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二一：無中生有“章羅同盟”千古奇冤   依樣畫瓢“右派集團”多如牛毛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一章   無中生有“章羅同盟”千古奇冤   依樣畫瓢“右派集團”多如牛毛    

自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發表《這是為什麼？》後，中國大地掀起了反右狂飈。但人們對右派的認識只是在於這些人發表的某些不受毛澤東、共產黨歡迎的言論而已。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公開點出了所謂的“章羅同盟”後，人們對這一“同盟”是否存在普遍是懷疑的。可謂“只聞其聲、未識其人；但覺其神、不見其形。”通過各民主黨派內部的大揭發、大批判，這“章羅同盟”終於是“水落石出”、“神形具備”了。希特勒當年的“謠言重複千遍就成了真理”確是至理之名言。

毛澤東定下了“章羅同盟”的鐵案後，批判的人們就按圖索冀，讓“右派”們一個個往這個“同盟”中對號入座。這倒頗有點《水滸》中梁山好漢們排座次的味道。

費孝通先生由於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受到嚴厲批判後，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檢討文章說：    

在六月八日那天，見到《人民日報》“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時，覺得太猛了，空氣太緊張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無罪”“以理服人”的發言。只是第二天看到《人民日報》把他的發言和陳新桂同意他的話小標題聯繫了起來，他才明白他給右派分子打了掩護。在這劃清思想界限的緊要關頭，卻發出那種似是而非的言論，那是錯誤的，對人民是有害的。

立場不穩還表現在對儲安平有態度上。在報上看到了儲安平“黨天下”的荒謬發言時，首先想到的是“壞了，他說錯話了。為什麼他不多請幾個朋友看看才拿出去呢？”當時儘管覺得與他看法有區別，但不妨“百家爭鳴” 。在這件大事上沒有對儲安平盡到朋友的責任，也沒有及時地在原則上和他的思想劃清界線。

費孝通本想通過檢討，使自己免成“右派”分子，誰知這一檢討，非但沒為自己開脫罪名，其中關於儲安平的幾句話反倒成了新的“罪證”，並因此榮升“章羅同盟”的軍師之職！

費孝通先生福大命大，雖成了中國著名“大右派”，在當時和以後的文革時期飽經磨難，然大難不死，後福不淺。毛澤東死後，鄧小平為其“平反”，由於他在國際國內的知名度，被鄧小平樹立為“統戰”樣板，官至共產黨橡皮圖章的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陳新桂先生是民盟中央候補委員，地位不高。此人後來之所以在右派中名氣很大，原因在於此君“不識時務”。

就在《人民日報》六月八日發表了《這是為什麼？》後，中國政治風向大變時，陳先生居然在六月十日晚上召開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小組會上兩度發言，尖銳批評《人民日報》是“盛錫福帽莊的老闆”！

眾所周知，盛錫福是中國歷史悠久、最享盛譽的帽店。陳先生把《人民日報》比作“帽子公司”！

在批判“章羅同盟”的日子裡，陳新桂先是得了一頂“章羅聯盟聯絡員”的“桂冠”。

也許是共產黨覺得這“聯絡員”紗帽太小，不能“人盡其才”，不久那被陳新桂先生稱之為“盛錫福帽莊”的《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於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論家陳新桂的嘴臉》，“章羅聯盟聯絡員”搖身一變，成了“右派理論家”。

於民生的文章寫道：    

 章伯鈞接受羅隆基的推薦，曾經準備要右派“理論家”陳新桂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章伯鈞和羅隆基為什麼這樣賞識他呢？    

陳新桂常對人這樣說：“幾年來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 。可是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瘋狂進攻的時候，陳新桂活躍起來了。他說：“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他曾經說：“‘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國發生，如果發生，將不可收拾。”  

 陳新桂不但惡意地污衊“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對歷次革命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惡毒進行了誹謗。……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這種結論是“反馬列主義”的。  

 陳新桂把中國共產黨描繪成“獨裁者”，他公然對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

陳新桂極端仇恨蘇聯，仇恨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惡毒地誣衊斯大林的錯誤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造成的。他說：“資本主義有危機，社會主義也有危機；資本主義要完蛋，社會主義也要完蛋。”他還荒謬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對蘇聯沒有什麼“友誼”，都“恨蘇聯”，報上說社會主義國家堅強團結是“應酬話”，是“講得好聽”。

 陳新桂先生雖受盡迫害，所幸的是終於活到了胡耀邦為其“平反昭雪”的一天。一九八六年葉永烈先生採訪他，提到反右運動時不禁老淚縱橫，其痛苦之情，令人愴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景超被打成右派其罪名竟是兩篇具有真知灼見的、為共產黨所不容的文章，其一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發表的《中國人口問題新論》，此文最早提出了中國人口眾多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其二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發表的《社會學在中國還有地位嗎？》，此文對共產黨取消社會科學表示不滿。

六月六日，章伯鈞召集的六教授會議，吳先生也參與其中，如此一來，吳先生成了“極右派”。毛澤東弄出個“章羅聯盟”後，吳先生一夜之間成了“章羅聯盟”的謀士。請看《人民日報》發表的許征帆《揭露章羅聯盟的謀士――吳景超》一文：

“右派大將吳景超，是章羅聯盟智囊團里的頭號人物。他參與這個聯盟的反社會主義戰略計劃的制定，並力圖實現它。“

”要實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必須控制自己所在的組織，使它變質，成為作戰的基地。吳景超已認識到把民盟抓到章羅聯盟手中的意義。要掌握民盟，關鍵在於盟內的右派能否團結起來，爭取中派排除左派。為此吳氏夫婦親自出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諫”羅隆基應與章伯鈞搞好關係，羅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接受這種建議。在建立這個反動聯盟過程中，吳景超首立“汗馬功勞”。”

“章羅聯盟建立後，右派分子就開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動，在執行這一陰謀的過程中，吳景超的“功績”同樣是不可埋沒的，他參與了攻擊鄧初民的大合唱，咒罵他是“教條主義者”；參加了進攻民盟北京市委會的活動，企圖把吳晗攆走，讓曾昭掄上台；進行了改組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圖南搞下來，將費孝通捧上去，而吳景超也被內定為第一副部長。”

“總之，一連串的“貢獻”，使得僅僅有五年盟齡的吳景超，由一般的盟員，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委員，而內定為文教部首席副部長，並代表民盟出席全國政協。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這就是章羅聯盟給自己的忠實謀士的“報酬”。 ”

最後，許征帆概括了吳景超“罪惡活動”的三大特點：

其一，主動積極。只要章羅一出什麼壞主意，吳善於立刻把它化為具體的方案、計劃，付之執行；

其二，設謀獻策。在關鍵性的問題上，他總是精於根據“領導意圖”提出作戰計劃；

其三，深謀遠慮。凡是他設計出來的各反動方案，幌子總是特別多，欺騙性大，而且進攻或退卻的步驟，都有比較周密的考慮。這些特點說明吳景超真不愧為章羅聯盟的謀士與干將。 吳景超成為“謀士”後，遭到無情撻伐。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甚至稱他是“國家放火犯”――因為他到處“煽風點火”！在毛澤東的“文革”發動後不久，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離世……

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由於出席了“六教授會議”而成了“極右派”，並冠之以“掮客”的頭銜！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反教條”旗幟的掩護下販賣資本主義私貨  錢偉長是章羅聯盟在科學界的掮客》一文，報道了許多教授對錢偉長的批判。例如：

張光斗教授認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問題”組提出的“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這個反動綱領是由曾昭掄和錢偉長等所起草的，在這個綱領中沒有提到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提到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黨的科學政策的正確，以及解放後我國科學事業在黨領導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沒有提到社會主義建設以及科學研究要完成國家的科學技術任務。相反地，我們卻看到對黨所制定的科學政策和方針的肆意攻擊和歪曲，並且竭力挑撥黨和科學家、黨和青年知識分子的關係。錢偉長等的意圖是要擺脫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由他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 。錢偉長惡毒地攻擊黨所制定的科學體制，目的在破壞社會主義科學事業。錢偉長使用兩面派手法。在高等學校中攻擊科學院“一家獨占，占而不為”要以高等學校作為研究中心；在科學院那裡他又攻擊高等學校壓制科學研究。兩面放火，挑撥離間，唯恐天下不亂。

所幸的是由於錢偉長是自然科學家，毛澤東也知搞建設不能沒有它們。錢先生終得以從寬處理。

錢偉長遭到沉重打擊，從中吸取了教訓。因其人品卑鄙，在一九八六年底，當年的右派分子許良英、方勵之、劉賓雁三人聯名給全國三、四十個著名右派寫了私人信件，建議召開反右派運動三十周年座談會。錢偉長收此信件，立馬向鄧小平告密。鄧小平勃然大怒，批胡耀邦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解除其總書記職務，並開除方勵之等人黨籍。作為獎賞，鄧小平封錢偉長政協副主席，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錢偉長用當年右派們的鮮血和胡耀邦的下台，染紅了自己的頂子。 ……

 經過共產黨的大批判大揭發，毛澤東欽定的“章羅同盟”揪出了八十九名“集團骨幹”，這些骨幹遍及全國各省、市：

一，北京市：曾昭掄  費孝通  潘光旦  吳景超  黃藥眠  錢端升  葉篤義  范朴齋  張志和  浦熙修（女）陳新桂

二，上海市：沈志遠  陳仁炳  彭文應  孫大雨  趙文壁  孫斯鳴  陸  詒  許  傑  徐鑄成  萬鴻開  趙  望  韓  鳴  周永德  程應鍔  謝仿林  朱立波  典友誠  吳  茵  莫  筠

三，四川省：    潘大逵  趙一明  李  康  舒  軍  韓文畦  張松濤羅西玲  楊志農  張默生  張崇古  吳仲鈞 ……

除“章羅聯盟”這個最大的“右派”集團外，各民主黨派還揭出了多個“右派集團”；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以龍雲、黃紹閎、陳銘樞、譚惕吾為“右派主帥”的民革右派集團；

中國農工民主黨內以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為首的“右派集團”；

九三學社中以主任委員許德珩為首的“右派集團”；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以副主席章乃器為首的“右派集團”；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以副主席林漢達為首的“右派集團”；

中國致公黨中以主席陳其尤為首的“右派集團”；台灣民主同盟中以主席謝雪紅為首的“右派集團”。

…………

所有被扣上“右派”的知名民主人士們，（羅隆基、章乃器除外，）面對無數次圍攻、批判、鬥爭之後紛紛低頭認錯，自我檢討，“認罪伏法”了。許多民主黨派知名人士當年沒有屈服於國民黨、蔣介石的威嚴，（莫非是蔣介石心太軟、手不狠、善良可欺？）此時也心悅誠服地向共產黨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