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老狼《丑陋的中国皇帝》系列之三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时代英雄：洪宪皇帝袁世凯

说到袁世凯这个人，凡是受过舆论导向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窃国大盗，是一个开历史倒车、搞帝制复辟的坏人。这是因为人们对他的一生并不了解且偏听偏信的缘故。2003年，中央电视台一部《走向共和》的电视剧，一反过去五十多年的定论，把袁世凯说成是“中国的华盛顿”。这倒有八、九分的中肯。袁世凯在大清朝的末代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改革家。是一个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人。如果说曾国藩、李鸿章搞洋务运动推动了大清朝的进步，那袁世凯就是从政治体制方面推动了大清朝的变革。他的一生完全可以用“伟大、光荣、正确”几个字来形容。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洪宪皇帝”。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若没有那个“洪宪皇帝”的桂冠且多活十年，他在中华民族千年史册的地位完全可能与美国的华盛顿媲美。

 1859年，袁世凯生于河南项城县一个绅士之家。孩童时代的袁世凯是一个招人喜欢却不爱读书的顽童，一看到《四书五经》便飞一般地逃跑。但是这个顽童胸怀远大理想，十三岁时，他的一个堂叔想考他的学问，让他拟一副对联，袁世凯大笔一挥，写出了两句：“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其堂叔大吃一惊：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胸襟，不得了！

参加了两次“童子试”的袁世凯名落孙山。一怒之下，袁世凯烧掉自己作的所有诗文。独自出门想讨个出身。二十二岁那年，他投身在嗣父故友、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麾下。吴长庆看在当年生死之交的份上，给了袁世凯一个“七品芝麻官”，并请大才子张謇做袁世凯的老师，好让袁世凯日后在科举中博个功名。

1882年8月，朝鲜内乱，吴长庆奉命赴朝平乱。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在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果敢、胆识、治军的严谨、敏锐的政治眼光令吴长庆刮目相看。事件平息后，袁世凯主动要求吴长庆授命于他，帮助朝鲜练兵，并说朝鲜的亲华派强大了，才能藩屏日、俄，使中国的东大门高枕无忧。吴长庆赞赏袁世凯的远见卓识，当即同意。袁世凯练兵只半月，请朝鲜国王来阅操。国王阅后大加赞扬，并写信给李鸿章，称赞袁世凯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才。”大清朝一代名相从此知道并记住了袁世凯的大名。袁世凯升任中国驻朝鲜军队主帅副手（相当于助理）。

1884年12月，朝鲜亲日派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囚禁国王，杀害亲华大臣。袁世凯要求领兵攻打日本兵占领的王宫，解救国王。时大清驻朝鲜军队统领吴兆有说：“我们没有朝廷的命令，岂能轻举妄动！”袁世凯说：“我们身处异邦，远隔大海，渡海请命怎么来得及？”“如果朝廷怪罪下来，我一人当之，决不累及你们！”随后亲率中路攻坚部队奋勇突进。正面进攻造成伤亡，又分兵从侧面进攻，终于战胜了在王宫中的日本军队。这是大清朝对日作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袁世凯居功至伟。“袁大将军”之名在朝鲜如雷贯耳。

但是稳定了朝鲜形势后，朝廷反而要惩办“肈事者”袁世凯，罪名是：“无端挑起与日本的事端，杀之以谢日本人。”但当朝迁钦差吴大澄到朝鲜准备处决袁世凯时，发现这袁世凯是个天下奇才！从此二人不但成了莫逆之交，还为几岁孩童定下了儿女亲家。回到中国的吴大澄见到李鸿章就说：“这次朝鲜之行最大收获就是为国家发现了一个人才，这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在朝鲜三年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和取得的成功，是他日后在官场中飞黄腾达前掘得的第一桶“政治金”。但袁世凯见朝廷如此是非不分、功过不明，钦差前脚一走，袁世凯就连忙收拾行李逃回老家躲了起来。

八个月后，袁世凯得到李鸿章的亲自召见。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送朝鲜前国王大院君回国复辟，且不能带兵前去。因为大清朝新近与日本签了《中日天津条约》：撤回全部在朝鲜的军队。以后双方若要派兵，得彼此先行知照。”因七十多岁的大院君已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袁世凯难以完成李鸿章交给的“复辟”使命。但在随后的九年间，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的袁世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恩威并施的政治权术，把曾经依附日本的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当时朝鲜国内慈禧式的人物）拉回了大清朝的怀胞。英国剑桥大学编的《中国晚清史》上说：“李鸿章通过任命袁世凯为掌握朝鲜商业、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来加强中国的控制。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三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袁世凯在朝鲜总共十二年的工作也得到朝鲜民众的首肯，朝鲜政府为袁世凯立了一个“功德碑”。袁世凯取得的成功，使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甲午战争前，日本派人想在袁世凯回国前将其暗杀。因袁世凯的翻译唐绍仪得到情报，请英国领事协助，才得以脱险。

甲午中日战争以大清朝的惨败而告结束。痛定思痛的大清朝没有找到根本的败因（政治体制问题），却找到了其中一个败因：军队没有战斗力。袁世凯受命在小站编练新军。取名“小站兵官学堂”。当时他手下有七千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一群乌合之众，在袁世凯的调教下，后来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北洋军阀时代。袁后来能坐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能登上“洪宪皇帝”的九五之尊，靠的就是他在这个小站上练出来的一支忠心为他卖命的精兵强将。在他的手下云集了一大批日后在中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大总统：徐世昌、冯国璋、曹锟；总理：段祺瑞、王世珍；陆军总长段芝贵；还有闹宣统复辟的张勋……。八年后，“小站兵官学堂”迁往保定，成立了“陆军行营军官学堂”。民国初年，改名为“陆军大学”，迁往北京。

1898年，光绪皇帝发动“百日维新”。袁世凯对于维新运动是支持的，对康有为的“强学会”也慷慨解囊。可惜的是手中没有多大实际权力的光绪皇帝再发多少上喻，下面各大衙门的老板们都不理睬，一切看“老佛爷”的脸色行事。光绪皇帝在康有为等人的撺掇下，孤注一掷走了一步险棋：派谭嗣同到袁世凯处说项，由他带兵杀直隶总督荣禄，再带兵进北京城逼慈禧退位。当时袁世凯满口应承，但袁世凯上午离京，慈禧当晚随即发动了政变，囚光绪皇帝于瀛台。对这一历史公案，攻之者都认为是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但辩之者却说政变发生于前，袁世凯为求自保“坦白”于后，告密与政变没有因果关系。理由有五点：一、政变当天只发出抓康有为的通缉令，没有谭嗣同。若是告密，当首抓“策反”的谭嗣同。谭嗣同是在政变后第四天才发的抓捕令。二、谭嗣同是在政变前三天对袁世凯说的话，此后两天袁世凯都在北京，第三天上午受了光绪的召见后，乘十一点的火车离开北京，下午三点到的天津。要告密早就告了。三、荣禄是在政变后第四天才到的北京。四、说荣禄通过电报向慈禧通报袁世凯告密之事也不可能，因慈禧没有专用电台，全部电报需经“京局”收发。且先会送到光绪皇帝那里。五、荣禄在政变当夜突发颐和园是后来者的捕风捉影，因慈禧当夜没在颐和园。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背主求荣的罪名是洗不掉了。但话又说回来，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当时老太后树大根深，小皇帝弧掌难鸣，傻瓜才会去拿鸡蛋去碰石头的。“上了贼船”的袁世凯没有因“坦白”而“从宽”，反倒因此而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荣禄从中保全。而光绪皇帝从此对袁世凯是恨之入骨，囚禁期间，有事无事就写“杀袁世凯”几个大字。死前更是留下遗嘱，要其胞弟摄政王杀袁世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受命山东巡抚。当时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骗过了三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请来义和团首领问道：“你的人真能刀枪不入吗？”首领说：“当然。神功附体后，就什么也打不死了。”袁世凯指着一队正在表演的团民问：“他们已经神功附体了吗？”首领说：“是的。”袁世凯突然下令“开枪！”结果一枪一个，没有一个不入枪弹的。袁世凯忽然站起来骂道：“骗子！妖妄之徒！乌合之众！全部剿杀！一个不留！”后来慈禧想借义和团的力量与西方列强抗衡，召各地义和团进京。袁世凯在山东宣布：真正的义和团到京城去保卫皇上了，现在山东的凡打“义和团”旗号的都是假的，应全部剿灭！义和团失败后，中外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一条就是“惩治战犯”。凡“纵恿拳匪”的朝廷大员全部赐死。袁世凯由于是坚定的“剿拳派”，得到了西方列强的青睐，慈禧任命他为直隶总督。据说这是因为有西方列强的大力推荐。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交还大清政府后，大清国不得在距天津租界方圆二十公里范围内驻军。也就是说整个天津市区不得驻有中国军队。天津是北京的屏障，若不驻军，那北京城就时时处于外国军队的威胁之中。但袁世凯面对这一政治上的超难题却有他的独门绝招：你不准驻军队吗？我就学习你西方的警察制度。在接收天津前，在军队中挑选三千名士兵，换上警服。带上武器，大摇大摆开进津门。这八国联军当局见状，当即哑口无言，继而佩服不已！中国的警察制度从此开始。袁世凯是中国警察制度的伟大创始人！袁世凯成了中国政坛升起的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此后几年中，袁世凯奏请废科举、兴学堂，为慈禧采纳。1905年，袁世凯又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他大声疾呼：“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邻邦（即学日本）不可！”他的政治主张居然被慈禧批准！袁世凯激进改革言论引起西方的强列关注并作出高度评价：“中国出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转机”。“大清帝国有一个握有实权的改革者，他的名字叫袁世凯。”此后大清朝拟出十二年内完成“君主立宪”改革的期限。可惜的是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君主立宪”成了一枕黄粱。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又勾结俄国人制造祸乱。俄国人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了政权，在中国实行黑暗的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日的中国，“宪政”还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摄政王拿出光绪的临终遗嘱：处死袁世凯！但此时的袁世凯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万般无奈，只得以“足疾”为由，让其退休回家。闲赋在家的袁世凯呤出了“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的不凡诗句。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朝只得请袁世凯出山。此时的袁世凯依仗忠心耿耿的北洋军，一面打压起义军，一面逼清帝退位。他成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若朝野同心，把国家建成现代化的民主强国并非难事。但是在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国度要实现真正的民主谈何容易。有着总统、国会的现代化民主国家机器，操作者却是些封建传统文化意识浓厚的政客。这就如同当今的中国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机器设备引进来，却无人能操作一样。在朝者想的是永坐龙庭，利用权力把反对派置于死地而后快；在野者想的是黄袍加身，利用国会对当政者的制约早早地将对手赶下台。就连一代伟人孙中山，其言行也没有摆脱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想的是不顾一切推翻袁世凯自己坐龙椅。他们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把政坛变成了角逐个人权利的战场，一切为我所用。民国之初的中国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会党团对袁世凯的大多数提案，无论是对国家有利或无利的都加以否决！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竟没有一点办法！无可奈何的袁世凯选择了“恢复帝制”，想“一言九鼎”。当了一世的英雄最后总要奔那个皇帝大位而去，否则他就不配“英雄”二字。谁又知“洪宪皇帝”刚一登基，全国的声讨浪潮就铺天盖地而来！“洪宪皇帝”大梦只做了八十三天就梦断紫禁城。“复辟帝制”成了他一生唯一的、最大的污点。

本文写于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