连雍正帝也说：“王谦冲纳善，诚信交孚，其在户部也，则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筹划清厘，和衷共济；其营水田也，则与大学士朱轼相度指示，合志同心。”又云：王“公正持身，温和处众，端方率属，慈厚待人，”使“同事者悉受成全教导之功。”

        允祥之所以这样低调，不张扬，温平处事，有他性格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皇太子之争事件受牵连后，他冷静分析自身处境的结果。他深知位卑的无力，但更知位高的危险。他看到了那些强势者的下场，于是他选择了韬光养晦，不恃宠逞强的人生哲学。允祥当时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时刻保持着清醒，不但没有被荣华富贵冲昏头脑，反而更加谨慎，绝不放过任何细节。譬如，他从不在自己家里接待外臣，以免带来猜忌和提防。再如，连雍正都说：允祥“凡有进启王之书札物件，一物一字皆不隐朕，呈送朕览。将物件必求朕择而收之，朕留一二，其余发出者，王仍还给本人，一物不受。其字启呈进朕览处，亦不令一人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