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菁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894年中国日本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通常被称为“中日甲午战争”，其实这种说法不经意地忽略掉了当年事件的另一个主角——朝鲜。同属东亚的朝鲜，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也是列强踏入东亚的最后一块神秘封地。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朝鲜问题逐渐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焦点。朝鲜，成为新兴近代国家日本与传统宗主国大清王朝的角力场，并最终引燃了中日大战的导火索。

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从甲午战争至今的一个多世纪，朝鲜半岛仍是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特殊焦点。历史与现实相纠缠，也使得它今天的现实更为复杂。也正因为此，更值得我们穿越历史的迷雾，疏理当年中日这场甲午之战的起源。

东学之乱

1894年，弥漫于整个东亚的不安定，首先是从中日之间的小国朝鲜引起的。而新年之初即爆发的这场政治动荡，又似乎预示了它的影响将超越整个甲午之年，甚至更加久远，最终直接引发整个东亚格局的大动荡。

甲午年正月初十，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了一场农民骚乱。骚乱起因很简单：粮食连年歉收而地方官员依旧以高压姿态征以重税。其实1894年的这场农民起义，并不是朝鲜历史上石破天惊的第一次，而只是近几年绵延不断的农民骚乱的又一起，也是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下，底层民众孤注一掷式的反抗。但与以往不同的是，甲午之年的这场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令当权者心惊肉跳的巨大能量。

1894年，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督办大臣赵秉式在外事活动中（法国《插图报》报道）

起义者领袖是东学党人全琫准——东学党人自称“东学道”，其创始人叫崔济愚。1860年某一天，崔济愚自称得到天主启示，授予咒文，布教济民。东学道虽然从创立之初就被朝鲜政府当作“左道”、“邪教”而严加禁止，创始人崔济愚也很早就被处死，但是它提出的诸如“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等口号，很好地迎合了中下层民众，因而在地下得以迅速传播。这次起义更像是东学党人积蓄了若干年能量的一次总爆发，东学军纪律异常严明，最初取得节节胜利。沿途参加东学军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起义队伍一路高歌猛进。到了5月底，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声势大振，其他地区的东学道徒也群起响应，东学军规模空前盛大，已席卷了朝鲜全国五分之三的土地、拥有十几万武装力量了。

起义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首都汉城，42岁的朝鲜国王——高宗李熙一直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到了1894年，统治朝鲜的李朝已持续了5个世纪。1863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昪驾崩，因其早逝无子，出身皇族的李熙继了位。因其继位时年仅11岁，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摄政。
1873年，大院君李昰应辞去摄政，将政权移交给年满21岁的高宗李熙。但李熙生性懦弱，继位后，朝政渐渐为其宠妃闵氏所控，闵妃在宫中组成闵家势力专权朝政。但大院君不甘退出政治舞台，由此朝鲜王室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势力集团，彼此形同水火。两大势力内斗不断，在国政和对外政策上也针锋相对。5月31日当朝廷接到全州城陷落急报，朝堂大臣皆大惊失色。尽管朝廷内部纷斗不断，但这一次，两派的意见基本一致：向清借兵镇压“乱党”。

其实早在农民起义爆发后不久的3月初，袁世凯即电告清廷，要求派兵船赴朝镇压。“……乞即电令水师，迅速派遣两艘兵船来仁（川），以尽弹压之责。”作为清朝驻朝鲜最具实权的官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感到帮助属国朝鲜平定叛乱、维护王室统治，是作为宗主国的清朝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曾经尽显“天朝大国”之威武的宗藩体制，眼下只剩下朝鲜这个仅存的硕果。

到了1894年，袁世凯已经在朝鲜驻了12年之久。他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人生遭遇的这个甲午之年，不仅是他驻朝生涯的终结，也是大清王朝对朝鲜宗主身份的终结。而随着朝鲜这最后一个“属国”的离去，天朝之国持续了几百年的宗藩体制也荡然无存。

最后的属国

满族建立清朝、统治中原以后，继续享用先前王朝积累下来的政治成果，其中之一，就是“宗藩体制”。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学者黄枝连先生对两国关系是这样形容的：“在正常的情况下，天朝与藩属国所维持的只是一种间接的、松散的、形式主义的、低姿态的礼仪关系。”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解释说，宗藩体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模式是，以中国为宗主国，而将其他国家都视为中国的属国；作为宗主国，中国有义务保护各属国，也有权力干预各属国的内政外交；作为属国，各国要向中国请封、朝贡，接受中国对其内政外交的干涉——虽然这种干涉是非常罕见的，各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着实际上的独立自主。

对于属国来说，来自中国的册封不但使其政权拥有更为充分的合法性证明，而且借此获得了抵御外忧内患的强大外援。“在成为中国的属国之后，既不必担心来自中国方面的入侵，还可以依赖中国抵御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因而，属国可以节省下为保持庞大的武备力量所必需的开支。”在宗藩体系之内，属国比中国获益更大。

“虽然中国几乎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都要对朝鲜半岛进行重新征服，以便将之纳入宗藩体系之内，但一般来说，中国很少运用武力来确认和维护这种宗藩关系。大多数属国都是和平地、自愿地开始向中国朝贡的。”《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一书里说。宗藩体制的鼎盛时代是明代，而这“恰恰是在明太祖朱元璋对周边15个国家留下‘不征’的祖训之后到来的”，从中可以看出宗藩制度的非军事性。

在宗藩体制之下，天朝除了获得大国的声威之外，单纯从物质利益上来说，实际收获非常有限。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天朝大国”的威严感和满足感。1592年，丰臣秀吉率20万兵征讨朝鲜，明朝帮助朝鲜抗击日本的战役持续7年之久，虽然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明朝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当时明代吏部一官员对此总结说：“劳七年之士马，费百万之金币，方全一属国。”当宗主国国力强盛时，作为属国的小国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远超出他们向宗主国付出的部分，因此他们也很愿意依附于宗主国、强化这种宗藩关系。比如在明代，朝廷曾要求朝鲜三年一贡，而朝鲜方面却坚持一年三四次朝贡。

满清征服明朝以后，朝鲜曾一度自诩为正统，认为满清为夷狄，因而不向满清称臣，且决心为明朝报仇。后清朝派兵横扫朝鲜半岛，迫使朝鲜与清朝建立了宗藩关系。1832年，英国人胡夏米前往朝鲜，要求与其通商，朝鲜方面的回复是“朝鲜服事大清国，只尊大清国的旨”。这种回答在具有近代意识的英国人眼里是不可理喻的，胡夏米在给朝鲜国王的回复中，直截了当地表示这种定位“凌辱贵国之体面”，仍无济于事。双方的认识显然有巨大差异。

可是进入到19世纪中期，大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它推行的外交、政治和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根本不足以支持抗击列强，原本在宗藩体系下臣属于清朝的各朝贡国多在列强的逼迫和离间下，中止对中国的朝贡关系。1883年，清朝与法国为争夺越南而交战，两年后，中法战争结束，李鸿章与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根据条约，清朝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所有条约，这意味着清朝自此丧失了对越南的宗主权。就在同一年，不甘寂寞的英国效法法国入侵缅甸，迫使缅甸脱离中国，沦为英国的保护国。逐步放弃对越南、缅甸等南部属国的宗主权，对于已有日薄西山之相的清王朝来说，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对当时的清王朝来说，令他们多少有些安慰的是，当其他属国纷纷弃之而去的时候，朝鲜这个北方属国，至少看起来还保持着与清朝相当稳定的关系。虽然清朝在英国的炮舰之下被迫打开大门，并被迫与列强相继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也不得不进入条约体制，但同时与朝鲜的这种宗藩体制却仍然保留着。对清政府来说，朝鲜不仅是重要的朝贡国，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中国北部的一个重要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隔离了来自日本和俄罗斯的威胁，清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

早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清廷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充分意识到中国真正的危机并不来自边远的南方，清政府所面对的真正威胁，除了国内的骚乱以外，主要来自毗邻京畿的北方，中国如果丧失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将会失去京畿的重要屏障。因此，包括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在内的许多满汉大臣真正关切的是京畿周边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和平。为了保护朝鲜以屏御将入侵中国东北之敌，总署理衙门建议，把与朝鲜公牍往来中涉及洋务者，从原来的礼部管辖，改为由李鸿章及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结果报告总理衙门。这样，李鸿章就成为中国政府处理朝鲜事务的主要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