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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欲报而师不待”(上) ——缅怀班主任陈永铮老师
送交者: 思聪老季 2017年03月01日12:11:1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陈永铮老师是我走进师大女附中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们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

                文革中间,女附中改名叫第150中学,各年级各班按照军队编制,称为某连某排。我们初一年级人数众多,一共有14个班集体,被分为五连、六连、七连三个连,每个连里有四到五个班——当时叫“排”。我被分配到六连三排(后来也叫六连三班),翻译成非文革语言,应该是“初一八班”。  

                小学毕业后,教育部大院的学生应该就近分配到哪所中学,一直没有确定,我们是在女附中开学快一个月以后,才得到入学通知,到女附中报到的。第一天到六连三排报到的情景,记忆已经模糊成几个片段,唯有和陈老师的相见,我印象很深。记得我来到教室门前时,看见里边早就开学多日的同学们全体坐在各自的位子上等候,陈老师站在教室门口,笑容可掬地迎接新来报到的若干学生。他笑眯眯地弯着腰问我(我当年个子很矮),“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告诉我,“你坐在某组第二个座位。”

                班上有的同学记得陈老师是个非常敬业的老师,人很严厉。我对老师的敬业毫无异议,可以说,当年女附中的老师们,没有哪位是不敬业的;但说到他严厉,我的感觉略有不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严厉的人,即使在板脸训人的时候,眼睛里也都是以笑意为主。当年感觉陈老师大概50多岁(最近才确切地知道,其实他当时才四十六七岁),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性格温厚——这样的老师,一般很难镇住十几岁大小的一个班几十位调皮捣蛋、欺软怕硬的男生女生。好在,当时学校的风气已经远不是文革初期那般,学生们已经恢复了对老师起码的尊重。而且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是守规矩、重学习的,公开与老师为难作对者,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仅限于个别同学的个别时刻。不然的话,陈老师怕是会有苦头吃了。

开学后不久,我对学校和老师的陌生感便已经基本消除,已经知道哪个老师比较厉害,那个老师不厉害了。陈老师被我列入不厉害的行列。有一天他在教室外边碰到我,笑眯眯地问,“你是张爱玲吗?”呵呵,学生记住班主任太容易了,只有一个;而班主任要记住每一个同学,可就得多花几天啦。我回答说,“不是,我是季思聪。”他笑称,“怎么我总把你当成张爱玲。”张爱玲是我们班一个漂亮女生,把我当成了她?难道说我也……

我们进入中学的时候还是在十年文革时期内,一切课程都革命化了,语文教材首当其冲。古代经典被削减;近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除了鲁迅,很多都被当作“毒草”批判了。课本中多是些歌颂时代壮举、歌颂英雄人物的通讯报道,还有领袖诗词什么的。陈老师除了“第八课:威震长江”之类,可发挥的内容实在不多。正因为如此,我对他讲的陆游咏梅词一课留下了印象。

唐诗宋词中被选入当时课文的,多是反应了劳动人民疾苦的比如“卖炭翁”、“石壕吏”等。如果不是要学习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了解他说的“反其意而用之”中的“其意”到底是什么,才把陆游咏梅词用小号字体附在毛主席诗词后边的话,恐怕我们是无缘从课本上学到陆游这首词的。陈老师在课堂上细细地讲解了陆游这首词每一句的含义,虽然是披上了“批判”的外衣,还是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了陆游的寂寞和寒冷。“只有香如故——把我碾成泥和尘,我还是很香的”,老师说到这里的表情和声音,至今还在我的眼前耳边。

                1971年已经是文革后期,不过,“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依然是必须遵守的铁律。课业时间虽然恢复了一些,但每年一次的学工、学农并没有免除。初中进校没几个月,我们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拉练”——在很热的季节里,我们背上背包脸盆,步行从北京城里走到顺义县乡下,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最后再走回北京。每天以走路为主,偶尔也干一天农活儿。由于白天在日头下暴晒实在太热,便只能在夜里行军。睡觉么,只能改在白天了,住宿的地方只能在当地的老乡家里号房子。当年京郊农村老乡家的格局几乎家家都一样:进院门正对的一排正房住主人,侧房住儿子媳妇,或当储藏间放柴禾。正房厢房一般都是三间,一进门是个灶间,一左一右盘着两个大锅灶,各自通着一左一右两间大屋里占地半间屋的大炕。通常他们冬天烧自己睡觉那屋一侧的锅灶,屋里炕上可以暖和;夏天烧没有人住的那一侧,自己屋里可以凉快一些。夏天里,他们可以为我们腾出来睡人的炕,只能是他们烧柴做饭那一侧的炕。夏天里,白天睡觉,身下是热炕,那滋味,想去吧。当时是不能叫苦叫累的,但感觉实在是吃苦受累。三个星期下来,回到家我邻居姐姐都不敢认我了,说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地,又黑又瘦。

老师们不管男女老弱,也都跟着学生们一道下乡走路劳动。对于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老师们而言,不仅是行军和农活儿本身的苦和累,而且管理一班学生的责任和精力,也都比在学校里多加了很多。在学校时还有个放学,学生在校外的吃喝拉撒、跌倒割伤什么的,都归家长操心去;这出门一拉练可好,一天24小时,老师们是全天候的责任。十几岁的孩子恰如一群鸡鸭猫狗,离开教室来到野外新环境里,生活上又是劳累艰苦,所以就格外调皮捣蛋、踢沙走石、桀骜不驯、惹是生非, 有体弱的不免闹个病、有淘气的不免负个伤什么的,可想老师们的压力有多大了。尤其是陈老师,患有严重的肾炎,根本不应该和我们一起吃伙房做的放盐过多的大锅菜。可是陈老师一直和我们一起行军,一起吃饭,一起吃苦受累,而我们一帮少不更事的孩子,能不给他添乱的已经算是好孩子了,几乎不可能有谁会体谅到老师的不易。

记得有一次,有同学闹的太厉害,超出了陈老师的体力所能承受。另一位和陈老师一起带队的老师把我们全班狠狠地训了一顿。别的话我都记不得了,只记住那句“陈老师肾炎三个加号!……”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陈老师的负荷。

                很多年以后,有一次到女儿班上去开家长会,只见那位班主任李老师也是50岁上下、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嗓门不大,让我蓦然想起了当年的陈老师。又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跟我说,今天李老师发病住院了,带课的王老师把他们全班狠狠训了一顿,说李老师都是被他们气病的。听了她的话,我比她更感到了内疚,因为想起了我们自己的当年。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怎么竟然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宿命。当年天天相处的时候,对老师们苦心和劳累很少体会,时不时地还要气气老师;等到长大成人、体会到老师的不易、明白了老师为我们花费过多少心血、想回报老师培养的时候,却连见老师一面都很不容易了。陈老师尤是,因为身体不好,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去世了,所以,毕业离开学校之后,我与他连一面也没有再见过,更不要说回报他的培养了。现在算起来,他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五岁,实在是太早了。

老师的女儿陈梅告诉我们,“他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他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的孩子。你们都是他最爱惜的人。我虽然与他一起生活,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与学生在一起,直到病重。他有许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教我们地理课的萧淑芬老师的儿子,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说他家兄弟几人,对母亲职业中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大概很多老师的儿女,都有同样的记忆和感受吧。老师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只能靠我们当学生的留住回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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