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朝演義二二：全社會各行業“反擊右派”掀狂潮   毛澤東揮大筆“百分之十”入地獄

巴山老狼  著

第三篇：  中華民族第一次大劫難――知識分子的黑色一九五七年

第二十二章   全社會各行業“反擊右派”掀狂潮   毛澤東揮大筆“百分之十”入地獄

民主黨派內有大右派，社會各界有大小不同的右派。右派不是民主黨派的專利，在共產黨內也產生了右派。

在文學界，一大批才華橫溢的青年作家，被劃入了“右派”的行列。

時年二十一歲的劉紹棠是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神童青年作家。他十三歲就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了第一篇作品。十七歲讀高中時，語文課本上竟有自己的作品《青枝綠葉》！也就在這一年，劉紹棠被共產黨看中，不滿十八歲的他，被拉入了共產黨內。

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劉紹棠信以為真；“別的還有什麼？我們都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

 反右運動一來，劉紹棠很快成為文藝界“右派”的一大首選人物。

共產黨在文藝界的首領周揚斥責劉紹棠“不知天高地厚”。

文壇領袖級人物郭沫若在批鬥會上嚴斥劉紹棠：“劉紹棠狂妄至極，把馮雪峰不敢說出和不敢寫出的話，說了出來，寫了出來！”並引用民諺批判劉紹棠：“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

 著名作家茅盾大罵劉紹棠“墮落”了：

“劉紹棠一方面無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這種不老實，不踏實的作風，都不是一個青年作者所應有的。一個青年犯了這種毛病，一定要毀滅自己！今天這樣的批判會，是指出他的病根來，挽救他。”

“劉紹棠的墮落過程，讓我們注意到培養青年作家的一些問題。”

 著名劇作家老舍也發表《勖青年作家》，不指名批判劉紹棠。

老舍先生在反右運動中是文藝界的幾個積極分子之一，現在起勁批判右派們，可誰又能知道九年後毛澤東的文革一來，老舍先生不堪紅衛兵批鬥、凌辱，投太平湖而死，其結局比今日的右派們更慘！

時至今日來看劉紹棠無論如何與所謂的“右派”掛不上鈎，“不知天高地厚”乃是年輕人的天性，更是年輕人的一種美德；沒有這種天性和美德，那麼國家、社會將變得老氣橫秋，而“墮落”一說，不過是想日子過好一點，這更是人之常情，怎麼就成了罪狀呢？

這些重量級文學主帥對劉紹棠的嚴厲批判，很難說沒有一點對劉紹棠少年得志的忌妒，起了將他“扼殺在搖籃中”的惡念，趁機將其打入十八層地獄。

劉紹棠成了右派，天才的神童作家從此消失，文壇希望之星就此殞落。毛澤東死後，劉紹棠獲“改正”而復出文壇。然當年的“神童”風采難再，所寫作品已難引起讀者的共鳴，這倒真應了郭沫若批判他時的定論：“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

 四川詩人流沙河寫了一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草木篇》在一九五七年初被批判後，毛澤東的大鳴大放一來，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聯座談會上作了想要“翻案”的發言：

“在開展對《草木篇》討論時，報紙上那樣搞，反駁文章不能發表，而且越來越拉到政治邊緣上去，我個人並不怕，但很氣憤……”

 但是時隔三天――反右運動一來，流沙河成了四川文藝界的“右派”典型而橫遭批鬥。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記者姚丹《在“草木篇”的背後》的文章，流沙河的作品《草木篇》一夜之間竟成了全國聞名的“大毒草”！流沙河自然就是全國聞名的文藝界“右派”了！

二十多歲的王蒙其作品《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最初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一時難以劃為右派。而王蒙為了不當右派，對其他被定為右派的作家也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但王蒙最終難逃此劫，因《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文成了右派。定王蒙為右派的人大概事前向毛澤東請示過，不然毛澤東讚揚的作品其作者是無人敢把它打成右派的。

王蒙七九年復出後，倒也寫了一些作品。後來被開明的趙紫陽看中，官升到中央委員、文化部長。一九八九年鄧小平血腥鎮壓民主運動後，王蒙成了被清洗對象，紗帽丟了，也沒寫出什麼好的作品來。

劉賓雁因《在橋梁工地上》一文，也成了知名右派。

劉賓雁七九年復出後，寫了很多揭露共產黨腐敗的報告文學作品，受到了來自共產黨高層的強烈批評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由於對共產黨專制的弊端的深刻了解，其思想逐漸向民主、自由、人權方面轉變。一九八六年底學潮後，被共產黨開除出黨。八九民運後，遭到共產黨通緝，流亡海外。

其它年輕作家如陸文夫、高曉聲、叢維熙、方之、張賢亮、鄧友梅、李國文、宗璞……也都是在剛步入文壇時，其作品就被打成了“毒草”而成了右派。七九年“改正”復出後，都有噲炙人口的佳作問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壇的高潮就是當年的“右派”作家們掀起來的。

文藝界的“右派”帽子不但扣在了一大批寫了揭露社會陰暗面作品的青年作家身上。更有文藝界共產黨內部趁反右之機的勾心鬥角、權力傾軋。這種內部傾軋之事幾乎出現在各行各業。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以《文藝界反右鬥爭的重大進展  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為題，公開報道了這一日後震動全國的重大事件。

此事的由來甚為複雜。

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澤東寫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支持“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評了《文藝報》。身為文藝報副主編的陳企霞對毛澤東的批評不服，受到了黨紀處分。而在此前，由於丁玲、陳企霞在國民黨時代被捕數次，而被作為“托派”嫌疑而受到審查。因而心中不滿。

一九五五年四月，陳企霞寫了三封匿名信給毛澤東，狀告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作協黨組，要求推翻對《文藝報》的結論。此時分管文藝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就是周揚。而周揚在歷史上就與丁、陳有過結。至此周與丁、陳水火不容。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判丁玲、陳企霞。周揚想趁此機會置二人於死地，力主把二人打成“反黨小集團”。九月三十日，在周揚主持起草下，以中國作家協會名義起草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報告中苦於反黨證據不足，而在歷史問題上大做文章。把早經中共中央審查定論的被捕一事重新翻出來要求審查。

結果丁、陳二人又被公安機關隔離審查。二人被審數月，沒發現有什麼問題，又於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恢復自由。

由於周恩來深知周揚與丁、陳的矛盾而出面干預，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又起草了《關於丁玲同志的錯誤問題查對結果的結論》，對“反黨小集團”一事給以否定。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周揚就整丁、陳二人一事作了自我檢查。

然時隔兩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後，風向突變，周揚以毛澤東的支持為尚方寶劍，借反右的東風，把丁玲、陳企霞定為“丁陳反黨集團”。原來二人的“小集團”擴軍為十幾人的“大集團”！而此集團還包括周揚在三十年代與其積怨甚深的“左聯”上司、現在文藝界內的反對派、丁玲的密友馮雪峰！反右運動為周揚迫害、打擊昔日共產黨內的仇人提供了機會！

文藝界的反右運動在毛澤東的得力幹將周揚的主持下，搞得如火如塗，揪出的“右派”多多，可謂戰果輝煌。 ……

 在新聞界，由於各級黨報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因此“反右”的對象就是當時僅有的幾份“民間報紙”，即《文匯報》、《光明日報》和上海的《新民報》。

由於毛澤東為《人民日報》親筆寫了兩篇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文匯報》首當其衝，成為反右重點目標。

毛澤東親自點了《文匯報》的名，其報社的首要人物無論有無右派言論，都在清洗之列。因此《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就成了首要目標。

徐鑄成在大鳴大放的日子裡，率領中國新聞記者代表團訪問蘇聯四十四天，報社的事務由第一副總編、中共黨員欽本立負責，可以說他幾乎與所謂的“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向”無關。六月十四日毛澤東批判文匯報的文章發表後，徐鑄成嚴詞表示“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

但此時徐鑄成當不當“右派”是由不得他了。七月一日，《文匯報》發表報道揭露徐鑄成的錯誤言行。但這樣的揭露似乎表示徐鑄成還不算所謂的“右派分子”。

然而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身為社長兼總編輯自然就該罪加三等。七月四日，《文匯報》發表文章《徐鑄成事事抗拒黨的領導  處處同儲安平競賽誰更右》。徐鑄成與大右派儲安平齊名了。

徐鑄成被鬥了整整一個多月。就在批判徐鑄成期間，出現了一個極嚴重的事件，徐的辦公室秘書梅煥藻在一次批鬥會上大聲抗議：“徐鑄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此言一出，當即遭到眾人圍攻。他氣憤不過，走出會場，跑上屋頂，跳樓身亡！此事震動了大上海！

《文匯報》由於毛澤東點名，成了反右的重點單位，右派數量名列各報社榜首。這其中還有一對“右派夫妻”。這就是梅朵與姚芳藻。

三十歲的女記者姚芳藻在鳴放初期就文藝界的幾個敏感問題採訪過周揚。

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文，把姚芳藻牽連進去。在那樣一種政治環境下，《人民日報》點了名，那是誰也跑不掉的。九月七日其丈夫梅朵大名又上了《文匯報》，題目是《在文藝界呼風喚雨向党進攻  梅朵是陰險的兩面派  將丁陳集團黑線牽入本報並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抱屈》。這樣一來，夫婦雙雙成了右派。

《新民晚報》的創始人陳銘德已與新聞界脫鈎，擔任北京市社會福利事業局副局長，“大鳴大放”一來，被作為老報人應邀出席新聞工作者座談會。

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以《老報人批評現在報紙的缺點》為題，發表了老報人們在座談會上的談話。這其中就有陳銘德的發言：

“報紙是人們的精神食糧，新聞工作者是廚師。廚師要是光注意營養價值，不注意色、香、味不行。趣味性和思想性不矛盾，就象色、香、味和營養不矛盾一樣。”

陳銘德提出二點建議：

“一、增辦非黨報紙，能不能辦同業報紙？二、北京應該有晚報。”

 陳銘德就因為一句辦非黨的“同業報紙”而闖下大禍，不但自己成為右派，其夫人鄧季惺也一併受株連。又成了一對“右派夫妻”。

 ……

社會各界有“右派”，連共產黨內也冒出了“右派”

。在“反右派運動”中，揭露出來的最大“黨內右派”要算浙江省長沙文漢了。

沙文漢是資深的共產黨人，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中共，時年僅十八歲。沙文漢被劃入右派的原因是一九五五年的“潘漢年事件”。當年沙文漢從事地下工作時，與潘漢年有工作聯繫。潘漢年成了“內奸”後，沙文漢的省長烏紗帽上就被劃上一個大問號。兩年後，機會來了，抓住他的一些言論，趁“反右派運動”之機，把他打成了“右派”。

其它被揭發出來的共產黨內“右派”主要有：

潘復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

孫作賓：中共青海省委書記處書記，青海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歐百川：貴州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委員。

陳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副部長。

 ……

 大凡成了“右派”之後，只要毛澤東在世，就別想有出頭一天，但這其中的潘復生成為“右派”後，不知何故，在文革初期竟然成了響噹噹的左派，坐上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的主任，瀋陽軍區第二政委的交椅！

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在如火如荼地深入發展，毛澤東關於“除沙漠之外，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指示下達後，“反右運動”鋪天蓋地席捲中華大地。橫掃每一個角落。共產黨為所屬的各級組織制定了“右派”標準：第一、不服從上級下達的指示的；第二、企圖取消黨的組織在政府機關內的職權；第三、曾質問政府部門內黨員工作能力的；第四、對政府機關的職能進行過相反批評的；第五反對黨的政策和決定；第六、否認新中國取得的成就，懷疑馬克思主義，讚揚資本主義制度。

照此標準，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揪不出多少“右派”來。毛澤東隨後又發出了“‘右派’占知識分子百分之十”的指示，全國各地即照此比例大揪“右派”，許多地方的共產黨要人為標榜自己是“左派”，不惜突破“指標”，多揪“右派”。更多的地方是本來沒有什麼“右派”，但為完成“政治任務”而無中生有地弄出了無數的小小“右派”：

某學校領導為完成百分之十的硬指標，對凡是給共產黨員提過意見者，統統打成右派，然而還差一個才能湊夠百分之十的指標，怎麼辦？真是“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領導左思右想，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在知識分子中“選舉”一名“右派分子”。遂召集會議發動知識分子們“選舉”“右派”。但開會數小時，無人提名。此時某教師請假方便，剛一離去，即有人提名此君為“右派”，與會者們都想早早散會，便一致附和，等此人回到會場時，頭上已飛來一頂“右派”帽子。並慘遭同事們的“揭發批判”。百分之十的“右派”指標終於圓滿完成。

某單位領導在中共反“右派”文件下達後，對照本單位情況，部署反右鬥爭，但多次開會動員，發言者無一人對共產黨有意見，並大唱毛澤東、共產黨的讚歌。該領導即向上級匯報說：“這次反右鬥爭，我們單位沒有右派分子。”上級領導一聽，大光其火：“什麼沒有？毛主席說了，除沙漠之外，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派。你敢說沒有！我看你的說法就與右派分子沒有兩樣！”就這樣，此領導也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

如此這般，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弄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比毛澤東規定的百分之十還多出了“百分之十”！

而這五十五萬“右派”最後被共產黨鐵定的“右派”僅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