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题目的这句话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告诉我的。

傅冬原名傅冬菊，我和她是同班同学。解放后，她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在空政工作，1957年我被 刘亚楼、吴法宪打成“极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教，1959年底摘去帽子，1962年调回北京，在通县麦庄公社任秘书兼管统计，最后一年调通县农科所工 作。

1976年毛泽东去世，政治环境稍为宽松。1978年有一天，傅冬找到我，说要了解一下农村养猪的情况。在下乡调查过程中，她问起我解放以后的经历，我把自己被打成极右被押送北大荒劳教，饥寒交迫，九死一生 的情况告诉她，她沉思了一会说：“你总算幸运的，到底活下来了。我的叔叔傅作恭也是被打成极右，也是被判劳教，却饿死在甘肃省夹边沟农场了。”我听后大吃一惊，傅作义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了大功，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大力表扬，他的弟弟怎么会被打成极右饿死呢？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我就知道这些，别的不知道了。”看着付冬悲戚的眼神，我怕引起她更多的伤心，所以就没有再问下去。 不过我此后研究有关甘肃省夹边沟和傅作恭的问题。有了一个基本了解。

上世纪50年代，在甘肃省独揽大权的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他原是第四军的政委，他以管军队的方式来管甘肃，他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以阶级斗争为纲，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在全省挖出9700多名右派，另外还挖出许多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他还把省、地委领导干部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等打成反党集团。

1959年7月，张仲良赴江西参加庐山会议， 即批判彭德怀的中共八届八中会议。在家里的工作由省委副书记霍维德主持，霍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会后向中央领导报告：甘肃省严重缺粮，人均日吃粮不到半市斤，因缺粮浮肿饿死和非正常外流的很多。但不久张仲良从庐山会议回来，却把霍维德等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说往上报饿死人的材料是“给庐山送子弹”，并在全省展开反右倾运动，对说真话的人和关心民生的人给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干部就有11000多名，内包括高干151人，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47人中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

张仲良在反右倾斗争中大获全胜，于1959年9月11日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会议精神以来我省各级工作发展变化很大，全省夏粮全面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也迅速。争取九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看了这个假报告后很高兴，要中央给甘肃写回信，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粮食紧缺，大批人饿死。

张仲良一向紧跟毛泽东，此次又得到毛对他工作的肯定， 又有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示范，所以他就按照毛泽东的榜样，在甘肃放手开展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

他大刮浮夸风。本来，按当时甘肃粮食生产 的情况，平年一般亩产只有一百多斤，1957年受灾减产五成，亩产只有82斤）。张仲良等却强迫基层和农民“放卫星”，报高产，什么万斤乡、万斤社都出笼了。高指标导致高征购，农民确实交不出来，就说是农民瞒产私分，还按照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地主、富农、资本家不甘心失败，贫下中农被利用，以瞒产少交、不交征购粮的方式，来对抗共产党。因此，被说成是瞒产的农民，成了阶级敌人，进行对他们吊打逼粮。有的地方把农民仅有的一点口粮，甚至种子、饲料都搜刮殆尽，导致大饥 荒，人吃人。据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据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由苏润余主编的《中 国人口．甘肃分册》记载：1961年，甘肃人口只有1210，82万人，却饿死上百万人，约占总人口的8%，据《通渭县志》和中共通渭县委于1965年7 月5日写的报告，1961年，全县人口为201255人，却饿死60210人，死亡率为28%，死绝2165户，可谓惨绝人寰。

（三）

这里说傅作恭。他是留美博士，水利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任水利部长，他写信叫弟弟回来为建设祖国效力。傅作恭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条件和美好的前程，欣然从命。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分崇敬，回国后，申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甘肃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这位受到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总工程师，经过考察，认为当时 的甘肃省在经济、物质、技术各方面都不具备进行引洮工程的条件。这时，以张仲良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班子，正在大跃进的狂想和反右的昏热中，认为傅作恭的意 见是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表现，于是，傅作恭被打成“极右”，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

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傅作恭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 样庞大复杂的工程竟然采取“三边”作法、“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就是说不经勘探设计（更不要说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了），二月作出计划，六月就动工， 说上马就上马，许多方面自然碰壁，后来不得已又加一个“边修改”。比如，按原来设计的方案，总干渠要开53个隧洞总长64公里，后因行不通，被迫取消全部 隧洞，总干渠一律改为明渠，对越不过的崖头，或深劈而过，或长距离绕开，深劈之时，最深的竞达219米，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竞达2300万立方米，数 千民工站在崖头上干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个眉目。

工程上马不到两年，就难以为继。

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洮工程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引洮工程正式下马。

引洮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例如，在1958年——1959年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全省征购粮食44，000万斤，销售粮 食13，390万斤。而引洮及大通河工程就用粮7500万斤，占征购粮食总量的17%，占销售粮食总量56%，其中主要用于引洮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引洮工程三年耗费6千万元，国家投资1.6亿元，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仅占计划量的8%，但一亩地也没有浇上。已施工部分有的当 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在那个大刮共产风对农民财产可以随意平调的年月，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 富和多少劳动力，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绝不只1.6亿。

有人说，“引洮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血淋淋的下马。”所谓血淋淋的下马，主要是指死 人之事。工程拖到后期已陷入了全面的困难，工地上饿死人无数，工伤死亡的人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然而当年提出正确意见的傅作恭却被打成 “极右”，在夹边沟累死、饿死了。

（五）

夹边沟农场位于甘肃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30多公里，它的西面是 一道沙梁，另外，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当时这里是安置右派的劳教农场。据曾在夹边沟劳教的右派份子司继才回忆：夹边沟农场前前后后共送去了3500个右 派，1958年发冬衣的时候，具体人数是3136人，在这之前很多人已自杀了。夹边沟农场最后活下来的不超过600人。死亡率这样高，根本的原因：一是饥 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 没有取暖条件。（甘肃高原冬天气温常低到零下20多度）。劳教人员的粮食定量本来就少，到后来每人每月只有15斤，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管教干部和食堂克 扣了。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教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 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幸存下来，晚年她写了《经历——我的1957年》一书，记录了当年饿死人的惨状。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 友们吃掉了。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垒垒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 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殉难者的悲剧如下：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1952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 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份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地名）劳动教养。后又 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 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1960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11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 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了。”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 董坚毅死去，时年35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出来的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 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 7、8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经麻木不仁，见到她痛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 对。两三个小时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原来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 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 在骷髅上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的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 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他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六）

傅 作恭被打成“极右”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这个农场场部有两千多名右派，农场所属的新添墩有一千名左右，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过去两年在 这里曾经种过小麦，都没有什么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79年夏天，右派劳改队中负责积肥的十几个人就被派去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从 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右派份子被派到那里挖草筏子，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就晒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就由新添墩 的右派份子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作肥料。背草筏子来回要走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要背六趟。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的人就坚持不住了，傅 作恭当时也要背草筏子，有一天他背不动，倒在地上了。据曾经和他一起在夹边沟劳教过的右派份子李天庆回忆：

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到他，他还 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抬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 土？一点也不爱惜！” 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看起来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 了瘦长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栓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来公里，早晨 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可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 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 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李天庆自称，下同）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 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 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了？”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一句“赵队长 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 “说呀，怎么啦，你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 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 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 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 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 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 作恭背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魏长海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 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只得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 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的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充饥，倒在猪 圈旁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