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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9)
送交者: 芨芨草 2016年12月11日17:28:5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9)

谭合成

 

卷五

第四十九章 最后一个殉难者

 

听了专案组同志关于仙子脚区杀人概括的介绍后,我问:“听说上坝大队杀了一个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来之前,我们在县里查阅材料时,得知道县杀人事件最后一个遇害者是桥头公社上坝大队的中农何余祥,但究竟为何被杀,怎样被杀的,材料中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到桥头公社重点要采访的除了万人杀人现场会之外,就是这件事情。这封刀一杀不弄清楚,我们对道县杀人事件的采访就无法画上一个句号。

专案组的同志听我这么一问,笑了:“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事。何余祥是‘乱杀风’中最后被杀的一个人。他们叫‘封刀’。杀了这个人以后,‘杀人风’就算彻底停息了,以后再没有杀人。实际上这是一桩典型的谋财害命、杀人强奸案。何余祥是(1967年)1017号被杀的,这个时候,道县的‘乱杀风’已经基本平息。476950部队是829日进的道县,到9月下旬整个道县基本上就不怎么杀人了。杀害何余祥的两个主谋,一个是大队长易长进,一个是民兵营长唐贵庭。唐贵庭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的兵,恶习很多,他与何余祥过去为一些小事结过仇,想乘这个乱杀人的机会搞报复。正好大队长易长进想要侵占何家的房子。两个人一商量:再不动手就没得机会了。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在马鞍桥的凉亭屋用鸟铳将他打死了。杀了何余祥以后,易长进不但霸占了他房子,还强奸了他的老婆……在这之前,这两个人还多次参与该大队的杀人活动。特别是唐贵庭,他在829日,参与杀害了地主分子唐广厦,当晚又伙同另外两名杀人凶手易长正与刘大钧把唐15岁的女儿轮奸了。”

听了专案组同志的介绍,我们提出想去上坝村采访一下当事人。专案组同志说:“这两个已经逮捕法办了,具体关在哪里,我不太清楚,你们回县里一问就知道了。你们要去上坝村采访,那里离这边有蛮远,路也不好走。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今天在区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们想办法弄辆车,送你们到上坝水库,从那里到上坝村很近。”

专案组同志的这个建议其实很不错,当时我们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时间还早,所以还是坚持马上动身去上坝村。专案组同志看到我们这个态度,就想办法帮我们借了两部自行车,告诉我们骑单车两个小时可以赶到。他本来也想陪我们一起去的,由于只借到两部车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们的下怀,这段时间我们的采访,多数由专案组同志引领陪同,一方面给我们的采访增添了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缺乏自由度的采访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像两只翅膀开始长硬了的小鸟,跃跃欲试地试图体验单飞的滋味。

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沙石简易公路,我们骑车去上坝村。骑单车对我不是什么难事,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远,每天都要骑四、五十分钟的车上下班,一口气骑下来,根本不觉得累,速度还蛮快。可是这回才深刻得体会到沙石简易公路和柏油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骑出去没多远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张明红,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想起当年当知青时,担一百多斤的担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粮站送公粮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叹,人变“修”太容易了。骑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两个大腿根也被车凳磨红了。山路却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们只好采取上坡推车步行,下坡骑行的办法继续赶路。这一招还真管用,马上轻松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这样走走骑骑、骑骑走走,花了大概有三个小时总算到了上坝村。进村一打听,不巧得很,支书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们顿时傻了眼,接头的人不在,找别人,又不当家理事,作不了主。一个我们在很多地方采访遇到的情况,在这里同样也遇到了:被害者遗族对我们有戒心,尽量地回避我们;基层干部对杀人情况或者记不清楚、或者说不清楚;杀人责任人要么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要么干脆躲着不跟我们见面。说来说去,对杀人情况了解得最清楚地还是专案组的同志。我们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得的就是这么个结论。张明红感叹道:“看来,哪条路子上来的人,就只能走哪条路子。‘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阵。”

这时天色已然向晚。山区的夜晚来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绛红的霞光降临到都庞岭上,观察它瞬息万变的色调确实是一个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峦如此雄浑、淳朴,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风,纯净得你找不到一丝一毫罪孽的痕迹。从群山中吹来的凉爽的夏季风,鼓进衣服里,浑身的汗马上收尽,但两条大腿却痛得更厉害了。没有办法,还得赶回去,至少得赶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来。”我对明红说。

“怎么样,走不动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张明红看着我,嘴角含着一丝诡异的笑纹,“还是看我老张的,这附近有个桥头林场,我们到那里去想办法。”

张明红不愧是“地头蛇”,桥头林场的领导看到记者站张站长来了,热情得不得了,马上杀鸡置酒款待我们。我们也真的饿了,顾不上讲太多的客气就大吃起来。大块鸡、大块肉倒是很对我的口味,但是那个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那么打头,当时我并没有多喝,尽管场里的几个干部轮着劝酒,我还是把着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劲很快就直窜头顶。这酒肯定有问题,有可能是那种劣质的假酒,奇怪的是他们喝起来都没有我这么强的反映。也许是他们喝惯了。也许是我太娇贵了。酒足饭饱,月上中天,几位场长留我们在场里过夜,我们坚持要回区里去。场里就派了一部吉普车送我们回仙子脚镇。

上车的时候,我的头脑还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车在盘山公路上三晃两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铅似的沉甸甸的,有些发胀,还有些发痛,但还是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了。这时候,车子突然停下来了,车灯的光柱里照着了一只野兔子。他们几个人跳下车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车上感到膀胱胀,有小便的要求,也跟着下了车。其实夜半三更整个公路上就是我们一辆车,下了车扯脱裤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见一样,想躲到路边一块黢黑的阴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个阴影里走去……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从背后将我拉住:“小谭,你干什么?”是张明红的声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试图挣脱他的手,他却把我拉得更紧了,连小便都不让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车,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脚区的旅馆里醒来时,已是第二天中午。张明红哈哈大笑着走进来:“来,来,我们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阎王的鼻子,差一点我们今天就要给你开追悼会了。”看着我茫然惊讶地眼神,张明红告诉我,昨晚他们几个人下车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来还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见了,这时候,他一回头,看见我正向悬崖边走,连忙大声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听见,急得他跑着追过来,就在我走到悬崖边上还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桥头林场的司机讲,那块悬崖下面有十几丈深,一脚踩下去,肯定没命了。”我听了惊得倒抽一口冷气,好久嘴都合不上来了。

因为这个情况,我们把再去上坝采访的计划放弃了,匆匆地赶回了县里。当时想,来日方长,机会有的是。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

不过,在仙子脚区采访中我还有一个在其他区社没有的收获,那就是在一位专案组同志的记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诗。

 

七律

处遗工作有感

步主席《长征》韵而作

 

处遗不怕工作难,

废寝忘餐只等闲。

桩桩血案无法纪,

滚滚人头似泥丸。

潇水当年浮尸满,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会指航向,

拨乱反正尽开颜。

 

我把这首诗抄录下来,不是因为它写得多好,多深刻,严格地说,作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处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感情倾向!同时也折射着处遗工作的难度。这样的诗(或文)出现在杀人最少而问题揭露得相对较深的仙子脚区难道仅仅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吗?道县处遗工作组中,喜欢舞文弄墨的笔杆子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处遗有感”呢?也许是我没有发现。但是,我们发现了,每一个处遗工作组具体工作人员对待道县杀人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他所负责的那个地方或那些专案问题揭露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有些地方,处遗工作组的人员与杀人责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干脆就住在杀人责任人家里,这些地方杀人问题就根本揭不开,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涂。

道县县委在“文革”非法杀人事件处理遗留问题工作情况的总结材料上说:“通过处遗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第三,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责任人进行了认真的处理。通过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增强了法纪观念,绝大多数遗属感到满意,绝大多数被处理者认罪认错。”笔者认为这个结论缺乏事实依据,我们在道县采访中看到的情况是,整个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但严重的历史教训并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数被害遗属感到有冤难申,大多数杀人事件责任人不认错,更无从谈到认罪。我这样写,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对不起广大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特别是那些给予我们采访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们一定对我失望极了,认为我就是一条养不亲的“白眼狼”!

我们深知处遗工作组的同志们非常不容易,两年多来,付出了极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艰难,之细致前所未有。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道县文革杀人事件很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被掩盖在重重迷雾之中。

处遗工作组的一位同志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刚刚下到道县时,道江镇到处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饭馆里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饭。一端起饭碗,就有好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乞丐围在一边,眼睛巴巴地盯着你手中的饭碗,有的甚至干脆就跪在一边,等着,也不说话。那个样子叫人哪里还吃得饭下。只好放下碗走人。这些乞丐一窝蜂涌上去,连盘子都舔得好像洗过一样。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道县杀人事件遗留下来的孤老孤残,和有家难归的遗属。他们想做工,没得人要;要干点别的,早已下破了胆子,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自古讨来不犯法。

当时在道县“杀人无罪论”(杀四类分子没有错),“杀人有理论”,“杀人有功论”、“杀人保权论”(杀四类分子就是保卫红色政权)大有市场。传统的常识遭到颠覆,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进入了人们的常识范畴,特别是它侵入的不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脑,还有大量的读书识理的大脑。意识一旦成为常识,就会变得有理讲不清了。工作组一进场,立即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几个四类分子,杀了十几年了,还翻起来搞什么名堂,真的是吃了饱饭没事干!”有的说:“好多工作都没做好,还来做这号没屁眼的事。”有的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有的说:“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有的不吃饭不睡觉,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来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

一个公社书记则说得更具体:“你们下来帮我们抓生产,搞计划生育,我们杀鸡杀鸭打酒给你们吃。搞这个事,不得人心,饭都请你们没得吃!”

为了帮助群众搞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法制观念,工作组的队员口都讲干、腿都跑细。特别是为了查清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更是逐村逐人,一个一个地落实,真正做到了“来要到头,去要到尾”。中共零陵地委书记邓有志曾指示过:“这一次处遗工作,一定要一把火烧透,来要到头,去要到尾,决不能煮夹生饭。”为此,仅道县一县就成立了401个专案组,进行重点清查。工作量之大亦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胆大包天,竟敢轻轻巧巧进行否定。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时代有它内在的苦难,身处其中的人谁也无能逃脱,但是希望可以认识,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对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的难以忍受的怜悯”,才能拯救我们自己,除了勇敢地大声地说出事件的真像,我们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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