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近代政治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他在學問和功業方面的成就，備受後世推崇。曾國藩在讀書、修身、治家方面的心得，一直很受人們的重視。在《曾國藩家書》當中，他在不同時期向弟弟、子侄等人推薦書目、傳授自己的讀書方法和心得。其中，他最愛讀的有8部書，被其視為枕邊書，在軍機政務之餘隨時披閱。

　　曾國藩

　　早期的八本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三月，曾國藩在“致溫弟沅弟”的信中，附錄了他開的書目，其中有一項“熟讀書”，其內容包括：《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此外，還有“應看書”一項，但沒有說明。曾國藩要求自己“讀熟讀書十頁。看應看書十頁”。

　　《易經》

　　《曾國藩日記》記載，曾氏系統研讀《易經》五遍：第一遍，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起，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結束，歷時一年半，一天研讀一卦，反覆學習，幾乎沒有間斷；第二遍，咸豐十一年（1861年）正月至二月，歷時兩個月，每天二至三卦；第三遍，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至十二月，歷時三個月；第四遍，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每天數卦，全部溫習一遍；第五遍，同治十年（1871年）。

　　曾國藩之所以能夠在風雲變幻的政治格局中位高權重而又全身而退，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受《易經》的影響。特別是在他撲滅太平天國後，正是處於“不能退，不能隨”的兩難境地。一方面他拒絕稱帝，另一方面清廷對其倍加疑忌和防範。當時盛傳一句話“趕走半個洪秀全，來了一個曾國藩”。

　　他曾考慮解甲歸田以避禍，但被幕僚諫止。理由是，他已與太平軍結下了深仇大恨，如果不手握兵權，必有身家性命之虞，即使朝廷放過他，仇人也絕不會放過他。最後他想到了一個高招，這就是裁軍。但裁軍暗藏玄機，那就是裁湘留淮，裁陸留水。裁撤湘軍以釋清廷疑忌，保留李鴻章的淮軍，並力保湘軍水師轉為正規軍，既保存了實力，又確保了自身地位和安全，實現了“吉”的結果，也創造了中國歷史上以功高蓋主而壽終正寢、善始善終的奇蹟。

　　除《四書》《五經》 視八本書為傳家寶

　　公元1856年，曾國藩在《諭紀澤》的信中告訴兒子：“餘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

　　三年之後的公元1859年，曾國藩再次提到了這4部書，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詳細地列出了自己看重和喜愛的書：“余於《四書》《五經》以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姚鼐，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

　　在《四書》《五經》之外，對於這8部自己喜愛的書，曾國藩非常希望兒子也能夠好好研讀，以期成為傳家的學問，他說：“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札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餘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對這8本書的重視程度。

　　《韓文》

　　韓文就是韓愈的文章。韓愈在文學上反對魏晉以來的駢文，提倡古文，主張文以載道，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古文眾體兼備，舉凡政論、表奏、書啟、贈序、雜說、人物傳記、祭文、墓誌乃至傳奇，無不擅長，可大致概括為論說與記敘兩類。其論說文氣勢雄渾，結構嚴謹，邏輯性強，名篇如《諫迎佛骨表》、《原道》、《原毀》、《爭臣論》、《師說》等；記敘文則愛憎分明，抒情性強，名篇如《送李願歸盤谷序》、《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後敘》、《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銘》等。

　　《史記》《漢書》

　　曾國藩說：“《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意思是說《史記》和《漢書》是史學的開始和發端，是史學的精華。因此了解史學，必然要從《史記》《漢書》入手。但是《史記》《漢書》由於時代所限，記錄史事不全，所以曾國藩認為應該讀《資治通鑑》。

　　曾國藩曾指導兒子讀《漢書》：要想讀《漢書》，先要過文字這一關，解決疑難生字的問題，所以需要先熟悉《說文解字》、《經籍纂詁》兩部字典、詞典。

　　《古文辭類纂》。

　　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編的各類文章總集。全書七十五卷，選錄戰國至清代的古文，依文體分為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讚、辭賦、哀祭等十三類。所選作品主要是《戰國策》、《史記》、兩漢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歸有光、清代方苞、劉大櫆等的古文。書首有序目，略述各類文體的特點、源流及其義例。

　　曾國藩勸人讀七部書

　　曾國藩還有一個書目，因記載在清末徐珂的《清稗類鈔·文學類》中而廣為流傳，標題是《曾文正勸人讀七部書》，其中說：

　　“曾文正嘗教後學云：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文選》、《通鑑》、《韓文》也。蓋《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英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詞章之淵藪也。《史》、《漢》時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鑑》廣之。《文選》駢偶較多，恐真氣或漸漓，故以《韓文》振之。”

　　在曾國藩看來，《史記》《漢書》是史學的發端和精華，《莊子》（在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著作中）最為宏大，想象力最為豐富；《文選》中所選的文章騙偶過多，容易養成華而不實的文風和習氣，所以應該同時讀《韓文》以糾正。

　　據稱，曾國藩曾說：“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為成學。”意思是說，在六經之外，上面這七部書能通其一，就足以成就一番學問，可見曾國藩對此七書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