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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演义十四:毛泽东疯整读书人原因初探 内外因诱发出一场空
送交者: 巴山老狼 2017年07月02日17:23:2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红朝演义十四:毛泽东疯整读书人原因初探   内外因诱发出一场空前劫难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华民族第一次大劫难――知识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十四章  毛泽东疯整读书人原因初探   内外因诱发出一场空前劫难    

一九五七年是中华民族经历共产专制首次大劫难的一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全国性的疯整知识分子运动?这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万年话题。毛泽东已成僵尸,熟知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的知情人也已作古,所留下的文字资料有限,史学家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此综合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史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再加本人的一点管见就教于读者。

其一、毛泽东由于在党内屡受知识分子的排斥而对知识分子产生的厌恶情绪。

毛泽东自投身于共产党后,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农民习气,未出国留洋的土气,和其言谈举止上的封建帝王霸气,屡受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们的轻视和排斥,多年来郁郁不得志,历届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闻天、博古、张国焘等对毛泽东不屑一顾。毛泽东以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在中共“三大”刚崭露头角,即被留法归来的周恩来等人取而代之,赶出了中共领导层。毛泽东辛辛苦苦在井冈山上打下一块地盘,屁股还没坐热,周恩来、王明、博古、张闻天就从上海赶来接过了军队的指挥棒,将毛泽东晾在一边。若不是蒋介石把红军逼得走投无路,毛泽东要想在共产党内翻身,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对此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登上了中共宝座之后,即对党内知识分子多方排挤,提拔任用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将才。偶尔用上几个知识分子也是如周恩来之流唯唯诺诺者。而毛泽东竟然靠林彪、彭德怀这类大字不识几个的人从蒋介石手中夺得了天下!如此一来,毛泽东更看不起知识分子了。

其二、毛泽东夺取天下后,虽然强逼中国人喊“毛主席万岁”,但从知识分子那里传来的都是些不和谐音调。最初是知识分子编出什么《武训传》一剧,不歌颂建立盖世功勋的毛泽东,却去歌颂一个“乞丐”,莫非我毛泽东连个乞丐都不如?继而梁漱溟又不顾毛泽东的尊严,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顶撞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还有那个胡风也是公然与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大唱反调,且提出的一整套理论还真让人难以驳倒,逼得毛泽东只有采取关监一法来解决问题。如此一来知识分子们更是表面顺从,骨子里反对。看来知识分子们没几个好东西,统统不可靠。这样由气愤而生厌恶,由厌恶而成仇恨,干脆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将爱提意见、爱唱反调的知识分子引出洞来,一网打尽,这样天下就再也没人敢同我毛泽东唱反调了。

其三、与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几十年的激烈的“路线斗争”中形成的思维定式有关。

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党内意见分歧不断,派系林立,斗争激烈,手段残酷,不同意见交锋的结果,胜利一方必置失败方于死地。轻则撤职,重则扣上“AB团”、“托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右倾”等罪名被开除,甚至处决。无数的共产党人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枪林弹雨下,而是死在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毛泽东对此不但有着深刻的教训,而且他爬上共产党统治宝座之后,也是这样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党,在这样残酷环境中拚杀几十年的毛泽东长期以来已形成一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对不同意见者不置对方于死地,对方必然置自己于死地,“反右”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几十年残酷党内斗争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一次很平常的、自觉与不自觉地运用而已。

其四、国内社会动乱的影响。

中共在中国以强制手段迅速地推行农业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后,国内经济出现了许多重大问题,官僚主义泛滥,共产党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扩大。一九五六年九月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事件,农村社员大闹退社,大批人员进京上访告状。使得一些共产党员惊呼:“罢工、罢课是共产党当年对付国民党的手段,现在反而闹到自己头上了。”毛泽东对此认为是知识分子在煽动不满,是阶级敌人在制造混乱,因此产生了将制造混乱的知识分子、阶级敌人主动引出来加以镇压的念头。

其五、借反右运动全面整肃有独立思想和见解的知识分子,为建立世袭毛家天下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也许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其六、国际上共产党专制国家内乱给毛泽东带来的震撼。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前赫鲁晓夫曾提出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遭到了斯大林的亲信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伏洛希洛夫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大会后赫鲁晓夫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

二月二十四日深夜,当苏共二十大代表们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打道回府时,突然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出席重要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题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报告,内容是谴责“历史上最凶暴残忍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斯大林“心胸狭窄,残忍和滥用权力”;“斯大林怀有病态猜疑”,“在他看来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斯大林认为有必要逮捕某个人时,总是让人们相信这个人是‘人民的敌人’”。“直接受斯大林迫害的苏共党员达七十多万!” ……

赫鲁晓夫公布了触目惊心的数字: 苏共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在九十八人即百分之七十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被逮捕和处决了!十七大近两千名代表中大部分被逮捕!

军队内的大清洗恶果是:五个元帅被处决三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一人得以生还;所有军长、师长百分之七十被处决……

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十五名人民委员中有九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六人中有四人在斯大林大清洗前去世,免遭毒手,而六人中剩下的两人一切“太平”――这两人就是列宁和斯大林!

赫鲁晓夫强烈地抨击了斯大林在苏联大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指出:

“让我们举出我国的历史影片、军事影片以及一部分作品来看,这些东西简直令人作呕。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宣传歌颂斯大林是军事天才。我们想起《攻克柏林》这部影片。在这部影片中只有斯大林在行动。斯大林在许多空椅子围成的一个位置上发布命令。还有一个人靠近斯大林在报告些什么呢――这个人是斯大林的仆人波斯克列贝舍夫。”

“要是那样的话,军事司令部在那里?政治局在那里?政府在那里?军事司令部、政治局、政府干了些什么?对于这些,影片丝毫不提,斯大林代替了一切人行动,斯大林无须考虑任何人的话,无须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影片是在假象笼罩下向人民显示一切的。……”

 赫鲁晓夫还列举了一九四八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这本书充斥了最为放肆的阿谀奉承”。他指出,斯大林竟然自己对这本书进行了多处补充。他列举了出自斯大林笔下的这样的话:“斯大林完美地担负了党和人民的领袖任务,他受到苏联人民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斯大林是决不允许对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事情进行虚伪的吹嘘,也决没有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

赫鲁晓夫公布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

“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把握。”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往来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务上便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

 赫鲁晓夫还公布了列宁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对斯大林严厉指责的信件: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且辱骂了他。虽然他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的话,但是还是这件事还是由她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对我。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您斟酌。

     敬礼!              

                                    列宁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方面大肆揭露斯大林罪行,一面又肯定斯大林在反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立下的功绩,以及斯大林时期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总的来说是肯定中的否定。

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凶残、暴戾、欺诈、罪恶揭露出来,无疑是在苏共“二十大”上放出一颗政治原子弹。在“暴风雨般长时间鼓掌声”中,赫鲁晓夫结束了他的爆炸性的长篇演说。

当美国中央情报局费尽心机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搞到手,并公开发表后,在全世界引起的震撼,丝毫不亚于在日本的广岛再扔上十几枚原子弹。

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唯一邀请了波兰、匈牙利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到场听讲演,随后在《秘密报告》的强大冲击下,这两个国家爆发了强烈的反抗共产党暴政,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

当赫鲁晓夫在台上作报告时,波兰的“斯大林”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当赫鲁晓夫作完报告后,要贝鲁特表态时,贝鲁特心境复杂地说:

“我们怀着悲伤的心情得知斯大林做坏事的消息。波兰人民那么感谢斯大林,感谢他的智慧和援助。”

 强烈的精神刺激使贝鲁特病倒。半月后,这位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波兰斯大林”在莫斯科病死。随后波兰陷入一片混乱。

三个月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共产主义暴政的革命运动。

这一天,波兹南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五万工人上街游行,要求“面包和自由”,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市人民议会、市党委会、军事检察署、公安局、广播电台受到了袭击,监狱被打开……

波兹南工人的暴动令全世界震惊。苏联元帅兼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和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紧急赶往波兹南。

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出任波兰国防部长,这对全世界的主权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此人是波兰人,一九一九年加入苏联红军,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功卓著,被封为苏军元帅并加入了苏联国籍。二战之后,斯大林为确保对波兰的控制,特地为波兰的共产党政权物色此人出任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得知自己的任命,差一点跪倒在斯大林脚下,要求不离开苏军。但是斯大林的决定是任何人也不能违拗的。罗科索夫斯基提出“保留苏联国籍,保留苏联元帅称号”。斯大林同意了。就这样,一位苏联公民,一位苏联元帅被斯大林任命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波兰政府副总理、波兰国防部长、波军总司令。

这无视波兰主权的强权行为,令波兰人民愤恨不已。但敢怒而不敢言。就是这位苏军元帅赶到波兹南后,下令出动军队进行镇压,造成五十三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的血腥惨案。

人民的暴动虽被枪炮所平息,但此事件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一个苏联元帅、一个外国公民,竟然充当另一国的国防部长,并下令屠杀另一个国家的人民,这对任何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波兰人都是难以接受的。就在这时,曾经是波兰共产党领袖的老共产党人哥穆尔卡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哥穆尔卡于一九二六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多次被捕。一九四四年七月苏军攻入波兰后,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出任副总理。不久担任共产党的总书记。

一九四七年九月,哥穆尔卡强烈反对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共产党国家而成立所谓“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第二年被斯大林拉下了总书记的宝座,随后遭到残酷迫害。一九四九年底被开除党籍。一九五一年七月被投进监狱。直到斯大林死后,才于一九五四年底出狱。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台,无疑为哥穆尔卡平反。一九五六年八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恢复其党籍。

一九五六年十月,统一工人党召开八中全会,哥穆尔卡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呼吁进行经济改革,并重新评价波兹南事件:

“当波兹南工人在今年六月的那个黑色的星期四拿起了罢工的武器并且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他们发出了一个有力的呼声:够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从错误的路上回过头来吧!

“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我们不屈不挠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我们自己本身。失去它,也就是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代表个人外不能代表任何人。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哥穆尔卡的发言受到中央委员们的拥护。但赫鲁晓夫对哥穆尔卡并不放心,认为他曾受到斯大林的迫害,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绪,若上台,苏联很难对波兰进行有效的控制。

赫鲁晓夫急率一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成员包括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米高扬和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今科涅夫元帅,在未经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的情况下,直奔华沙要求与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举行会谈。

赫鲁晓夫并不隐讳急匆匆赶来的原因:“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哥穆尔卡升为第一书记,部分是由于某些反苏势力进行政治活动的结果。”并要科涅夫元帅下令急调驻守靠近德国边境西里西亚的苏军以“演习”为名向华沙进逼。

哥穆尔卡得知消息后,一边要求赫鲁晓夫命令苏军停止前进,一边给华沙工人发枪,组织工人自卫队。

为避免武装冲突,赫鲁晓夫只得“同意”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一场危机得以化解。但波苏关系却处于非常紧张的状况。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兰的动荡引发出了匈牙利的动荡。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匈牙利几千大学生涌上首都布达佩斯街头游行示威,声援正处于苏联重压之下的哥穆尔卡。引发了举世震惊的“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原共产党领导人是拉科西。一九四四年,拉科西随苏联红军回到匈牙利。在苏军的刺刀扶持下当上了匈牙利工人党总书记,并兼任总理。拉科西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指示,享有“匈牙利的斯大林”之美誉。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下,此人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下台,格罗继任书记,匈政局开始动荡。

如同“波兰斯大林”贝鲁特死后崛起了哥穆尔卡一样,“匈牙利的斯大林”下台后,纳吉很快赢得了匈牙利民众的广泛支持。

纳吉于一九一八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苏联红军。二战后回国参加政府,先后担任农业部长、内务部长、国民议会议长。一九四八年成为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由于他支持农民福利,反对在匈牙利推行斯大林式的农业集体化,于一九四九年被撤职。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纳吉出任匈牙利政府总理,由于他想摆脱苏联的控制,两年后被赶下台并被开除了党籍。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纳吉在匈牙利党内外呼声日高。但此时的纳吉还在监狱中。

匈牙利局势的突变出人意料:十月二十三日中午,布达佩斯电台播出了内务部公告,宣布禁止任何公众集会和游行。这一公告引起了民众的愤怒,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不少共产党员加入了示威者的行列。到下午,参加游行的人猛增至十万多人,从裴多菲广场到贝姆广场、国会大厦,到处是愤怒的群众。

傍晚,在多热.捷尔吉街上的斯大林铜像四周,聚满了人,这尊高二十五米,重达数百吨的斯大林铜像在绞车、拖车和切割枪的火舌夹攻下被砸成一块块碎片。

当晚八点,第一书记格罗在布达佩斯电台发表讲话,要求控制局势,保持安定。并派出了军队和警察进行镇压。没有个性、只会听命于莫斯科的格罗出面,只能激起人们的反感,示威的群众高呼“要纳吉,不要格罗”的口号冲向电台。而当局派出的军队和警察却把武器交给了学生和示威群众,有的甚至加入了游行的队伍。八点四分,电台响起了第一声枪声。布达佩斯陷入了大混乱。不久,电台被示威者占领。

第二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免去格罗的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达尔.亚诺什任第一书记,纳吉被释放后,出任政府总理。同时决定请求苏联出兵。

当苏联驻匈牙利军队的一百多辆坦克隆隆开进布达佩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苏情绪,使得局面更富有爆炸性。匈牙利的军队绝大多数起而反对苏联军队的占领。此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解体,不复存在。

在这决定匈牙利民族、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徒有其名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乘坐苏联坦克孤家寡人秘密出走苏联,而得到匈牙利人民拥护的纳吉则于十月二十七日主持成立了“民族政府”,纳吉任政府总理。

十月三十日,纳吉政府派出代表团与米高扬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布达佩斯进行会谈,纳吉政府提出四项条件:

一、苏军撤出匈牙利;

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

三、匈牙利重新确立多党制政权;

四、准备自由选举。

就在米高扬同纳吉进行谈判时,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研究匈牙利事件。刚刚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哥穆尔卡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的赫鲁晓夫,面对比哥穆尔卡走得更远的纳吉,已不会作出任何妥协。更重要的是若再容忍纳吉的离经叛道,那么在苏联刺刀下建立的东欧共产党政权就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投向自由、民主的怀胞。

中共的毛泽东派出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强烈要求赫鲁晓夫采取坚决行动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赫鲁晓夫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确认匈牙利事件的性质是叛乱,是反革命。赫鲁晓夫说:“纳吉虽然是个共产党人,但他的话已不再代表匈牙利共产党。他仅代表他自己和一小部分回来帮助反革命势力的逃亡者。”

 赫鲁晓夫问华沙条约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如果我们指令你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击溃反革命,需要多少时间?”

 科涅夫略加思索回答道:“三天,不会更长。”

就这样,三天之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凌晨五点,苏军控制下的匈牙利索尔诺克电台响起了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以所谓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名义发出的号召书:

“我们应当制止反革命分子的横行霸道!行动的钟声敲响了!……”

 布达佩斯街头响起了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二十万苏军长驱直入匈牙利!匈牙利军队在强大的苏军面前不堪一击!纳吉的“民族政府”当即垮台。

纳吉和他的十五名追随者在匆忙之中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请求政治避难。

匈牙利人民的反共抗暴斗争在苏联的血腥镇压下遭到失败,从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的十三天时间里,上万人在斗争中死于非命。

纳吉不久就被铁托引渡到罗马尼亚,后被押回匈牙利审判。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纳吉在布达佩斯被处以绞刑。

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的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反共抗暴斗争,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的震动。震动之余,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应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更不应将斯大林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唯一应做的事是继承斯大林的衣钵,甚至比斯大林更残忍地对苏联人民进行血腥的统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起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有了这样的认识,加上对知识分子们的厌恶,毛泽东开始策划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达到把“反革命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目的。于是,有了一九五七年疯整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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