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場 

Original 2017-07-02 徐社東 徐社東

切記得讀初中的時候，有一天父親讓我把趙老師的畢業證書還有什麼本本帶給他，父親在公社工作，父親的操作肯定很不規範，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能讓一個孩子帶？我到了湖隴中學，就遞給了趙嘯泉老師，他沒說什麼，但他和我父親之間肯定完成了一次神秘的交流。父親是不是想讓趙老師關照我就偷偷把他的證書還給他，我不得而知。

趙老師那年可是我們湖隴著名的牛鬼蛇神類的人物，南開大學數學系五年制畢業的，為人狷介，畢業後在河北束鹿工作，後因勞動黨事回老家赤腳放牛，他家是地主出身，這些累加起來他肯定沒有什麼好果子吃。他在北方讀書和工作，以及參加什麼勞動黨的事，我都不在場，無從得知。後來我大學畢業，和他在無為一中工作，變成同事，他教數學，我教語文，我們關係很好，我竟然都沒有問過他勞動黨的事。最初我們都是單身在校，忘年之交，無話不談啊。

他去世的時候，我已經在杭州工作，某一天深夜，亞桃和家松給我打電話，說趙老師走了，我們正在守靈。我說，趕緊給我備一花圈，送送我的恩師。說恩師算不上，因為我數學不夠好，當年趙老師喜歡數學好的同學，但我們算朋友。他一家那麼多兒女後來搬遷來無為一中，我每天都看得見他們家的生活情態，我在場。他也很關心我的單身生活和後來的家庭生活。記得有一年，有一天，他在我的本子上寫“我被聰明誤，勸你學糊塗”的贈言。我真的很懊悔當年沒掏掏他怎麼被聰明誤了，他都做了些啥。有一度我瘋狂地要考新聞系研究生，讀過大量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品，但我卻完全沒有新聞敏感和新聞意識，錯失了身邊切近的這一重大新聞線索。這只能怪我沒有歷史感，沒有文化認知，而愚忠於什麼新聞的時效性，實際上新聞和歷史一樣，都是還原真相，不管你在不在場，你要做的，都是說出真相。在1984到1994期間，我帶過無為一中和無為中學許多高中畢業班和復讀班，送走了許多學子，多得名字我都說不出，我希望他們後來能成人。後來我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高中《大語文讀本》時，選過普利策獲獎作品，我不知道後來的學子們，能不能意識到並領會到在場和不在場，真相和非真相的重要性。

對於不在場的事物，我們唯一正確的文化態度就是懷疑。中國勞動黨是確實存在過的，但有關文本都值得懷疑。謝貴平是1972年生的安徽無為人，山東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新疆塔里木大學文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他有一篇文章叫《大躍進中的黃立眾“中國勞動黨”暴動事件》，敘述我們老家的這一重要政治事件。他在無為檔案館做了許多功課，調集了許多資料。但是，你可以懷疑他的表述，就像不信任我的表述一樣。我很多資料是從他的文章里拿來的。

黃立眾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他讀書期間正是我們老家大躍進、共產風時期，當時北京大學校園講壇對這個時期的國家狀態如何表述，我們不在場，所以無從得知。北京大學哲學心理系1960年4月22日有《關於開除黃立眾團籍的決議》證明材料。1960年6月，黃立眾被開除學籍。“我校哲學系四年級學生黃美琦（男），因一直堅持反動立場，懷有深刻的階級仇恨，無培養前途，於1960年6月經校長批准開除學籍。”這些歷史材料，也是值得懷疑的。在那樣一個歷史時期，為了一個開除的結論，一定要有一個理由的。所以關於開除的理由的表述，也是值得懷疑的。

黃立眾的母親和家人解釋說，當年她兒子班經常上政治課討論國家大事，班上同學們經常就當時黨在農村實行的政策諸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吃食堂、農民生活等問題進行討論，以黃立眾為代表的農村派學生極力批駁城市派學生認為農村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的生活直線上升，已達到小康水準的謬論，遭到城市派同學輿論的圍攻。在每次的討論過程中，黃立眾都根據自己的耳聞目睹和親身體驗，去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無奈他的觀點跟不上當時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形勢的需要，與當時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相違背，最終受到打擊，被開除團籍和學籍。

黃立眾的家人，也是有立場的。

黃立眾自己說：我想假期回家探親換一下這沉悶的空氣。誰知道回家成了我的災難。安徽情況比河北更糟，怨聲載道，罵聲沖天。這裡說餓死人，那裡說吃四兩米。回到學校學習討論時，我就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大躍進取得了偉大的成績，但農業方面，有個別地區卻有問題，如安徽出現的餓死人現象，但遭到了無情的批判。接著陸平校長又把我開除了。系領導宣布我離開學校，不到一個小時，我被押上火車。

我們不是當事人，不在場，我們只能相對準確地還原真實。為了還原真實，我們必須回到當年那個歷史情境裡，回到當年那個政治環境裡，回到當年那個國家現狀中。

當年我們無為屬於蕪湖地區行署的一個縣，1958年姚奎甲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全縣糧食總產量是6.2億斤，卻上報13億斤；1959年總產量是4.4億斤，上報11億斤（這個數據也有多個版本）。結果，無為縣大量餓死人。姚奎甲此人曾率領桐西大隊轉戰於桐城青草塥、潛山野人寨、懷寧黃泥崗，建國後姚奎甲歷任潛山縣縣長，桐城縣縣長、縣委書記，中共安慶地委農工部長、副書記，蕪湖地委書記處書記兼無為縣委書記，徽州地委副書記等職。

彭德懷1958年上半年到安徽視察，陪同者是張愷帆。後來有人認為彭德懷廬山會議致信毛澤東的材料是張愷帆提供的。張愷帆是無為縣人，時為安徽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是安徽省第三號政治人物，無為縣陡溝區張家墩人，他父親是小地主。1956年7月張愷帆排名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安徽省省長黃岩、安徽省委副書記李世農之後。

廬山會議召開後，張愷帆前往老家無為縣，宣告停辦公共食堂，並處分了一些幹部。他在無為縣觀震潮廣場上召開萬人大會，說，“什麼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不勞而獲，剝削別人。請問社員搞點小塊土地，養幾隻雞生幾個蛋賣賣，這是剝削了哪個？我們是領導群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貧窮的道路。”“這樣搞下去，人家要革我們的命了。”此時，無為縣和整個安徽境內，已經大面積餓死人。“慘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沒有勁挖，天又熱，沿途常聞到腐屍的味道。”張愷帆晚年回憶他1959年7月在無為縣的見聞時說。

我現在敘述的事實是根據張愷帆的回憶錄文本說的。張愷帆沒有想到的是，以糾左為目的的廬山會議，中途改變方向。彭德懷一封3000多字的長信，在廬山受到批判，全國範圍內由此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鬥爭。張愷帆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被批鬥、下放農村，還遭秘密關押審問207天。他成了安徽省的“小彭德懷”。反右運動中，安徽全省黨內外人士劃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萬人。

張愷帆在1959年7月4日前往無為，“大鬧無為20天”。張愷帆在巢縣發現情況比春節時嚴重，公共食堂一概是清水煮青菜、蘿蔔葉子，從無為縣趕來的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傑說，無為的情況更為嚴重。他們於是來到了無為。“第一鎮是石澗，路上行人沒有一個不帶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農戶家裡看看，大多數躺在床上，呻吟不絕。”很多人向張愷帆下跪求救。他們說，“我們還不如雞，雞一天還有兩把米。”“聽說上頭規定每人每天二兩原糧（稻、麥而非米、面），能發到我們手裡也好。發給食堂，層層剋扣，我們就一點見不到了。”“食堂不能再辦了。”“張省長，把自留地還給我們，我們也度度命。”張愷帆印象深刻的是石澗區沿河梢村，“全村十幾戶人家就有九個孤兒！農民家裡，第一個餓死的，家裡人還給他弄幾塊板，釘個棺材。第二、第三個餓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門板抬出去。第四、第五個就更慘了。”

張愷帆晚年回憶，當晚，在無為縣城，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向張愷帆匯報時，堅稱1958年全縣共收糧食13億斤，上交7億斤，現在農民每人每天可得4兩原糧，全縣浮腫病人不過萬把人，“浮腫的人都是好吃懶做，不做事當然沒有飯吃。”但第二天，他從無為縣糧食局長處獲知，縣裡有兩本賬，一本7億斤，另一本13億斤。他知道縣委書記在說謊。

那個年頭，全國都在吹牛，各級都在謊報數字，不獨姚奎甲一個。遇到荒年，都要死人，不管什麼政治制度下，都要死人。問題是，把那些虛報的糧食收上去了，分配給誰吃了？誰擁有再分配權？合理嗎？問題是，什麼樣的政治環境，能讓荒年少死人？

張愷帆在無為縣共處分15名幹部，提出著名的“三還原兩開放”：吃飯還原（解散食堂）、房屋還原、小塊土地還原；開放水面，開放自由市場。他晚年回憶說，在7月7日講話之前，他在無為縣西鄉、東鄉、南鄉考察了二三十個公社，回到縣城後即決定給安徽省委寫報告，同時停辦食堂。稍晚，在安徽廬江縣調研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也被張愷帆叫到無為，張愷帆希望桂能與他一同反映無為的現狀：“我知道，這種時候，我一個人反映，曾希聖同志肯定是不會相信的。”

此時，張愷帆已將無為縣200萬斤糧食裝上船，準備完成省委要求的徵購任務。“王光宇同志一天幾次電話向無為要糧食，張口就是幾千萬斤……他（桂林棲）把桌子一拍：裝上船也不行！卸下來！糧食一點也不准調出去！”張愷帆說他打電話給安徽省候補書記、副省長陸學斌，希望他從省委宣傳部派兩個人過來，陸學斌派來了《安徽日報》的兩名記者，張愷帆讓他們寫一份報告外加一份內參。“如果省里講不通，就把內參送到中央去。不管有多大風險，我是決心要把實際情況反映上去的。”

任何一個人的回憶錄都是不可信任的。據說中國許多回憶錄需要家屬同意，才能出版。歷史的真相，永遠在聰明人的認知里。當你有了懷疑，辨偽的真知灼見，你才會強大，才會發現真相，說出真相。成王敗寇，歷史都會粉飾勝利者。水性楊花，歷史也是說謊高手。

1959年8月4日，安徽省委專門就張愷帆案形成報告，送給廬山開會的曾希聖，後遞交給毛澤東。8月10日，毛澤東做了批語：“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安徽省省長黃岩提前從廬山回來，召集省委常委會議，張愷帆開始受到長達51天的批鬥，被“掃地出門”。

依官方數據，在無為縣大躍進人口最低谷的1960年，人口總數為662557人，而此前該縣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57年，982979人。三年來無為縣人口減少了約32萬人，大約是該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整個安徽省農村1961年較1958年共減少了449萬人。這些數據見《無為縣誌》。

我是64年出生的，這些重大事件，我都不在場。但是，我知道，共產風期間，我外公餓死了，小舅底下的一個小小舅，據說長得很帥，差點當兵走了，浮腫，肚子裡有蟲，後請巫婆來，肚子裡插針，死了。家人講述了這些，我獲得了一些歷史認知。不過讀者完全可以不相信我，任何一個講述，都有可能是說謊，但是，世界上一定有說真話的，一定有做艱苦的真相推理的。我不在場，但不影響我獲得歷史在場感。

1960年6月，黃立眾被開除回家後，因戶口本上註明了開除原因，覺得很沒面子，在長江輪渡上，他乘銅陵至無為土橋的輪渡，他一氣之下，將戶口本扔進長江。後去過蕪湖、上海、南昌、長沙等城市找工作，均因沒有戶口證明無功而返，被迫在家務農。黃立眾曾組織社員外流以求生存，但由於地方民兵看管過嚴，只有6人外流成功，其中包括黃立眾的弟弟黃和道。當時地方法紀蕩然無存，地方幹部違法亂紀，任意捆綁、吊打社員和剋扣社員飯票，普通百姓毫無民主自由可言。由於糧食供應不足，又沒有外流機會，許多社員只有坐以待斃，家鄉到處都見餓死人現象。他後來交待：“回到家，因戶口失落，到處找工作，四處碰壁，於是被迫與社員一起參加勞動，……幾兩米的生活不是人受的，我們縣的死亡率就高達27%。於是我就拿起階級鬥爭理論，喚起人民群眾為自己的生存權作鬥爭。”

 黃立眾決定自己組織“勞動黨”，想通過暴力途徑來改變現狀。黃立眾首先發展自己認為可靠的骨幹成員，然後利用這些骨幹成員籌建“勞動黨”組織機構，自己幕後策劃指揮，成立特別委員會、黨委會和區委會，在區委會下面設立支部和小組。特別委員會負責與各區委員會聯繫工作，黨委會負責審核和批准入黨成員名單，區委會負責宣傳和政務工作。還計劃在當地小村莊建立“自衛團”，在大村莊建立“保衛團”，並從中選拔正規軍和游擊隊，在各村設正、副村長，在群眾中發展“農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組織。還打算雇用轉業軍人做軍事顧問。由於該案及時被破獲，這些組織僅具雛形，有的還在籌畫之中，沒來得及成立。黃立眾發展成員的方式是通過熟人、親戚朋友來發展聯絡的。先由他自己發展骨幹成員，再由骨幹成員分別向各處發展其他成員。要求參加者填寫入黨申請書，也可叫人代寫。後來為了加快發展速度，口頭報名即算是加入“勞動黨”，甚至也可由別人代替報名參加“勞動黨”。申請加入“勞動黨”的人必須由勞動黨成員介紹，本人鑒字和按手印，青年、婦女都允許參加。黨費五分、一毛隨便給，完全視其本人的生活狀況和自願決定。“勞動黨”的活動經費，一部分是來自黨費，一部分是木匠組成員節衣縮食和賣柴草積蓄的錢。黃立眾還非常注重向外地發展，要其弟黃和道利用外流機會到淮北濉溪市發展。其發展原則正如黃立眾所說，“要衝破一個集體到另一個集體去，這樣全國就像一掛爆竹，編起來就可以一起爆炸”。為了與外地聯繫方便，在樅陽縣、土橋等地建立了聯絡站。

 組織初具雛形後，黃立眾親自撰寫“致全國同胞書”、“關於人民群眾就是力量問題”和其他宣傳材料，制定“黨綱黨章”、“懲治官僚主義臨時條例”、“入黨申請書”和“土地綱領”等一系列“勞動黨”組織理論，同時編制歌謠，刻寫傳單，進行宣傳，動員社員加入“勞動黨”組織。針對當時農民的生活情況，黃立眾編寫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謠，對農民的困苦情況進行宣傳，如：“政府說得都好聽，口口聲聲為人民。我農民實在難忍，哎喲，哎喲，我農民實在難忍；四兩米稀飯照見鬼魂，浮腫病到處流行，田裡草長得比人深。一畝七斤、八斤，哎喲，哎喲，一畝七斤、八斤”。在田頭地間向當地社員宣傳參加“勞動黨”的好處，如婦女一天只干8小時活，月經期不下地勞動。對農民說目前的困難不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就應該得到救濟。並引用黑格爾的話說：“人民是大地之王，一切政黨，其理論政策都是人民的工具，當它喪失了工具作用時，人民將它一腳踢開是應該的，理所當然的。”他說目前的困難不僅僅是下面的官僚主義的錯，這還是上級黨的錯。告訴群眾全國各地都有這樣的活動。

為了提高自己的影響力，利用社員想擺脫困境的迫切願望和大多數社員的愚昧無知及農村中的資訊閉塞狀況，黃立眾說自己是北京大學派下來成立“勞動黨”的，他是三縣調查員，下來調查農村群眾生活的，上面有彭德懷領導，省里有張愷帆領導。為了煽動群眾的情緒，製造恐慌氣氛和混亂局面，“勞動黨”還利用當時國際形勢和大陸同台灣的緊張關係，大肆散布謠言，如“毛主席不愛人民，人民餓死完了”，“美國很快就要同蘇聯打仗了”，“國民黨飛機送糧，在襄安（無為縣屬下的一個鎮）丟了兵，在福建丟麵粉了”，“飛機來了不要怕，不是丟傳單，就是丟麵粉，不是丟餅子，就是丟紅糖”，“上海活動了，南京活動了。飛機運糧到景德鎮，還丟灰面”，“勞動黨愛人民，共產黨不給人吃”，“福建被台灣打過去了，上海、南京爆炸了，台灣飛機炸的”等等。

在發展武裝方面，1961年元旦，黃立眾利用熟人關繫到無為縣縣城大量搜集、偵查無為縣城軍警布置情況，以及縣公安局、民警二支隊人數和武器種類等軍事裝備情況。曾動員土橋公社民兵教員潘榮明，讓其答應在暴動時，利用職權將土橋公社民兵使用的一梃機槍和三十六支步槍全部獻給暴動人員使用，並打制一批刀矛。如果武器不夠，一旦暴動發生後，就有甚麼用甚麼，如在田裡做事手裡拿著鋤頭，就用鋤頭，拿著鍁就用鍁。暴動時，一家老小全部上。同時準備在暴動時，散發傳單，對解放軍進行思想宣傳，企圖讓解放軍掉轉槍口。

暴動的時間確定在61年春節，黃立眾開列了將要殺害的地方幹部名單。布置徐長松搶奪臨湖大隊槍支，借木匠組作掩護特製八把斧子作為殺人武器，又召集焦兆祥等12人成立突擊隊，準備以500人攻打生產隊、大隊和崑山公社，以500人攻打普濟圩農場（今屬銅陵市，為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劫奪犯人，擴大暴動力量。兩支隊伍匯合後再攻打無城，入山（大別山余脈一直延伸至無為縣西南境內）展開游擊戰爭。其計劃周密而詳細。正如黃立眾後來所交代的，“原準備發展到一百萬人才暴動，本來發展特別快，發展的社會條件非常好。可後來社員要求快點暴動，我打算將人數縮小到15000人才行動。準備足夠力量全面行動，首先建立政權，建立武裝鬥爭，將公社幹部監禁起來，對那些罪大惡極、貪污腐化幹部不客氣，實行餓死政策，並建立自衛隊來保衛人民勝利果實。對人民解放軍採取說服辦法，講清我們不是造反，而是沒有辦法，來瓦解人民解放軍……”

由此可知，黃立眾組織的“中國勞動黨”，組織嚴密，綱領明確。至破案時，不到3個月時間，共發展成員119人13，散布當時牛埠區崑山、汪田、民權、湖隴、練溪、洪巷6個公社和湖隴鎮，波及無為、樅陽、濉溪三個3個縣、市。從其成員構成來看，有地主11人，富農3人，壞分子3人，土匪1人，偽三青團分隊長1人，地主子弟9人，小刀會會員1人，兵痞3人，被清洗幹部12人，被開除學生1人，共45人，占該案成員總數38％。基層幹部中少數政治上動搖的分子，也參加了這個組織，其中有木匠組組長1人，生產組長2人，民兵幹部5人，社辦工廠車間主任1人，生產隊會計2名，共11人。其中還有共產黨員2人，共青團員5人，基幹民兵8人，普通民兵37人。這個組織共有骨幹分子28人，包括主犯1人。其中有三青團分隊隊長1人，地主子弟5人，被清洗幹部5人，計11名，占骨幹分子總數39％，其他皆為農民。14其參加人員社會成份的多樣性，涉及面之廣，在秘密狀況下，短時間內參加人數之多，甚至還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加入，也正說明了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的嚴重性。

 以黃立眾為首的“勞動黨”反黨反政府案件被破獲後，在無為縣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勞動黨”組織和成員受到無為縣政府和公檢法部門的沉重打擊和嚴肅處理。經無為縣委擬處，蕪湖中級人民法院（當時無為縣隸屬於蕪湖地區，後改隸屬於巢湖地區）同意，判處黃立眾死緩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吳舜臣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他人有9人被判3至7年有期徒刑。黃立眾本人自入獄後，無為縣人民法院曾多次組織法官對其進行審訊，無奈黃的政治理論修養太深，常常針貶時弊，慷慨陳詞，始終不肯認錯，並在獄中組織號犯，衝擊監獄，寫“反動黑詩”，此外，還利用節省下來的草紙來記寫他的思想。經獄警多次教育而仍不悔改，再以裝瘋賣傻以求保釋出獄，繼以絕食、自盡以示威，堅持“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寫信給毛主席，要求獄中領導代其向省和中央上訴，自1961年至1970年在無為監獄關押。1970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無為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刑事判決書（62）刑字第27號判決書判決首犯黃立眾死刑，立即執行；判處主犯吳舜臣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他同案犯7人分別被判處3至10年有期徒刑；8人被判管制2至5年；9人被判為反革命分子、監督生產；有11人被判為反革命集團成員；有83人不定為反革命集團成員。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鑒字（82）第107號批覆無為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中所說：被告黃立眾為首的“中國勞動黨”，主要是出於對當時農村受“左”傾政策的影響，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和對“五風”盛行不滿，想要改變和改善這種現狀，並非出於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張現已證明有些是正確的，但被告黃立眾為首成立的組織是非法的，錯誤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團罪處刑不當，屬冤殺，其餘被告均宣告無罪。

歷史沒有如果，老家的人說，如果北大學生黃立眾沒有從觀念上反對大躍進、共產風的做法，如果沒有後來的組建反對國家的政黨，他應該也是我們老家出的一個人物啊。作為北大的學生，他和林昭一樣，及時反對國家政治上的一些錯誤做法，獲刑致死。不像我們很多的學者，都是事後反對，並亮明觀點，前者是政治犯，後者是學術犯（呵呵一個玩笑）。林昭1980年8月22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撤銷之前判決，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並認定該案為冤殺無辜。1980年上海高院再次做出覆審，認定以精神病撤銷判決不妥，撤銷1980年裁定，但仍與之前判決一併撤銷，宣布林昭無罪。

我們都是歷史的後人，那些血腥的歷史，浮誇的歷史，餓死人的歷史，我們都是不在場者，我們都是事後諸葛亮，我們都是不明真相的人，但我們是探究真相的人。說真話、說假話的，一眼就看得出。但是你要證明一個人說假話，卻是非常的困難。

為了真相，我們需要許多洞見，需要許多證據，需要許多態度，需要許多見解，甚至需要拋棄自己的陋見，執念。我親眼知道的一個事實是，我家門口有一個老幹部，包區長，開城人，包遵信的父親，共產風時期收養過許多親屬。他家人口特別多，包遵信就是收養的。他後來親養的幾個孩子，我們都很熟悉，小時候在一起玩。在這個表述上，我有在場感。以前過年時，我家對門的他家，總是回來的人最多，幾乎全國各大城市都有。

至於趙嘯泉有沒有參加中國勞動黨，我父親（在世）說，這些事都是國家公檢法說了算的，我們小公社幹部，就是收了他的證書，控制他外出，他以前是要到處跑、告狀的，後來我們重用他了，讓他教書了，東西就可以還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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