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谁给卢郁文写了“匿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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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烈先生经多方调查、求证，获得以下结论：

其一，这封“匿名信”确有其事，并非卢郁文制造的小型类似“国会纵火案”事件；

其二，这封匿名信是从北京海淀区发出的，并非发自外地；

其三，写信者就是北大历史系的大学生杨秉功，纯属个人出于义愤的行为，与毛所说的“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没什么关系。

其四，杨秉功所在班级反右时有3人被打成右派,但杨秉功因并未公开发表什么“右派”言论，平安过关，并未成为“右派”。所谓匿名信攻击卢郁文的案件告破，缘于另一起“反革命”案件的侦破，那时与匿名信事件已相隔 3 年了。

● 所谓“匿名信”事件及“破案”概述

“匿名信”的作者杨秉功的同班同学、杨秉功被捕时的见证者宋兆麟回忆：

杨秉功是河南人，家庭困难，当时申请了助学金。杨秉功的另一位同学在接受叶永烈先生采访时说：杨秉功富有正义感。杨秉功是学历史的，知道当年卢郁文是国民党政府的“红人”，投诚共产党之后，又成为民主人士中的“红人”。杨秉功看不惯卢郁文的为人，所以用匿名信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卢郁文的不满。至于杨秉功的匿名信居然会上了《人民日报》社论，成为严重事件，居然会被毛泽东看中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突破口，这是年轻的杨秉功始料不及的。

杨秉功的这位同学还说，杨秉功给卢郁文写了匿名信，表达自己的不满。杨秉功没有在信中署名，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不民主所造成的，“高压政策”迫使杨秉功只能以匿名信表达自己的意见。杨秉功写给卢郁文的信，即便个别词句有点情绪化，那也不能作为“反革命罪证”来逮捕他。杨秉功因此入狱多年，这完全是“以言定罪”、“高压政治”的体现。

有正义感的人，往往对那些使人愤愤不平之事郁积于胸，不吐不快。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7 级的王曾瑜回忆：杨秉功是北大历史系学生，在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时去了广西，因而获知广西在大饥荒中饿死人的具体情况。1960 年夏，杨秉功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介绍了广西饿死人的情况。这张“匿名小字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无意中发现笔迹竟然与 1957 年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相同。“匿名小字报”案件发生在未名湖，搜索范围更小了——在毕业分配前夕，此案(连同卢郁文收到匿名信的所谓“案件”)告破，杨秉功被捕。当校方向学生传达时，消息闭塞的同学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本站认为：现在我们可以准确判断，杨秉功两次“匿名”的文字行为，与获取个人名利没有丝毫关系，更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完全是个人出于义愤而一吐胸中块垒。

杨秉功的这位同学回忆：1998 年（匿名信事件的40多年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满头白发的杨秉功出现在同学会上。杨秉功以“反革命罪”经历了20多年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叶永烈先生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拨通了杨秉功的电话。他一听叶永烈的名字,就称叶为“老校友”。他的语气是那么的平静、平淡：“1957 年，我只25岁，年轻人一个，血气方刚。如今半个世纪过去，老校友，不必旧事重提了吧。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现在，我算是有碗饭吃，生活还算过得去。”——是啊，往事不堪回首！触碰创伤是很痛的。有多少棱角能不被20年“无产阶级专政”的磨刀石磨平呢？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有碗饭吃”是重要的。杨秉功值得理解和同情。

但是,杨秉功寥寥数语背后留给我们的想象空间是巨大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难道不是此地无声胜有声？然杨秉功所说“血气方刚”四个字，难道不正是对他当年写这封“匿名信”动机的最简约的解释？与什么“反动势力”有关吗？

● 毛泽东为何对“匿名信”事件如获至宝

我们善意推测：毛发动的“整风”运动，鼓励和动员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并宣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许当初确有此意；但一时间出现那么多意见（全国共三十多万条），便感觉“黑云压城”了，这也许对毛的满满自信是一打击？他坐不住了——1957年5月，毛在一份《情况汇总》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见《郭道晖：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看来，毛真的受不了、坐不住了，他绝对没有古代齐宣王那种号召国民“面刺寡人之过”且有奖赏的智慧和胸怀（见古文《邹忌讽齐王纳谏》）——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全然不顾了，反正只要舞起“阶级斗争”神器，什么都可以说得看似有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照样可以大言不惭——于是“整风”戛然而止，转向“反右派斗争”。

持“钓鱼、引蛇出洞”说者，也有充分的依据：不仅前苏联解密档案已经有所披露，即便以整风——反右的过程亦可随处可见，例如：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就在第二天，即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而说此话半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些说明什么呢？这是欢迎全国各界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

更不用说在整风开始后，毛在党内指示中多次有明确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一类言辞——这是把游击战、三十六计运用到思想论争以及对论争中“异见”者的整肃中来了。

不论怎么说，从信誓旦旦恳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甚至表示“教授治校”也应当研究、考虑，宣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今转向把响应号召向党提出意见、建议的人当作“右派”（阶级敌人）打击、整肃,总得有个说法,有个转向的契机。

好，卢郁文——“匿名信”事件，恰恰给毛提供了这样的契机，毛岂不如获至宝？（这与后来文革初始聂元梓的大字报为毛提供推动“文革”更猛烈、深入开展的契机是一样的，毛拍案叫绝，曰“写得何等好啊！”）

对此，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就在《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一天，即1957年6月7日，应毛泽东之约，吴冷西在胡乔木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吴冷西说，那次谈话，除了毛泽东、胡乔木和他之外，“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吴冷西说他刚坐下，毛泽东就跟他说起了“卢郁文事件”：

毛主席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接着，毛泽东向吴冷西说明了为什么要抓住“卢郁文事件”做文章。毛显然极具战略眼光，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卢郁文事件”作为突破点的。毛泽东认为抓住“卢郁文事件”有两大好处：第一，卢郁文是非中共人士;第二，那封信是匿名的。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

毛泽东在跟吴冷西谈话时，《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其实已经写好。毛泽东手里拿着《人民日报》 的这篇社论（可能是大样？），向吴冷西解释了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的含义：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 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毛说，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毛主席还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吴冷西还记得，临走时，毛泽东又在社论上改了几个字，嘱咐胡乔木在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嘱咐吴冷西，在当晚就由新华社发出电讯，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清楚表明，《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即便不是毛亲自撰写，也是由毛泽东亲自改定的，发表的时间也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一年多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讲话的时候，又谈到了“卢郁文事件”，足见毛泽东对于他选择“卢郁文事件”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突破口，以为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得意之笔。

那是1958 年8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时，毛泽东刚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就主持开会。出席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外，还有彭德怀、王尚荣 总参作战部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吴冷西也参加了。

吴冷西回忆说：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高谈阔论。毛主席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

9 年之后，历史重演，惊人的相似：1966 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公开发动的一天。

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卢郁文事件”，大做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抓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做文章，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本站觉得：抓住了这些“契机”而发动“政治斗争”,这会给人以怎样的感觉？窃以为无须细述,你懂的。我们无法不想起《三十六计》中的“信而安之，阴以图之”（笑里藏刀）以及“瞒天过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等。

不论如何为“反右”和毛辩护，“反右”强化了中国的文字狱和因言获罪的“传统”封建糟粕，从此断了集思广益的言路，践踏法治，强化人治（所谓党的领导），直接导致举国上下万马齐喑（这是毛自己也承认的“坏处”），除了歌功颂德，不能有第二种声音，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打击和压制，导致随后而来“大跃进”“人民公社”畅通无阻，无人敢说半个不字，连陈云、周恩来都被毛当众指责“离右派还有50米”；十多个省的省级干部因对合作化、统购统销、大跃进政策有不同看法，而真真实实地被打成“反党集团”、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职查办、降职降薪、发配劳动……独裁专制，终致“文革”十年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