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祥/minghui wang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人，唐朝開元年間名相，德才兼備，秉公守則，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世稱“張曲江”或“文獻公”。年幼時即聰敏，十三歲以書拜謁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贊其“神童”、“必能致遠”。青年時在鄉學教學有方，並嚴格鄉學的規章，平日總是衣冠整齊，做事一絲不苟。

他進士及第，其風度文章為當世之楷模，時人譽為“九齡風度”或“曲江風度”。其風度不僅在於為人“耿直溫雅、風儀甚整”（《舊唐書》）的才華與儀表，更在於其心繫百姓、正義敢言的品格和節操。唐玄宗朝政時，看到張九齡總是“風威秀整”、直言進諫，以致後來每當有人向他舉薦人才時，他總要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新唐書》）

開元元年，擔任左拾遺的張九齡就上書宰相姚崇，提出了“遠諂躁、進純厚”的用人重德的原則，堅持任官以“德望”為先，反對結黨營私、假權於人、賣官鬻爵等不正風氣。他說：“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遠”。姚崇復書嘉納其言，“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在吏部舉行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時候，張九齡經常被邀參加對考生等級的評定工作，由於他公平允當，取捨認真，得到朝廷內外的好評。

開元四年，張九齡上書唐玄宗請行郊祀之禮敬天，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上書指出：若失德失政，上天就會顯示災異以警告，如表現為水旱災害等；天道至高，但其報應的卻很近。過去東海錯殺了孝婦，以致天旱很久。一個官吏不明察，一個人受冤而死，天還要昭明她的冤屈。而縣令刺史是與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應該是親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災禍之由來，豈只是因冤枉一婦人而起呢？他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賢能與否對民眾關係至大，提出“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

宰相張說很欣賞張九齡的文章，稱他文才出眾，其文“有如輕縑素練”，能“濟時適用”，提拔他為中書舍人內供奉，後至中書舍人。但張九齡對張說從不隨聲附和，秉公持正，對其一些斷然行事多有勸說。如張說奉旨籌備封泰山盛典，因封禪之後有進階行賞之事，他在隨行人員中多安排其所親近之人，令張九齡草擬詔書時，張九齡立即勸諫：“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提醒張說要選那些“清流高品”之人，提出在詔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更改還來得及。張說沒有聽從，事後果然招致怨聲一片，因授爵不公而被罷相貶官。

開元十七年千秋節（唐玄宗生辰慶典），大臣們有的進獻奇珍異寶，更多的按當時風尚皆以寶鏡進獻。惟張九齡進《千秋金鏡錄》五卷，具陳前古興衰經驗及教訓，希望皇帝以人為鑑，洞察吉凶，指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淋漓盡致地展示了其“彰善懲惡，見義不回”的“曲江風度”。該書引經據典，內容包括敬天、親賢、遠佞、勤民、修身等十章，以古論今講時弊所在，並指出如何改變應對。言“明鏡所以鑒形者也，有妍蚩剛見之於外；往事所以鑒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提出人們往往重視借鑑明鏡，不重視借鑑歷史，人應以史為鑑，來檢查、反省自己，以存善去惡，成為至人。唐玄宗對此予以頒詔嘉獎。

開元二十一年，張九齡任職宰相，倡導仁政，推行教化。他在奉和唐玄宗的詩中說：“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興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在為國家起草的詔書中說：“言念蒼生，必必遍於天下”“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他深明教化的特殊社會功能，說“道者眾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他提倡少用刑獄，認真依法辦案，不徇私心，說“獄訟所寄，人命是懸……自今以後，天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復加楚毒。”其“累歷刑獄之司，無所不察”，又能面決是非，口成案牘，均得其平。設置十道採訪使，掌監察州、縣官吏，舉善懲惡，廣開言路。

他關注民生，保民育人，重視農桑，反對黷武：“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今甘澤以時，農桑為重……”為國家起草《籍田制》，從皇帝至朝廷百官都要在春耕季節參加藉田勞動，以“重農桑，輕賦稅”。他自己親自兼任河南開稻田使，在中原地區推廣南方的水稻種植技術，大興農田水利。主持開鑿了大庾嶺新路，溝通了南北交通且造福後人。因大力發展農業，唐朝在開元末和天寶初，國家財力和百姓福祉達到了開國以來的高峰。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的米一石價值不到兩百文錢，布帛價格也很低廉，海內安富。

張九齡有着鑒人之識，善於識別忠奸，說“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李林甫不學無術，卻又妒賢嫉能，擅於阿諛奉承，欺上瞞下，陷害好人，時人謂之“口蜜腹劍”。李林甫欲任宰相，張九齡上書反對：“宰相系國家安危，李林甫非社稷之臣，像他這樣寡德少才之人當宰相，我擔心今後國家會因此而遭殃。”後來李林甫果然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奸相。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多次擊敗契丹，唐玄宗要封他為相，張九齡諫阻：“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官賞功，終有無官可賞之日。”唐玄宗採納了其意見。張九齡反對輕授名器，主張官以任能，爵以賞功，財物以獎勞績，絲毫不能混淆，要嚴格堅持用人標準。

安祿山以范陽偏校之職入朝奏事，驕橫之聲溢於言表，張九齡見後對侍中裴光庭說：“此人將來一定會禍亂幽州。”並勸諫唐玄宗加以提防，後來果然安史亂起。奸相楊國忠專權誤國，奢侈無度，起用奸佞之人，他們“以奸媚之法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冰令工人鏤為鳳獸之形，或飾以金環彩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避暑”，朝中文武多爭相趨附，“惟張九齡不受此惠”。張九齡曾對人說去投靠楊國忠的人，不僅禍國，也必害己，其實離禍不遠了。果然，後來由於安史之亂，楊國忠被士兵殺死，凡是依附他的人都受到了牽連，身敗名裂者不計其數。

張九齡在《上封事書》指出選官重德的重要性：“此皆興衰之大端焉”。認為凡是輕薄失節的人，無論有才與否，一概加以抑制。強調只要是“賢能”，有“聲實”，就可以越級提拔。在“開元之治”中，他推薦任用的賢才有：嚴挺之、王維、孟浩然、袁仁敬、皇甫冉、盧象、包融、李泌、周子諒等，這些人都是稱善一時的人物，他們皆以道義相交，光明正大，始終不渝。如王維在《獻始興公》詩中稱讚張九齡：“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稱他身為宰相，用人唯賢，不結黨營私，對於國家的官爵，不徇私出賣；其所作所為無不以國家利益為重，無不為百姓着想。《新唐書》稱其“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他多次上書李林甫、楊國忠等人的種種劣跡，遭其排擠和誹謗，被貶為荊州長史。

在荊州，他寫了《感遇十二首》，詩中有：“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稱讚蘭桂的芳潔品質、欣欣向榮的生命力，其美好完全出於自然天性，而並非為了求得人們的賞識，表達了自己堅守正道、不與奸佞同流合污的決心。他還寫道：“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他謫居之地正是橘之產區，於是借丹橘喻己貞操，丹橘葉茂枝繁、經冬不凋四季常青，難道是因為那裡地氣和暖？而是因其自有凌寒傲霜的本性！後人贊他“清節不染於濁流”。他在《望月懷遠》中寫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千古流傳，道出了天下人們共同的心聲，在海天遼闊的背景中，明月下人們彼此思念祝福、天涯共相望，一個“共此時”展現出一種高遠深融的氣象，體現出盛唐一代賢相坦蕩博大的胸懷。

（資料來源《舊唐書》《新唐書》《曲江集》《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