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老兵張澤石：我們不該與美國人為敵 

2017-03-04 精英選讀

張澤石，1929年7月生於上海，1946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50年參軍，1951年隨軍入朝作戰，曾任志願軍第60軍180師538團宣教幹事因部隊陷入重圍負傷被俘，被俘後參與領導戰俘集中營里的反迫害反背叛鬥爭，曾任堅持回國志願軍戰俘總代表總翻譯。1953年秋停戰後遣返歸國，回國後受到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並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遭受迫害，直到1981年落實政策恢復黨藉。現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國經歷了極為慘烈的朝鮮戰爭。我作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一員投入了那場戰爭。儘管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朝鮮戰爭的一些場景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記憶深處。

首先是戰爭的死亡慘相。我在山間小道夜行軍中，見過月光下溪溝里朝鮮老人的屍體，腹部已經破裂，腸子漂浮在水上；我在一個空無一人的村子裡看見過被幾隻野貓圍着腦袋啃肉的女屍，她的眼睛鼻子都只剩下了空洞，太可怕了！更多的死亡是發生在我的身邊。有三位戰友的犧牲令我永遠無法忘卻。一位是被美軍的凝固汽油彈活活燒死的。那個事件發生在我們入朝後第三天。那天夜晚下着小雨，我們在一條公路上急行軍，先是美軍偵察機沿公路投放照明彈，然後是他們的F84戰鬥機俯衝掃射。我急忙隱藏進公路邊的樹叢里，附近有一個機炮連的戰友緊緊拽着一頭馱炮筒的騾子完全暴露在照明彈慘白的光照中。我看見從飛來的美軍戰鬥機機腹下射出一個橘紅色的火球，隨即變成一條蜿蜒而下熊熊燃燒着的火蛇撲向馱炮的騾子。那位戰友拉住騾子想往前方躲避，但已經全身着火的騾子狂叫着掙脫韁繩衝下公路倒斃在河灘上。我們那位被騾子絆倒在地的戰友，陷入了凝固汽油的大火里。大家不顧一切圍上去卻被滿地炙熱的火焰所阻擋，我們只能蹲在地上呼叫哭喊，最後眼睜睜地看着一個鮮活的人變成一具焦黑的猴子般佝僂着的骨架！

另一位戰友是在北漢江淹死的。1951年的5月24日凌晨，我們180師奉命搶渡北漢江，力爭在敵人的包圍圈合攏之前衝出重圍。我們趕到江邊，只見江水波濤洶湧，部隊分三路攀着三條鐵絲在齊胸深的湍急水流里渡河，到處是炮彈炸起的水柱，炮聲和人喊馬嘶聲亂成一團。過河時我的前面是一副抬着傷員的擔架，右側是一個戰士拉着一匹騾子，騾子尾巴上還拽着一位小個子女戰士。就在只有十來米遠即可抵達對岸時，一發炮彈在我附近爆炸了。渾濁血污的江水向我兜頭噴淋而下，等我使勁搖頭吐出髒水睜開眼睛，發現走在我前面的擔架沒了，我身邊的騾子倒在河裡掙扎着，牽它的戰士也不見了，只有那個女戰士還在我身後隨波浪浮動着。我急忙轉身去抓她，可我抓住的只是她那頂浮在水面上的棉軍帽。她人已經被無情的江水沖走了，永遠地沖走了！

第三位戰友是被自己人踩死的。就在搶渡北漢江後第二天，我們不顧一切蜂擁着沖向北面一個名叫鷹峰的山地，那是我們生之希望的所在地。我們強忍着極度的疲勞和飢餓，沿着一條山脊梁急走，美軍的遠程榴彈炮不時轟過來造成傷亡，但只要炮彈的尖聲嘶鳴沒有正對着我們，就決不停止前進。我們正在昏昏沉沉地跟着隊伍奔走着，突然聽到炮彈的嘶鳴正對着我們來了，我反應極快地俯臥下去又順勢翻滾進旁邊的彈坑裡，我發現彈坑裡已經有人，而自己正壓在他的身上，我聽到了他的微弱呻吟，立即挺身站立起來。這時一些戰友都在往彈坑裡跳。我大喊：“別下來，底下有傷員！”可我的喊聲完全被強烈的爆炸聲所掩蓋，沒能止住大家繼續擠進彈坑裡來。等炮轟停止，大家發現腳底下不對勁時，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痛哭着往彈坑裡扔了不少樹枝，把那位氣絕身亡的不知名戰友掩蓋起來，又抹着眼淚去追趕隊伍！

在那場戰爭中，我也見到過敵軍的屍體。在我們千里行軍快抵達“三八線”時，我們進入宿營地後，發現不遠處有一座美軍帳篷，便相約去看看有無美軍留下的罐頭食品之類的軍用物資。去後看到帳篷里空無一物，但見帳篷後面的樹林裡有一堆用毛毯蓋着的東西。一個小宣傳隊員高興地跑過去揭開毛毯，卻立即扔下毯子一面往回跑，一面大喊：“死人！死人！”我帶着大家走過去，揭開毛毯，底下排列着8具美軍屍體，白人、黑人，甚至還有一個黃種人。那些殭屍在陰暗的樹影之下顯得十分恐怖。

現在回顧起來，人的生命在戰爭中真是連只螞蟻都不如。我因之認為：懂得珍惜和尊重人的生命、盡力去避免戰爭，應該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首要標誌！

但是60年前，我並不是這樣認識。那時我擁護“正義的戰爭”，我還認為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的，而不是屬於我自己的。那時我和我的戰友們真誠地相信，我們是在為保衛新生的祖國而戰，我們在“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場正義戰爭中獻身是應該甚至是光榮的。我們根本不知道美國並不打算侵略中國，也不知道我們實際上是在幫助吞併韓國、幫助斯大林去保留北朝鮮那個橋頭堡而流血犧牲。整個朝鮮戰爭奪去了數十萬中華兒女的生命。

然而朝鮮戰爭給參戰者造成的災難中，還有比死亡更加悲慘的。一類是那場戰爭造成的成千上萬的肉體上的重傷殘者。他們不僅不能享有正常人的幸福生活，還要終生忍受傷殘之痛，確實是生不如死。還有一類是精神上的重傷殘者，他們參加戰爭的可怕後果是被剝奪了人身自由與做人的尊嚴，不僅在生活上遭受種種虐待尤其在心靈上遭受長期折磨，也是生不如死！我和我的2.2萬多名志願軍被俘難友就屬於後者。

我是1951年5月27日被美軍俘虜的。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我想回顧的不是我個人被俘的經歷。我要回顧的是：朝鮮戰爭中為何有兩萬多名志願軍指戰員被俘，而我們這些曾經在戰場上同生共死的戰友被俘後又為什麼發生了一場慘烈的內鬥與分裂，以至於7000人回了大陸、1.4萬人去了台灣，最後大家又怎麼都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慘命運。

中美兩國對抗的朝鮮戰爭是一場實力非常懸殊的戰爭。當時，中國是一個久經戰亂、滿目瘡痍、亟待重建的國家，而美國是世界頭號強國。我們在入朝之前曾被告知美國是只紙老虎，戰無不勝的解放軍一定能戰勝美國少爺兵！志願軍在前三次戰役確實打過大勝仗，我志願軍秘密跨過鴨綠江後，彭德懷指揮五倍於美軍的部隊，通過山間小道，插入敵後，分割包圍，突然襲擊，一下子把驕橫不可一世的麥克阿瑟打得暈頭轉向，損失慘重。只好丟盔卸甲一瀉千里，連漢城都再次丟失！但在第四次戰役期間，麥克阿瑟被撤職，李奇微擔任聯合國軍統帥。美國增強了兵力，特別加強了空軍，完全掌握了從鴨綠江到最前線的制空權。而我們中國部隊因為戰線太長，補給困難，打得非常艱苦，放棄了漢城，節節向“三八線”敗退。此時，美國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終於提出了停戰談判建議，這次輪到了毛澤東被勝利沖昏頭腦，聽不進彭德懷的休戰請求，聽從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慫恿，拒絕美方建議。堅持要再打一個大勝仗，才坐下來和談。於是，包括我們60軍在內的第三兵團共十餘萬人被從國內緊急調往“三八線”投入第五次戰役。我們60軍儘管是晝伏夜出，15天趕了1500里，仍然在美軍空襲中遭受了嚴重損失。全軍運輸彈藥糧食的上百輛汽車，數百匹騾馬所剩無幾，非戰鬥減員達到五分之一！

1951年4月下旬，我們三兵團作為生力軍在中線發動了進攻，我們帶上夠一個星期用的糧食、彈藥，仍然採用“插入切斷、分割包圍”的戰術，迅速深入敵後，吃掉一股敵人，再迅速撤回原來陣地。我180師取得了一些小勝利，其中包括我們538團殲滅了美軍一個坦克連。

5月16日，我軍在中線再次發動攻擊，180師作為先頭部隊直插敵後，帶頭踩進了李奇微預設的陷阱。原來李奇微使用了“磁性戰術”，讓聯合國軍且戰且退，並扔出幾個“釣餌”誘我深入。等待我們的糧食彈藥消耗大半之後，立即在東西兩面同時發起強大攻勢，並以美軍的機械化主力部隊迅速從中線兩側推進，實施對我軍中線部隊的合圍。其行動之堅決，火力之猛烈，迫使志願軍全線潰退。我180師奉命留在北漢江南岸負責斷後，還要掩護全兵團上千名傷員的轉移。到了5月24日，即發起進攻後第八天、我們已經糧盡彈缺之後，才搶渡北漢江後撤，25日美軍完成了對180師的合圍。我們在25日、26日兩天進行的突圍戰鬥極為慘烈，師長只得下令各自為戰、分散突圍。從5月27日開始，除少數僥倖逃出包圍圈外，大多數陸續落入敵手，當了俘虜。此役，180師1.2萬人，傷亡4000餘人，被俘4000餘人，僅有3000多人存留（其中還包括原本留守後方的醫院、兵站及傷員千餘人）。但是，在第五次戰役中遭受損失的遠不止180師。李奇微除了重兵合圍180師之外，也對東西兩線倉皇后撤的各個中國部隊實施“插入切斷，分割包圍”，其結果是將志願軍戰俘的總數，從第五次戰役之前的4000人猛增至戰役之後的2萬人。

第五次戰役結束後，遭受重大損失的中國軍隊表示同意舉行停戰談判。1951年7月10日，參戰雙方在開城來鳳莊開始了停戰談判，1953年7月27日雙方在板門店簽署了停戰協議。在這兩年中，雙方邊談邊打，打打談談。志願軍戰俘又增加了2000人，使得朝鮮戰爭志願軍戰俘總數達到2.2萬人。

志願軍戰俘代表張澤石（左）、孫振冠（1953年留影）


朝鮮戰爭中，朝鮮人民軍戰俘多達12萬人，遠遠超過了志願軍戰俘，但朝鮮人民軍戰俘的命運卻比志願軍戰俘好得多。首先是在朝鮮戰俘營里沒有中國戰俘營那種大規模內鬥與分裂；更重要的是他們歸國後受到的待遇比我們強得多。


中國戰俘營里的大規模內鬥，表面上看是要去台灣的戰俘跟要回大陸的戰俘的對立。而實質上是反共戰俘和親共戰俘的對立，最後演變成了一場戰俘營里的國共內戰。可是志願軍都是共產黨的部隊，怎麼會出現國共之爭？


抗日戰爭結束時，中共部隊只有幾十萬人，國民黨軍隊人數號稱800萬，而當解放戰爭結束時，國民黨軍隊只剩下幾十萬人撤往台灣，解放軍卻增加為數百萬人。消失的國民黨軍隊哪裡去了？多數被解放軍吸收了！我們180師入朝時，從班排幹部到戰士，大部分是太原戰役的“解放戰士”和成都戰役中95軍與黃埔軍校的起義投誠官兵。新參軍的只有少數知識青年。入朝參戰其他部隊的組成情況跟我們相差無幾。然而，在2萬多志願軍戰俘中，從戰場主動投敵進來的，為數並不多，絕大多數還是由於傷、殘、病、餓喪失戰鬥力被俘的。如果從政治上對中國戰俘進行深入考察，在眾多原本是國民黨軍隊的戰俘中，確實有不少人在被俘之前思想感情上就不認同共產主義，有些人因為在“打土豪分田地”時期或解放戰爭時期家裡曾經有人受難，而在心裡隱藏着對共產黨的仇恨。這些人到了戰俘營脫離中共的統治後，自然用不着再隱瞞自己的政治傾向。他們自然也是中國戰俘營里拒絕遣返回大陸的最堅決的戰俘。但是，由於當時新中國剛成立，共產黨表現得比國民黨清廉，解放軍在軍民關係上、官兵關係上也比國民黨軍隊強得多。因而儘管戰俘中的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只占少數，但從思想感情的總體傾向上說，在戰俘營初期親共戰俘要比反共戰俘多得多。


問題出現在停戰談判開始後，美國政府發現有中國戰俘堅決不願回大陸，乃提出了“根據戰俘自願進行遣返”的原則，並且情不自禁地支持反共戰俘去控制戰俘營。先是把一些戰場投誠的原國民黨軍隊軍官調往日本東京受訓，然後任命他們擔任各個戰俘營的俘虜官；允許他們在戰俘營里發展“國民黨支部”及“反共抗俄同盟會”；特別是讓他們成立“戰俘警備隊”，並允許警備隊私設“刑訊室”，實際上給予了他們使用暴力手段去統治戰俘營的權力！這就把潘多拉魔盒打開了。這些堅決反共的戰俘通過他們掌握的行政權力及“戰俘警備隊”的準軍事管制，開始在戰俘營里強迫所有的戰俘聽取宣講反共課、在討論會上辱罵共產黨；強迫黨團員去宣布自己退出共產黨、共青團；強迫戰俘們在要求去台灣的申請書上簽名蓋血手印；最毒辣的是強迫戰俘在身上刺青，刺上永遠抹不掉的反共標語乃至國民黨黨徽，看你還敢不敢回大陸去！面對親共戰俘們從各自為戰的反抗到團結起來有組織地抗爭，他們採用了當年國民黨監獄對共產黨囚犯使用過的各種殘忍刑法予以鎮壓。


究竟何去何從？這是大家在戰敗被俘之後面臨的又一次關鍵的命運抉擇！這次是關繫到能否保留住我們自己做人的尊嚴和回家跟親人團聚這些基本人權的抉擇！但是要回家就得選擇共產黨，要去台灣就必然選擇國民黨！歷史的安排就是如此。於是，去台灣還是回大陸之爭，變成了國共之爭，既然事關每個戰俘的終生抉擇，全體中國戰俘就都捲入了那場激烈的戰俘營里的國共內戰。


1952年4月6日，美軍管理當局宣布：全體中國戰俘將於4月8日起接受“遣返志願甄別”。那場國共內戰便面臨最後決戰。那幾天，在中國戰俘營內反共戰俘掀起了對拒絕去台灣戰俘的大規模恐嚇和鎮壓，四川大學新參軍的外語系學生林學逋被當眾剖腹挖心。結果是1.4萬人去了台灣，只有7000人回歸大陸。


60年後回顧這個歷史事件，對於我們這些朝鮮戰爭的受害者竟然還得去吞下國共兩黨幾十年積累的歷史恩怨的苦果，我真是感到極其無奈和沉痛！同時我們也從中看到：人的尊嚴是維護人性的最後底線！人的尊嚴一旦被剝奪，人性就會被扭曲、甚至被異化為獸性！我們那些在最後一刻放棄回家跟親人團聚的難友，大都是在受盡屈辱失去尊嚴之後，已經萬念俱灰，只想“苟且偷生於亂世”了；而那個竟然下手去對自己同胞剖腹挖心的敗類，他已經完全異化成為一頭野獸了！看來，維護人的尊嚴也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極其重要的標誌。


朝鮮戰爭結束後，那場戰爭對我們命運的捉弄並未結束。我們這些拼命要回國的7000人，回來後卻被看成怕死鬼、變節者、甚至是從敵方投誠回來的敵偽人員。連我這個曾經被美軍判為“刑事犯”與“戰犯”、曾經被囚禁在巨濟島最高監獄和戰犯營場的堅持回國志願軍戰俘總代表，歸來後竟然也會被共產黨定性為“變節者”，受到開除黨籍、軍籍的嚴厲處分。給我定的兩條主要罪名是“有武器不抵抗被俘”和“為敵服務”。我在突圍時緊握手榴彈帶着七個小宣傳隊員往溝口跑，遭到交叉火力阻擊，一個隊員中彈身亡，我們跳進山邊水溝里隱蔽。天亮時，美軍坦克進溝，後面跟着步兵。我叫大家趴下，正要將手榴彈奮力扔向敵人時，手臂被身邊的小隊員抱住了。他哭喊着：“您千萬別扔呀，扔了我們都得死呀！”這些小宣傳隊員都是我從成都帶出來的，看着他們那充滿驚恐無助的神色，我心軟了，便帶着他們往山上跑，而我們最終都沒能逃脫被俘的厄運！這就犯下了“有武器不抵抗”之罪。我的另一樁“為敵服務”罪行，指的是我當翻譯之事。在被押往前方戰俘收容站途中，一位難友捂着肚子往山根樹叢里跑，押送我們的美軍對他大叫：“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你想找死吶！）然後朝天開槍了。我急忙對那位大個子士兵喊：“Don’t shoot, he is getting dysentery!”（別開槍，他正在拉痢疾！）我就是這樣被他們發現會講英語的。當美軍布魯克斯上尉動員我去他們第八軍司令部當翻譯官被我婉拒之後，他請求我協助他們管理中國戰俘們的生活。我答應了，最後擔任了堅持回國戰俘營的“對敵總翻譯”。這就犯了“為敵服務”之罪。就這樣，我們歸國的7000難友，不僅絕大多數黨團員被開除黨團籍，大多數人的軍籍被開除，並且一律受到“終身控制使用”的歧視與懲罰。這就使得我們和我們的親屬在幾十年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飽受衝擊與迫害。“文革”結束後，我們爭取到中央政府宣布給予我們的政治平反，但經濟上我們沒有獲得任何改善，致使多數人仍然陷於貧病交加的困境之中。其中不少難友已經懷着深深的遺恨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我的那些去了台灣的1.4萬個難友，受到的政治待遇比我們強一些，他們絕大多數被編入國民黨軍，雖然也有些人受到暗中考察甚至在綠島坐過牢房，其中還有人被判死刑，但沒有像我們那樣全都受到懷疑、歧視和終身控制。而且隨着台灣的民主進步他們也享受到了平等的公民權利。他們不少人通過奮鬥成長為受人尊敬的教師、作家、醫生、律師、企業家等等。我在台灣南投縣探視了一位白手起家創辦花園式度假村的難友，完全沒料到他已成了擁有億萬資產的企業家。


然而，朝鮮戰爭給他們留下的傷痛也是深重的。他們不止是跟1949年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老兵一樣長期承受着離鄉背井、骨肉分離之痛，還要忍受人們對他們的戰俘身份的蔑視；因具有戰俘身份，他們成家更加艱難，我的大多數難友至今依舊孑然一身，不得不在榮民之家裡度過他們淒涼的晚年！同樣因為他們的戰俘身份，他們不少人回大陸探親也是有家難歸。一位家住遼寧錦州的難友，第一次回鄉探親，他的從未見過面的遺腹子和孫子舉着“熱烈歡迎某某人”的牌子，在火車站接他。他高興地給家裡添置了電視機、電冰箱、電熱水器。臨別那天，他的孫子一大早站在床前求他給買輛摩托車。他抱歉地說身上的錢確實不夠買車了，明年回來一定給買。在火車站，車啟動後，孫子追着他喊：“你當了俘虜、去了台灣，我們為你受了多少罪？你連一輛摩托車都捨不得送我，你算他媽的哪門子爺爺，你別回來了！”這位難友在向我回憶這個經歷時淚流滿面。


我比我的大多數難友幸運些，我在難友、親友們的支持下活着熬過了被俘及歸國後最艱辛的前30年。在我頭上的“變節者”和“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掉，我的政治名譽與人身自由得到恢復以後，我在眾多親朋好友的關切下，又用了30年時間去追尋、記錄我們這個特殊的志願軍戰俘群體的苦難歷史。最後完成了兩部“報告文學”作品：《我的朝鮮戰爭——一個志願軍戰俘的六十年回憶》《孤島——抗美援朝志願軍戰俘在台灣》。前者着重敘述我自己與我的歸國難友的經歷，後者着重敘述我的去台灣難友們的命運。


過了60年我們再來看那場戰俘營鬥爭，有了不少醒悟。前些日子我在台北跟一些倖存的難友聚會，我們擁抱、我們流淚、我們乾杯！大家都感覺到：當年在戰俘營里，我們這些同胞兄弟竟然會因為跟我們生命毫不相干的什麼主義斗得死去活來，實在是太愚蠢了！擦乾淚水大家又說：“現在醒悟了，也不算晚，也不算晚！”其實，現在來看60多年前那場內戰又何嘗不是一場根本不該發生的骨肉相殘的爭鬥？


同樣，朝鮮戰爭也是一場完全不應該發生的戰爭。尤其是我不應該上戰場去與美國人為敵。我求學的初中、高中都是美國來華興辦的學校；我讀的清華大學也是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興辦的。我應該感恩於我的母校，感恩於美國。何況近百年來，在所有西方國家裡，美國對我們中國最好。抗日戰爭也是美國對我們援助最多。今天中美兩國之間似乎矛盾很大，摩擦很多。而究其根源，並非中美兩個偉大的民族之間有什麼不可調和的衝突，而主要是由於多年來雙方在政治制度上的對立造成的。我深信，一旦大陸也像台灣那樣走上民主憲政的發展道路，中美關係必將發生根本性轉變。中美兩國將不只能夠和睦共處，還會攜手去維護世界和平。


我的一生除了參加過朝鮮戰爭，還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這些極為慘烈的戰爭，親身見證了戰爭對人類造成的可怕災難。如今在我們這顆星球上還有不少地方燃燒着熊熊戰火，每一天都有無辜的人們在爆炸中死去。但我完全相信人類有智慧、有能力去制服戰爭這頭惡魔，去創造世界的永久和平！


我們高興地看到，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建立起聯合國之後，地球上原來分裂存在的一百多個國家開始形成一個人類大家庭。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正在把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國家的界限正在日益淡化，歐盟的創建與擴大是人類在歐洲實現民族融合的重大進展；而人類所經歷的無數次戰爭的慘痛教訓，已經促使和平、民主、自由、平等、正義、博愛等等理念成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普世價值，“和平與發展”正在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與追求，它也是聯合國帶領人類大家庭共同奮鬥的目標。


我的不少戰友、親友對我的這些觀點持有不同看法，主要是認為我對於中國的歷史與現狀批判認識得不夠深入，因而對中國和人類的未來過於樂觀，對世界大同以及永久和平抱有幻想。其實，我們對於中華民族與人類未來的走向都懷着同樣強烈的期待，不同的僅在於着眼點。我的信心來自於我們整個中華民族而不是某個政黨，來自我們民族的三千年歷史而不只是近百年歷史，甚至是來自地球村和整個人類的大歷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