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前中國文獻已有提示的古代中亞細亞人種問題，以及白膚色雅利安人時代活躍的商業特徵，今日考古發掘收穫都予證實，而能完全繪出其復原圖，也因了這些中國史料，才對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間地區的歷史研究，能予靜止的地下實物史料以動態說明。

意義特別重大的，這些地區古代都沒有自己的“史書”流傳，即使文明先進的印度，也向來只有傳說而無“歷史”，所以認識古代中亞細亞，甚或印度，文字史料不能得之這些國家自身，反而須從中國文獻與中國人的西方知識中求取，這便是古代中國人對世界史學問上的莫大貢獻。

中國古代記錄的價值被考古、歷史學界共同承認，今日有關中亞細亞古代歷史地理敘述，一般引用文字資料，來源因此也很多取自中國史料。

古代中國與西方間無形的交通與文化交流，相信張騫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發現，以及漢族中國人開廣世界眼界，則都有待張騫。

紀元前一世紀初《史記》大宛列傳轉載張騫關於紀元前二世紀後半“西域”九個國家（大宛、樓蘭姑師、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支、大夏）的國家性質與人口、武力強弱、民族性、風俗習慣、物產經濟及與中國間距離等的報告，由當時人報導當時事，不但當時使中國人西方知識飛躍充實，流傳迄今，也成為世界學術界關於中亞細亞歷史最早的直接記錄。

張騫觀察力的銳利、記憶的健全、敘述的正確，以及地理推定的恰當，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學者間獲得至高評價。

媲美《史記》大宛列傳的，是漢朝另一部著作：一世紀後半班固的《漢書》西域傳，廣泛轉載漢朝西域都護府調查製成有關西域各國土地、山川、戶口、兵數、官名、道里遠近等統計，所列國家共達五十五國之數，並於今日多能考定其現在地理位置。

所以《漢書》西域傳乃是自玉門關以西、伊朗以東、印度以北、烏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諸國家，最完整與最精確的一次系統性介紹，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漢書》西域傳。

而中國諸“正史”記錄西域事情，《漢書》所轉載的強力統制時代官方調查，也無疑最具權威性。

《史記》《漢書》所說明，如：

“（大宛）屬邑大小七十餘城”；

“（安息）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劃）革旁行以為書記”；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罽賓）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安息）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

“（大月氏）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等國情，與實情可謂完全符合。

連接《漢書》所說明時代，是五世紀前半的著作《後漢書》，其西域傳所據直接材料出自班勇或其幕僚人員手筆，卻不齊全。

《後漢書》西域傳序文謂：“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記雲”，可知性質原系《漢書》補充，而非獨立著作。但南亞國家與地域的出現於傳中，則值得特筆大書。

印度或身毒，是紀元前二世紀張騫最早所知地區之一，但《史記》與《漢書》都無專條，自《後漢書》西域傳開始以“天竺”之名列有條目，說明：“一名身毒，卑濕暑熱，臨大水。……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其時皆屬月氏。……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諸香、石密、胡椒”。

《三國志》所述時代連接《後漢書》，但撰寫完成時間反早在三世紀後半。

與《三國志》同時撰成的另一部著作《魏略》，其著名的西戎傳資料，後來於五世紀時被加入《三國志》魏志卷末為附文。

古代新疆五大支配勢力的形成，以及古代中國稱羅馬帝國為“大秦國”的最初專條，便都第一次見之於《三國志》魏志引《魏略》西戎傳。

六世紀後半著作的《魏書》西域傳，又是份熱門歷史文獻，取材均在紀元四九四年北魏遷都洛陽以前，這從統計各國與中國間距離，全以“去代（舊都平城）若干里”為標準可知。

其綜論謂：“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併。至太延（北魏太武帝年號，五世紀前半）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正是迄於五世紀時，歷史發展下的西域變貌型態，中亞細亞全域接受北亞細亞突厥游牧民族外力支配前夕的形勢。

所收錄國家，超過《漢書》之數而達六十一條，大部且位於帕米爾以西，甚多歷史上西方新國家名稱，都自《魏書》西域傳始見，記事面可謂特別廣大。再經七世紀初《隋書》所介紹的過渡期，西域乃直接加入為唐朝的中國歷史。

只是，隋朝以前，所謂“正史”的有關西域記載，主要也限於上述。《宋書》《南齊書》《陳書》《北齊書》都無西域傳。

《晉書》《梁書》《周書》須遲至唐朝才撰寫，所了解西域國家，非只因過少而合併於四夷傳、諸夷傳或異域傳，並且，除了《梁書》滑國（嚈噠）條堪稱傑作之外，其餘多數在取材方面沿襲《漢書》《後漢書》陳舊資料，與現實已有頗大距離。

《南史》《北史》所錄西域國家，尤其明顯便是《梁書》與《魏書》《隋書》的一字易移刊。

《魏書》西域傳今日學術界給予評價甚高，而缺陷仍多，如粟特與康國、吐火羅與大月氏、大月氏與嚈噠、安息與波斯等，同地異名或國家朝代前後交替，都誤列為同時並存的不同兩國。

相反情形，則粟特條的以不同兩地混淆；另一類型錯誤，又如以後期貴霜—大月氏退出西北印度與早期大月氏退出中國河西相混，而介紹富樓沙城或乾陀羅新國家為“小月氏”。

這些錯誤發生的由來，可能因《魏書》西域傳原著曾被遺失，今日所見，系十世紀以後宋朝人依唐朝人轉載入《北史》西域傳的部分，所予復原，而兩次轉錄之間，疏忽在所不免，可以肯定的例子之一：今日《魏書》西域傳“嚈噠”條所載里程的獨為“去長安若千里”，便顯知已非《魏書》原著；例子之二：“康國”條又系由轉載《隋書》西域傳而誤引入《魏書》西域傳內。

而且，高價值的中國古代記錄，其價值也非絕對而有其限度，若干觀點與說明，今日都須重作解釋。

同一地域，敘述資料的時間鑑別也重要，《魏書》固如此，《後漢書》又是例子，《後漢書》一般記述年代固達於三世紀前半，但西域傳資料則明言依據的是班超之子班勇任西域長史時調查記錄，而班勇職權範圍內的情況了解，時間上不能越過其本人擔任西域職務的二世紀前半。

大月氏於二世紀正當貴霜王朝蓬勃發達之時，《後漢書》記載卻止於閻膏珍，迦膩色迦王轟轟烈烈的事業，今日須參考佛教書籍補充才能明了。

另一個例子，《漢書》以安息國名與國都名相混而稱“王治番兜城”，《後漢書》知位於裏海東南的安息國都應該正名“和櫝城”，但依的仍是早期資料，實際紀元前二世紀後半，亦即漢武帝通西域同一期間，安息國已因取得美索不達米亞而遷都到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歷史名城，與以後薩珊波斯國都為同一所在，亦即以後《魏書》所謂“波斯都宿利城”，《隋書》所謂“波斯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

同時，古代中國人足跡以到達伊朗為限，因此他們直接了解的地域僅至於此，《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條“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已予明言。即使安息其地，除了漢朝之外，其後到達的機會似也不多。

中國人往西方最遠紀錄，是紀元九七年後漢甘英的抵達條支，卻仍未能因此增加中國人西方見識，未知因甘英其人是個庸才，不注意搜集有關資料，抑或攜回資料以後都經散失？

而班勇依於職權所作的調查，空間尤已不能超越中亞細亞。所以，對於自伊朗再以西的遠方世界，今日能獲歷史界共同承認的，僅是三世紀時中國人西方地理知識極限與當時被稱為“大秦”的羅馬帝國。

《魏略》西戎傳西域記載，唯一便以“大秦”為特詳，大秦國敘述文長一千二百多字，《後漢書》除了增補甘英後半個多世紀，桓帝延熹九年（紀元１６６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後漢政府的敘事之外，關於介紹大秦國情方面，全《魏略》說明的摘錄。

從兩書列舉自安息出發行程，及“其國在海西”而“其西又有大海”的地理位置，堪了解便是意大利半島，而指大秦“自蔥嶺以西，此國最大”，“有四百餘城，小國從屬者數十”，“多金銀奇寶”，“國用富饒”等，又足視為羅馬繁榮期浩大氣魄的寫照。

“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也正是元老院統治的解釋。而《後漢書》所記大秦王安敦，與紀元一六一至一八〇年在位，羅馬五賢帝末期有名的哲人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奧古斯都年代、王名又都相當，學術界均無疑義，所以大秦之為羅馬帝國，為堪認定。

大秦以外，《魏略》《後漢書》列舉的頗多國家與都市，東西方學術界證今日地名時卻往往受到困惑。

除“阿蠻”或可與亞美尼亞對音；“黎軒”或可與希臘文化時代科學發達中心，以及羅馬帝國治下以經濟文化聞名的埃及對音之外，其餘嚴國、於羅、斯賓等國名或地名，都是個謎。

至於《史記》大宛列傳有專條，以後諸書也常述及的“條支”，則以史記“在安息西……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的報導內容推測，所指可能系由敘利亞塞流卡斯王朝轉移為安息統治的安息西方諸國統稱，並無特定位置可以考定，當為流動性的概念。

不惟如此，且自《魏略》《後漢書》之後，史料中除《魏書》以外，關於遠方國家或地域的名稱已告絕跡，不再被提及，“大秦國”也僅《晉書》《魏書》繼續提及，但即使被譽新穎的《魏書》，對大秦的因襲前史與脫離現實，仍不例外。

所以，凡漢朝與其後有關西域的“正史”，非只伊朗以西參考價值多數須降低，而且嚴格講來，自紀元三〇〇年左右至六〇〇年左右間的大部分時期，除了粟特等少數例外，中國人所了解“西方”極限，還愈須移近中亞細亞。

較正史介紹“西域”專門章節更可貴的，是西方大門敞開後漢族旅行家親身訪問的記錄。

五胡亂華時代中國第一位赴印度求經的僧人旅行家法顯，於紀元三九九至四一六年間遍歷三十餘國而完成的《佛國記》，是遺留迄今年代最早的著名遊記著作。

北魏使者宋雲與僧人惠生於紀元五一八至五二二年間旅行西域歸來所著，原書雖已失傳，但仍有一部分因紀元五四七年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轉載而得保存。

到唐朝，又有中國佛教史上最著名僧人之一玄奘於紀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間西行歸國所著《大唐西域記》。

這些具有豐富內容的歷史地理第一手資料，今日都已享譽世界，為東西方歷史學界所熟知。

只是，這些著作，記事範圍仍都限於中亞細亞與印度，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另一部成書年代較早於玄奘，且記述廣達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系六七世之交隋朝西域事務專家裴矩所撰《西域圖記》，雖非親身經歷，卻是東西方商人旅行者見聞的綜合成果，內容含四十四國，且附地圖，可能已是古代世界最詳細的地理教科書。

可惜此書很早失傳，僅餘序文保留於《隋書》裴矩傳，但序文中所述其時到達地中海（所謂“西海”）的東西交通概況與三條國際大道沿途所經國名，今日仍存在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

所須注意，自張騫以來，中國人所知曉中亞細亞或西方世界，泛稱都是所謂“西域”，並無確定範圍指出。換言之，只用以稱凡屬中國領土以西的地方。

惟其如此，中國今日固與中亞細亞接壤，古代卻不然，中間還隔了個新疆。新疆今日是中國一省區，紀元前二世紀張騫以前則否，張騫以後，也很多時間只以保護國姿態歸中國支配，而非中國直屬領土。所以，在古代，以“西域”概括西方世界時，新疆同樣屬於“西域”的一部分。

與新疆介乎中國—中亞細亞間的地理位置正好倒轉，中國認識“西域”，中亞細亞在先，新疆反而在後。張騫因到達或了解其地所搜集的西域各國珍貴資料，便集中在帕米爾以西，《史記》大宛列傳也因此僅對中亞細亞諸國詳予介紹，而新疆國家僅最接近河西走廊與東西交通要衢的“樓蘭姑師”一國有其說明。

大宛列傳附見的國名或地名，中亞細亞以西部分遠及黎軒，新疆範圍內仍僅止扞罙（扞彌）、于闐而已。

待漢朝勢力從中亞細亞折回與闖入新疆，紀元前六〇年建立西域都護制度，新疆被置於中國支配之下，《漢書》才第一次以“西域”為名列有專傳，並區別“西域”的意義為二；其一，屬於都護統制系統的西域；其二，“不屬都護”的西域諸國。

自此“西域”具備雙層性解釋，廣義的西域，包括了玉門關以西任何地區，狹義則單純便指新疆。《漢書》西域傳提要部分：“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

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這是專指新疆（不含準噶爾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