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錚老師是我走進師大女附中的第一位班主任，也是我們班的第一位語文老師。

                文革中間，女附中改名叫第150中學，各年級各班按照軍隊編制，稱為某連某排。我們初一年級人數眾多，一共有14個班集體，被分為五連、六連、七連三個連，每個連里有四到五個班——當時叫“排”。我被分配到六連三排（後來也叫六連三班），翻譯成非文革語言，應該是“初一八班”。  

                小學畢業後，教育部大院的學生應該就近分配到哪所中學，一直沒有確定，我們是在女附中開學快一個月以後，才得到入學通知，到女附中報到的。第一天到六連三排報到的情景，記憶已經模糊成幾個片段，唯有和陳老師的相見，我印象很深。記得我來到教室門前時，看見裡邊早就開學多日的同學們全體坐在各自的位子上等候，陳老師站在教室門口，笑容可掬地迎接新來報到的若干學生。他笑眯眯地彎着腰問我（我當年個子很矮），“你叫什麼名字啊？”然後告訴我，“你坐在某組第二個座位。”

                班上有的同學記得陳老師是個非常敬業的老師，人很嚴厲。我對老師的敬業毫無異議，可以說，當年女附中的老師們，沒有哪位是不敬業的；但說到他嚴厲，我的感覺略有不同。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嚴厲的人，即使在板臉訓人的時候，眼睛裡也都是以笑意為主。當年感覺陳老師大概50多歲（最近才確切地知道，其實他當時才四十六七歲），個子不高，身體不好，嗓門不大，性格溫厚——這樣的老師，一般很難鎮住十幾歲大小的一個班幾十位調皮搗蛋、欺軟怕硬的男生女生。好在，當時學校的風氣已經遠不是文革初期那般，學生們已經恢復了對老師起碼的尊重。而且我們班的同學大多是守規矩、重學習的，公開與老師為難作對者，不能說絕對沒有，但肯定僅限於個別同學的個別時刻。不然的話，陳老師怕是會有苦頭吃了。

開學後不久，我對學校和老師的陌生感便已經基本消除，已經知道哪個老師比較厲害，那個老師不厲害了。陳老師被我列入不厲害的行列。有一天他在教室外邊碰到我，笑眯眯地問，“你是張愛玲嗎？”呵呵，學生記住班主任太容易了，只有一個；而班主任要記住每一個同學，可就得多花幾天啦。我回答說，“不是，我是季思聰。”他笑稱，“怎麼我總把你當成張愛玲。”張愛玲是我們班一個漂亮女生，把我當成了她？難道說我也……

我們進入中學的時候還是在十年文革時期內，一切課程都革命化了，語文教材首當其衝。古代經典被削減；近代優秀作家的作品，除了魯迅，很多都被當作“毒草”批判了。課本中多是些歌頌時代壯舉、歌頌英雄人物的通訊報道，還有領袖詩詞什麼的。陳老師除了“第八課：威震長江”之類，可發揮的內容實在不多。正因為如此，我對他講的陸游詠梅詞一課留下了印象。

唐詩宋詞中被選入當時課文的，多是反應了勞動人民疾苦的比如“賣炭翁”、“石壕吏”等。如果不是要學習毛主席的“卜算子，詠梅”，了解他說的“反其意而用之”中的“其意”到底是什麼，才把陸游詠梅詞用小號字體附在毛主席詩詞後邊的話，恐怕我們是無緣從課本上學到陸游這首詞的。陳老師在課堂上細細地講解了陸游這首詞每一句的含義，雖然是披上了“批判”的外衣，還是讓我們身臨其境地體會了陸游的寂寞和寒冷。“只有香如故——把我碾成泥和塵，我還是很香的”，老師說到這裡的表情和聲音，至今還在我的眼前耳邊。

                1971年已經是文革後期，不過，“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依然是必須遵守的鐵律。課業時間雖然恢復了一些，但每年一次的學工、學農並沒有免除。初中進校沒幾個月，我們就開始了為期一個月的“暑期拉練”——在很熱的季節里，我們背上背包臉盆，步行從北京城裡走到順義縣鄉下，從一個村走到另一個村，最後再走回北京。每天以走路為主，偶爾也干一天農活兒。由於白天在日頭下暴曬實在太熱，便只能在夜裡行軍。睡覺麼，只能改在白天了，住宿的地方只能在當地的老鄉家裡號房子。當年京郊農村老鄉家的格局幾乎家家都一樣：進院門正對的一排正房住主人，側房住兒子媳婦，或當儲藏間放柴禾。正房廂房一般都是三間，一進門是個灶間，一左一右盤着兩個大鍋灶，各自通着一左一右兩間大屋裡占地半間屋的大炕。通常他們冬天燒自己睡覺那屋一側的鍋灶，屋裡炕上可以暖和；夏天燒沒有人住的那一側，自己屋裡可以涼快一些。夏天裡，他們可以為我們騰出來睡人的炕，只能是他們燒柴做飯那一側的炕。夏天裡，白天睡覺，身下是熱炕，那滋味，想去吧。當時是不能叫苦叫累的，但感覺實在是吃苦受累。三個星期下來，回到家我鄰居姐姐都不敢認我了，說怎麼跟變了一個人似地，又黑又瘦。

老師們不管男女老弱，也都跟着學生們一道下鄉走路勞動。對於老師們、尤其是班主任老師們而言，不僅是行軍和農活兒本身的苦和累，而且管理一班學生的責任和精力，也都比在學校里多加了很多。在學校時還有個放學，學生在校外的吃喝拉撒、跌倒割傷什麼的，都歸家長操心去；這齣門一拉練可好，一天24小時，老師們是全天候的責任。十幾歲的孩子恰如一群雞鴨貓狗，離開教室來到野外新環境裡，生活上又是勞累艱苦，所以就格外調皮搗蛋、踢沙走石、桀驁不馴、惹是生非， 有體弱的不免鬧個病、有淘氣的不免負個傷什麼的，可想老師們的壓力有多大了。尤其是陳老師，患有嚴重的腎炎，根本不應該和我們一起吃伙房做的放鹽過多的大鍋菜。可是陳老師一直和我們一起行軍，一起吃飯，一起吃苦受累，而我們一幫少不更事的孩子，能不給他添亂的已經算是好孩子了，幾乎不可能有誰會體諒到老師的不易。

記得有一次，有同學鬧的太厲害，超出了陳老師的體力所能承受。另一位和陳老師一起帶隊的老師把我們全班狠狠地訓了一頓。別的話我都記不得了，只記住那句“陳老師腎炎三個加號！……”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陳老師的負荷。

                很多年以後，有一次到女兒班上去開家長會，只見那位班主任李老師也是50歲上下、個子不高、身體不好、嗓門不大，讓我驀然想起了當年的陳老師。又有一天，女兒放學回家跟我說，今天李老師發病住院了，帶課的王老師把他們全班狠狠訓了一頓，說李老師都是被他們氣病的。聽了她的話，我比她更感到了內疚，因為想起了我們自己的當年。

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怎麼竟然也是“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宿命。當年天天相處的時候，對老師們苦心和勞累很少體會，時不時地還要氣氣老師；等到長大成人、體會到老師的不易、明白了老師為我們花費過多少心血、想回報老師培養的時候，卻連見老師一面都很不容易了。陳老師尤是，因為身體不好，我們畢業後沒幾年他就去世了，所以，畢業離開學校之後，我與他連一面也沒有再見過，更不要說回報他的培養了。現在算起來，他去世的時候還不到五十五歲，實在是太早了。

老師的女兒陳梅告訴我們，“他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是他愛學生勝過愛自己的孩子。你們都是他最愛惜的人。我雖然與他一起生活，但是大部分時間他都是與學生在一起，直到病重。他有許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教我們地理課的蕭淑芬老師的兒子，也對我說過同樣的話，說他家兄弟幾人，對母親職業中的事情幾乎一無所知。

                大概很多老師的兒女，都有同樣的記憶和感受吧。老師們為我們付出的一切，只能靠我們當學生的留住回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