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典文学有诗歌、韵文、散文、小说以及词、赋、曲等多种表现形式，在各种文体中，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整理三代以来的文化，确立了我国最早的经典文本，建立了传统文化的经典意识，并形成了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而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努力传承六经；道家、佛家文化对国人思想上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历史上的文学大家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使命。正是由于儒、释、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对言意关系的影响，直接促成了我国传统的诗、文、书、画、乐的生发勃兴及境界提升。经典文学创作的表现形态则可以归纳为思接千载，探求天道；内省外视，揭示奥秘；定格瞬间，显示永恒等。以下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关注人类的理性精神

追求真理、天道及对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是经典文学一个永恒的主题。古人对于人生虽短促而宇宙却永恒的感悟乃至对于历史、人生的思索，实际是对于无限永恒境界的向往。古人所谓见乃谓之象，即观察天地时，看见的天地万物之形象则称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易经》作为我国古代群经之首，讲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这里提出了效法天地、包融宇宙、人神相通，人物交融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们“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相参”。此外《易经》中讲到的“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揭示了人类生活的内在本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表达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关怀，包容万物，敦厚宽容。

老子的《道德经》、儒家经典《诗经》、《尚书》、《论语》、《春秋》等，都提出效法天道、尊崇道德，在圣人们的教化熏陶下，人们敬天信神，顺天知命，做到光明磊落，“从心所欲”而又“不逾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墨子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孟子提出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诸子百家学说无不是以道为源。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记》的汉代司马迁在逆境中仍把道德理想看作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唐代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写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唐代李白写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些传世作品中，有对时间流逝的慨叹，对人之为人的本体思考，对宇宙奥秘的探求，对超越世事的渴望。

树立了崇高的目标，更要有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因此历代圣人贤士都很注重修身，由此表现出来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养功夫，不断的自我完善，造就理想人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超越”的人文精神。儒家《礼记·大学》中提出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即“正心诚意”的修身过程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身体力行，孔子提出“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曾子提出“日三省吾身”，要求对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修成仁人、君子。佛、经典指导人修炼，史料中记载的经典故事也数不胜数，如《东游记》记述了八仙的修炼过程；《西游记》记述了唐僧师徒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佛的修炼过程。

（二）道德的彰显和仁爱精神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经典文学中充满了德的彰显和人伦纲常、道德风范。如《左传》中记载王孙满对楚子问夏鼎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 ，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这里说的是远古夏代禹所铸鼎的用意，在于通过鼎这一具有原始象征意义的器物来昭明神奸，昭示上天赐福于有德之人，使人们通过这一象征物来接受道德教育。

儒家倡导的仁爱精神成为古代社会人们共处所依凭的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尚书》中提出“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庄子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北宋张载《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观点，用仁爱精神看待普天下的万事万物，与天地同体。孟子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中华气节操守精神的经典标尺。五千年来涌现出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如“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诸葛亮、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天祥，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这也是我国古典文学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由此而形成了弘扬正气和关注民生的文学传统。

历代文学名著都非常重视人物的德行节操，总是倾尽全力赞扬那些忠孝节义、品行高洁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恶良莠，有如泾渭之水，分明易辨。经典作品不仅以其精美的外在形式，而且以其丰富的道德内涵，给人以较高的美学享受，并赋予人精神崇高的境界。

（三）“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

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经世致用，因此经典文学有着“教以化之”的传统，唐代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着，诗歌合为事而作”，宋代苏东坡也提出文学创作要“言必中当时之过”。古人注重德行品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关怀天下也成为其发自内心的责任。他们超越了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忧国忧民。如《诗经》中说“夙夜在公”；孟子说君子要“自任以天下之重”、“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汉代以后的士大夫提出“以天下为己任”；宋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经典文学歌颂光明正义，鞭挞黑暗腐朽，倡导道德伦理，劝善惩恶，并提出人生的归宿问题。如儒、释、道经典倡导的“仁义道德”教导人们为人处世之道。《诗经》、《离骚》等表达了人们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从司马迁写的“廉颇蔺相如传”中塑造的蔺相如道义之上的君子风度、廉颇的“负荆请罪”和“知错就改”等这些道德准则的具体表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史记》叙史的庄重和文学的风采；唐诗宋词被誉为中国文学双璧，作为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各擅一代文学之胜的华彩乐段，已成为民族历史文化中最精粹的一部份涵养和塑造着人们的心灵世界。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浪淘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等等无不给人以哲理的启示。明清小说中四大名著，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提升人们的审美感受及审美鉴别力；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多讲述因果报应故事，告诫人善恶有报，警示世人，择善而从。

传统经典文学作品中对人生的诸多感悟为人生道路指明方向，表达出强烈的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我们从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气图，听到了一首首人间正气歌，他们似一股股清流荡涤着污浊，激浊扬清。作品不仅以其语言艺术形象地展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境界追求和天人合一理念，为后人蕴蓄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无论是在艺术性还是在思想性上都熠熠生辉。启迪人的良知善念，面向天道，超越人生，选择正义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