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天真的知識分子走入了毛澤東設下的圈套。他們燃燒了青春、理想，甚至生命。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欺騙（1）延安圈套

編寫：高天韻

中共近百年的歷史，是一部殺人的歷史，是對內、對外不斷鬥爭的歷史。謊言、暴力，充斥泛濫，遺禍無窮。然而，當罪惡的真相層層曝光、漸漸廣為人知時，在經歷了長期的動盪悲劇後，很多人依然對中共抱有幻想、甚至相信它的新的謊言。這是為什麼？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謊言具有精緻的欺騙性，而且與時俱進，變換包裝，因而迷惑了幾代中國人。本篇關注中共對於知識分子的欺騙、迫害和思想改造。

中國的知識分子，即士大夫階層，世世代代承載和傳播著中華傳統文化，堪稱社會的中流砥柱。歷史上的風流才俊，寫下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壯志，演繹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豪情。

然而，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下，在中共全面、系統的思想改造之下，大陸知識分子飽受摧殘，苦不堪言。從延安整風、反右、文化大革命，到“六四”屠城，再到當代的信息封鎖及對正義知識分子的打壓，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政治運動中、在謊言的包圍和強權的壓制下，一步步喪失了獨立的人格，從整體上淪為中共政治服務的工具。中共曾經宣揚知識分子最嚮往的民主和自由，可是，在中共治下，知識分子從未獲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延安圈套

西安事變後，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府”改稱“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簡稱“邊區”，占陝甘寧三省之邊地，形成了“國中之國”。1937年1月13日，毛澤東、朱德率部將中央機關由保安遷至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共打出了“抗日”與“民主”的大旗，大肆宣傳鼓惑。一時間，延安，成為許多愛國志士、尤其是熱血青年心中的“聖地”。大批知識青年懷抱愛國救亡的熱情，克服艱難險阻、甚至冒着生命危險，奔赴延安，投身共產運動。他們到達目的地時，都激動萬分，為終於踏上了“自由”與“聖潔”之地而雀躍高歌。

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胡績偉，1939年由四川抵達延安。時年23歲的他寫下了最初的印象：“呼吸到一陣陣自由的空氣。……能敞懷議論，能放聲歌唱，這不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嗎？”“……沒有對青年、對知識分子的壓制迫害……”（多年後，胡績偉說：“這份報紙（《人民日報》），除了年月日是真的，其它沒什麼真的！”）

詩人何其芳這樣描述：“延安的城門成天開着，成天有從各個方向走過來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燒着希望，走進這城門。學習，歌唱，過着緊張的快活的日子。”

學者裴毅然在《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中說：“共產主義高舉公平旗幟，對資本主義展開強烈批判，占據道德高度，具有相當迷惑性。”“一套全新的思想體系，從術語到概念，因陌生而新鮮，因新鮮而光芒四射，不知迷倒了多少中小知識分子。”

章士釗在《疏<黃帝魂>》中寫：“蓋當時論家好以將來未知之數翻作前提，以折服人。此在邏輯，直犯倒果為因之悖。而論家不顧。”

1940年，毛澤東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講演中炫耀陝甘寧邊區的“進步”。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校開學典禮上宣布整風，他在大會上的演講《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中說：“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分子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

在《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書中，高華寫：“毛澤東擺出一副青年知識分子保護人的姿態，頻頻發表同情他們的言論，將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步步誘入早已為他們準備好的進攻塹壕。……3月中下旬，毛澤東的言論向更‘開明’的方向發展，《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反宗派主義的社論。”

大批天真的知識分子走入了毛澤東設下的圈套。他們燃燒了青春、理想，甚至生命。

凋零的野百合花

提到延安整風，不能迴避一個名字：王實味。這位中共文字獄的首個受難者，注釋了延安的“開明”。王實味，河南人，1926年加入中共，1937年10月到達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翻譯了200多萬字的馬列著作。

王實味性格孤傲，秉性耿直。從1942年2月始，他響應毛澤東的號召，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

1942年2月26日，王實味動筆撰寫雜文《野百合花》，四節文章於3月13日、3月23日發表在《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王實味在文中批評了延安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反映了延安青年們的失望情緒。在文章結尾，王實味寫：“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看到王實味的文章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

王實味並未意識到山雨欲來。他意猶未盡，繼續在牆報發聲，呼籲發揮正氣，消滅邪氣，說：“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的幾期牆報貼在布上，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引得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閱讀。

一天晚上，毛澤東提着馬燈也去看了王實味的牆報。他後來說：“不少的人，從很遠的地方跑到小鞭溝看他的文章，但沒人看我的呀！”“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

決心狠整王實味的，除了毛澤東，還有其他中共領導人。當時，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約王震一行，到中央研究院觀看壁報。王震看完壁報後大怒，指責像王實味這類文人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中分析說：“王實味的思想確實和毛澤東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王實味鼓吹的‘平等’、‘博愛’觀念，從根本上說，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領袖至上’觀念存在着嚴重的對立。從王實味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必然引發出人的主體精神的高揚；而確立‘領袖至上’的觀念的首要條件就是削弱乃至消滅人的自主性，使人成為‘齒輪和螺絲釘’。1942年的毛澤東正全力追求實現這個‘宏偉’的目標，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即是毛的）馴服工具’，如果聽任王實味‘蠱惑人心’的言論繼續擴散，勢必嚴重抵消毛的努力。因此，王實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澤東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礙。”

由於挑戰毛思想，王實味被定性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暗藏的國民黨特務”。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將王實味正式逮捕。

1947年3月，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打進延安前夕，一百多名已關押了將近五年的“特務”、“漢奸”、“托派”等被押撤離。在黃河邊，他們全部被秘密處死。

1947年6月，國軍飛機炸毀了王實味被關押的看守所，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如何處置。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與副部長李克農批示：將王實味就地處決。7月1日夜，在山西興縣，執行幹部為節省子彈，將王實味帶到黃河邊的一處偏僻山隅，從他身後用大砍刀將他砍死。因怕被人認出，王實味被亂刀砍了百次，血肉模糊的屍體被丟在枯井內。

純真的幻滅

在湧向延安的青年當中，許多人出身名門望族、書香世家。他們無懼物質條件的艱苦，奔向紅色大旗。然而，在歷時三年多的整風運動里，這些青年經歷了嚴酷的整肅，純真幻滅。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在延安時是王實味的好朋友。他在整風運動前離開延安，1941年被開除出黨。他曾說，如果當年留下，“在後來的一個個‘抓特務’運動、‘搶救’運動、‘整風’運動中我總難逃一死，可能像王實味一樣。”

民運人士、被兩度開除出黨的王若望說過：“當時投奔延安的我們，都有受騙上當的感覺，都覺著死氣沉沉，王實味是位敢言的作家，他在延安的小砭溝牆報上公開挑戰毛澤東的權威，很快就成了毛澤東的俎上肉；接着我在延安的大砭溝編輯的輕騎隊牆報也成為批判對象。王實味被抓後，我接着也被貶到山東，成了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整個延安，政治空氣凝固了，人人自危”。謝韜後來有評：“王實味死的冤枉、死在夢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

“紅色女作家”顏一煙出身滿族貴族，曾於北京大學和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1938年春前往延安。據顏一煙之兄顏毓蘅的兒子顏超記述，其姑姑和姑父高羽在延安都經歷過“審查”。高羽因為曾被捕入獄，黨籍一直沒有得到恢復，而顏一煙“也曾遭到長時間的審查和監禁”。顏超說：“我想也許這段經歷給姑姑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思維和心靈創傷。”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父親是清末赴日留學生，曾任北平鐵路局局長；母親是清末舉人的女兒。韋君宜1934年考入清華大學哲學系，積極參加學生救亡運動，加入民族武裝自衛會。1935年12月，她投身“一二·九”運動，1936年加入中共，1939年到達延安，從事青年工作，還擔任過編輯、教師等職。

這位當年的清華大學高材生曾說：“我們這個革命隊伍里有好多當年得獎學金的、受校長賞識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學上有所建樹當非難事。但是我們把這一切都拋棄了，義無反顧，把我們的聰明才智全部獻給了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我並沒有放棄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裡面了，包括自由與民主。”

然而，在現實中，韋君宜所體驗和見證的，卻與“美好”恰恰相反。1998年，韋君宜出版回憶錄《思痛錄》，記述了中共的歷次政治運動，反思其毒害，引發巨大反響。該書有一章講述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搶救運動”。

韋君宜自述，當時，她和丈夫楊述受到了黨部的打擊和懷疑，“接着運動從學校發展到社會，開鬥爭大會，鬥爭所有從原來的國民黨統治下的綏德留下來給共產黨工作的幹部。他們大部分都成了‘特務’。這已經夠使人吃驚了，然後來了更使人想不到的事情——運動引向了外來幹部，引向我們這些不遠萬里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

“這一下子打垮了多少為共產主義而坐牢的人！我無法估計。反正，當時楊述可是挨上了。……還是根據上邊宣布的那一條‘紅旗政策’的邏輯，被打成了國民黨特務！後來，他就被押進了‘整風班’，關押起來。整風，整風！”“我一個人在空窯洞裡抱着孩子流淚。……在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信念崩塌的感覺。我所相信的共產黨是這樣對待自己的黨員的，我堅持，為了什麼？”

1943年底，絕大多數延安知識分子都被打成“特務”。此時，信念崩塌的，何止韋君宜一人？據《思痛錄》寫，從天津跟隨韋君宜到延安的女青年吳英，曾在延安政學院被關禁閉。一日，她見到韋君宜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裡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

《思痛錄》裡還寫，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在“搶救運動”中被打成特務，因為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大會上，丁汾在台上哭訴委屈說：“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着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

韋君宜小結：“我痛苦地覺得，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

韋君宜的女兒楊團說：“母親後來曾告訴我：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是沒想到要犧牲的還有自己的良心。”

當時，韋群宜曾和楊述議論：“現在只在邊區裡邊這樣干，我們這些人還能忍受，能諒解。以後如果得到了整個中國，再這麼幹，可千萬不行了。成億的老百姓不會答應的。”

若干年後，中共當真把整人的運動擴大到了全中國，而且一次比一次慘烈。幾代人、十數億百姓，淪為政治運動的犧牲品。而知識分子更是在劫難逃，被捲入了一重重謊言與恐怖的惡浪狂瀾。#

參考資料：

1. 韋君宜，《思痛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
2. 楊團，“母親韋君宜與《思痛錄》”，《書摘》2000年第11期，原載《老照片》第14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6月。
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4. 裴毅然，《烏托邦的幻滅：延安一代士林》，新銳文創，2014年。
5. 裴毅然，《紅色生活史：革命歲月那些事（1921-1949）》，獨立作家出版社，2015年。