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58)

譚合成

卷七

第五十八章  講真話的代價

“那天，我們幾十個社員在離隊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嶺翻紅薯藤。”興橋鄉橋頭村(道縣有兩個叫做橋頭的大地名，一個是橋頭鄉的橋頭圩，另一個是蚣壩區興橋鄉的橋頭村。)村民周福妹向我們訴說了周文棟一家慘遭滅門的經過——

快收工時，我們（生產）隊隊長周××突然猛吹一聲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點動手！”我還沒搞清白什麼事，就看見十幾個男勞力湧上去，把還在彎腰做事的周文棟和他的老婆陳蓮娥，還有兒子周輝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隊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殺他們，因為周文棟是個右派。周隊長接着命令：“快推到窖里去！”這時，周文棟曉得大禍臨頭，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要殺就殺我，莫殺我老婆、兒子，他們沒犯法……”哪還管什麼用？人就跟發了瘋一樣，拖起他們一家三口塞進一口廢窖眼裡。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樹林子裡的兩捆干稻草，點燃了塞進窖里。聽見裡面喊得悽慘，又在窖口壓了許多松枝堵住煙子。只一會功夫就聽不見哭喊了。三條命一下子就了結了。殺人時，我看不得這種場面，走開了。過去解放前，我當過別人家的丫頭，也受過好多苦，那些地富惡雖然惡，但對人也有蠻好的。人，最怕將心比心，周文棟一家人在我們這裡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怎麼就會有死罪呢？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隊長又想起周文棟還有一兒一女在家裡，就派兩個人回村里去，把兩個乃崽也搞起來一起搞掉。派去的那兩個人平時也蠻厚道的，可那種日子人都變了！當時，周家8歲的女兒周大妹帶着弟弟在家，弟弟才兩歲，叫個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們家時，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裡的木凳子上睡着了，周大妹剛剛打了一桶井水回來，見來了人，還招呼兩位伯伯喝水。那兩個人說不喝，又哄她說：“你媽媽要你帶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們。”周大妹信以為真，就說：“弟弟睡了，讓他在家裡，我一個人去算了。”那兩人說：“睡了沒關係，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裡曉得是計，背起弟弟就跟他們走。走到大棋子，周大妹發現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見杉木嶺那邊冒着滾滾黑煙，心裡害怕，不肯走了。那兩個人，一個抱起周小妹，一個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這邊人早就等得不耐煩了。大家心裡都明白，大的殺掉了，留下兩個小的，一個8歲，一個2歲，哪個去養？周隊長接過周小妹，一把就丟進還在煙的窖里。周大妹嚇得嚎啕大哭。周××哪管這麼多，用力把她往窖眼裡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過了窖眼。周××又趕過去揪住她，生生地撳進窖眼裡去。那時候窖里還有火呀，兩個毛乃崽硬是活活燜死的。這個周大妹，扎着兩根短辮，長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見了人，伯伯嬸嬸叫個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麼殺得下手哦！可憐好好的一家人，哪曉得會遭滅門大禍。造孽啊……

我們這裡有句老話：人死飯甑開。就是誰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幫忙都去吃死人飯。當天晚上，周家屋裡，燈火通明，隊上的人把他家的雞、鴨、一條黃狗、一頭大肥豬全殺了。還有大米、茶油、紅瓜子、黃豆、棉花，農具家具、罈罈罐罐、屋裡的樓板……能吃的當場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時分勝利果實一樣分了。

周文棟何許人也？筆者從1985年6月30日道縣人民政府下發的有關周文棟一家人的《平反通知書》（編號0789）中看到，他1949年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37師軍政幹部學校，畢業後留在部隊工作，後因病轉業回道縣當了一名教師。1957年因“愛提意見”被劃為右派，開除回家務農。與《平反通知書》同時下達的，還有給周文棟一家人補發的被抄財產補償費379元，房屋修理費300元，因周文棟一家已被殺光，以上款項交給了周的弟弟。指揮殺人的生產隊長周××被開除黨籍。

我們原打算就這樣不作任何評論地記錄下來讓讀者去見仁見智，因為我們知道任何評論在血的事實面前都是蒼白的、無力的、片面的；更因為我們知道，對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會有多麼不同的理解！然而，有幾句題外的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關於講真話的代價。

每一個人都知道，在我們國家講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這代價究竟有多麼高昂，周文棟給了我們一個答案，首先，他因為在“幫助黨整風”中講了幾句半真不假的話，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兒的性命。殺他一家的貧下中農們如果知道，周文棟在給“黨”提的幾條意見中，有一條是關於一些農村幹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錯經，虛報浮誇，加大了農民的負擔”，不知會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縣工作多年的幹部對我們說：“在道縣，你一老一實的工作，不講假話，就被人看不起，認為你沒本事，打事不開。領導不喜歡你，群眾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這個現象絕對不是道縣獨有的。）

那麼，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於提不同意見和講真話的人。

嗚乎，哀哉！

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敢於提不同意見能夠提不同意見是成為一個自由人最起碼的先決條件，一個不允許自由人存在的社會，只能是一個舉國皆奴的社會，一個舉國皆奴的社會只能是一個野蠻、愚昧、殘暴和墮落的社會，而一個野蠻、愚昧、殘暴和墮落的社會必然道德淪喪，迷信盛行，災難不斷。

從有關的資料上我們看到，1957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5月1日公布的整風運動的指示，道縣成立了縣委整風領導小組辦公室，首先在43個單位、31個黨支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幫助黨整風。然後發展至學校。12月，由黨內整風轉為反“右派”鬥爭。運動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進行。全縣劃“右派分子”293人，其中國家機關（含鄉鎮）幹部68人，中學教員21人，小學教員202人，工商界人士2人。這些“右派”分子中，不少人在1967年的大屠殺中遇難。一位道縣處遺工作組的負責人向筆者談到此事時，痛心疾首地說：“查閱這些同志的案卷材料，我的心都在流血。這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同志，他們當年給黨提的那些意見，不但過去是正確的，現在是正確的，將來也是正確。”反右運動之後，道縣在1958年大躍進中，成為全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縣份之一。1958—1960年，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猛刮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五風）。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饑饉接踵而至，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約38000人左右。當時道縣總人口約為四十萬，死於飢餓和水腫病的人占95‰，或者說接近十分之一。

我們1986年在道縣採訪文革殺人事件時，恰巧碰上了道縣前任縣委書記回道縣檢討虛報浮誇的錯誤。我們在縣委招待所的小食堂吃飯，他們在更小的小小食堂吃飯，都是道縣難得來的“貴客”。這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難道沒有某種寓言性的喻意嗎？那些“甘蔗杆子架浮橋，花生殼能當船浮，高梁杆子架電線，紅薯要坐八抬轎”（道縣新民謠）的種種神話，不就是這些大大小小的幹部總結出來，並當作實實在在的工作成績四處宣揚的嗎？再想想，文革中，那種到處破獲“反革命組織”的大好形勢，和越傳越神的各種謠言，而且都是順口溜形式的，難道沒有幾分似曾相識的感覺？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於中國人而言講假話從來都不是一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心理的結構性問題。“吹牛不犯法。”“成績是總結出來的，經驗是挖掘出來的。”“不說假話，成不了大事。”成了中國人（當然包括道縣人）一輩子受用不窮的人生箴言。飽嘗說假話甜頭的大有人在。飽嘗說真話苦頭的也大有人在。道縣人總結得更絕：“講真話害自己不害別人，講假話害別人不害自己。”

莫非說我們的民族有說假話、辦假事、造假案的基因!？

我們總是在講，我們是一個勤勞善良、誠實守信的民族，我們沒有講假話吧？(講假話是集權社會的必然產物，首先統治者賴以維持統治的兩大法寶就是暴力和欺騙，他們根據自身的需要，編造了一大堆假歷史、假真理、假典型、假榜樣，欺騙被統治者。對被統治者中敢於求真理講真話的人殘酷打擊，鼓勵和培養人民講假話、做順民，從而將人類天性中惡的成分放大到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